月份:十二月 2014

未能限權,焉能達義?──向馬道立首席法官請教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大律師公會的活動指出,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尋求司法協助,他說與訟雙方都能夠請到資深大律師在法庭上打官司,反映在法援制度下,香港司法系統能夠做到「以法達義」。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直到當下這一刻,香港仍然能夠維持司法獨立,法庭能夠在審理案件時超越一切考慮,並以法律及公眾利益為依歸,這是為甚麼即使面對政府的橫蠻,市民仍然信靠法庭的原因,其中又以「司法覆核」的制度最為市民信任。在眾多司法覆核的案件上,即使有些判決不為市民認同,但大家仍然相信,「根據法律」,法庭也只能如此判決,表現出對法治精神的重視。

然而,香港現在是不是就如馬官所言,是一個能做到「以法達義」的地方呢?看來這是值得商榷的。

當下社會對法治的理解,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有法可以」、「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一般來說,香港社會在前兩個層次一直都做得很好,市民的守法意識尚高,非到了必要之時,也不會以違法的手段來挑戰不公義。不論是「佔領中環」,還是「雨傘運動」,基本的理念就是要挑戰不乎公義的政府決策,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選舉的831決定,明顯就是違反法治在先,市民以公民抗命來抵抗,這不是單以「違法就不對」就可以掩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錯誤。

七十多天以來,在三大佔領區,抗爭者的和平克制是有目共睹的。反而是一些一心要破壞運動的人,包括擁有公權力的政府,一再濫用權力來對付抗爭者,甚至做出了一些明顯超越法律認許的暴力時,才是真正破壞法治精神。法律的作用,在太平的日子是用來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規範,保障了大部份人的利益不會無理受損;但在非常時期,作用遠不至此。當社會有動蕩,法律除了用作維持社會秩序之外,更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政府假借秩序之名來鎮壓反對聲音,但在過去的七十多天,我們一再看到的,是政府對反對者的聲音肆無忌憚地鎮壓,甚至已經去到無視法律本來對他們權力的制約。

「以法限權」在過去七十多天,並沒有在掌握公權力的人身上看到,他們往往只會躲在法律的背後作威作福,無視自己是問題的始作俑者。

既然「以法限權」這個層次未達,「以法達義」就無從談起。再說,法援制度本來就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之義,讓所有人都可以不論社經地位及背景,都可以得到法律服務,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將法援演繹為「以法達義」似乎是過份簡化了。

當然,我們仍然對馬官捍衛法治是有信心的,也希望法庭仍然是彰顯法治與公義的地方,是市民尋求公正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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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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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報讀了擬任校長課程,完成了「需要分析」,算是開展了校長認證的程序。正在思索究竟所謂「教育行政」是怎樣的一回事,是為了教育而行政?抑或是為了行政而行政呢?

何秀煌教授曾說「教育是一項良心的任務」。曾任國子監祭酒的唐代文學家韓愈,他曾言簡意賅指出所謂「師」有三項要務:「傳道」、「授業」、「解惑」(《師說》),這是古人對教師的期望。今天,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傳播者,性格的模塑者、需要的協助者、憂愁的安慰者、公義的仲裁者」(梁子勤,1971)。

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不論任何一個環節,人都是處於最重要的位置。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學校管理、課堂管理、德育、授課、以至訓育、輔導等各個位置,人的參與是必然的。這當然是由於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人才以利社會發展,「科教興國」亦早已成了中國的國策,可見教育於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

加入成為教育同工的人,不少最初都本著一顆熱誠的心,有同工認為「教書很神聖,當你教導一個人的時候,你是在影響他和他周圍的人」(陳楷文,1998),故此有說教育工作是一項「人影響人」的工作。教師的工作之所以與其他行業不同,是「良心」二字。不是本著良心為師,不論這個教師能在社會上有多高的地位,也是枉然。我相信能一直在教育行業堅持下去的,都應本著這份心去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社會都期望教師「學富五車」、「為人正直」、「不偏不倚」、「因材施教」、「愛心爆棚」……,然而這是合理的期望嗎?是否合理,見人見智,但我深信,教師應該不時反思身教言教的重要,為年輕人指引未來,只要深信自己所做的正確,就不怕外界的刁難。

然而,今天當教師實在不容易。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社會視師生關係變成了消費者與供應商的關係,社會動輒對教師諸多刁難,教師因而沒有了空間去經營與學生的關係、沒有了師生之間重情的理念。小思是我大學時的恩師,她在《一生承教》一書中,寫了對老師的眷念,令人動容,但今天要找著一如老師當年的那種師生關係,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沒有空間。

老師的文章公認寫得好,正常去想,鼓勵她創作的應該是中文老師吧。然而,鼓勵她寫第一個專欄的,卻是當時新亞書院生物系的系主任任國榮老師。老師回憶在大學二年級時,任老師每星期都會跟她「喝杯香片茶,跟他聊天,——談的竟是文學和創作」。試問這樣的空間,身教言傳,在今天忙亂的教育環境下,恐怕是妄想吧?一位生物學的教授,看到了學生的文章寫得好,不單鼓勵,還有空間為學生批改,使其進步。我相信今天很多教師,都會很嚮往有這樣的空間,為學生的成長努力,但是,這不過是嚮往而已。

教育當局常常以為,不斷的給錢學校,就能為教師「創造空間」。這種事事以為錢可以解決問題的思維,不單無法解決問題,反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假如真的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請認真給教師空間,別太多干預。

我有時在想,當有一天我有機會擔任校長的話,究竟我要辦一間怎樣的學校呢?而這個社會又會想要怎樣的教育呢?

(原文刊「明報讀書網」,2012年8月29日。修訂於2014年12月9日)

談《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意義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文本正本,現存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12月2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中國政府拒絕向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簽證赴港一事進行緊急辯論,委員會主席奧塔韋(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收到來自中國的官員指,《中英聯合聲明》已在1997年失效,故此英國無權就「聯合聲明」在香港施行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事帶出了兩個訊息,一是究竟兩個締約國簽訂的條約,能否由其中一國單方面宣稱失效?二是《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清末時三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北京條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將同時恢復效力呢?

政府及建制派常說,香港應以中史科取代通識科,認為學生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那麼,我們就翻開歷史,看看怎樣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這個訊息。

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急需尋求海外市場來傾銷大量生產的商品,以換取更多的資本作生意的擴張。相比於西方如歐美,遠在東方的亞洲,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尤以當時中國為甚。從前,我們的中史教科書都說,自清於1644年立國,即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因此中外交往不多。其實這是大可商榷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從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事實上,去到晚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已達四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對於急於尋找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說,自是非常希望能在中國營商了。而且,假如清廷是「閉關自守」,便難以解釋為何葡萄牙自16世紀一直管治澳門,直至2000年。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中國並非沒有和外國做生意,只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饒,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中國手工業興旺,反而是外國渴求中國產品,導致長時間都是中國享有貿易順差。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以擁有中國製產品為身份象徵,尤以貴族為甚。這個情況終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被打破。

由於清廷的天朝心態,對外國來華貿易視之為「恩賜」,初期外國人來華貿易顯然都接受清廷的這種態度。但是後來清廷因為未能趕上世界的潮流,對外國來華貿易諸多限制,商人遂轉而要求其所屬政府向清廷施壓,包括使用軍事力量來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當軍事力量一出,外國便發現了清廷的軍力不堪,於是便對用軍力威嚇的忌諱減低了,這就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1839年清廷與英國政府就貿易問題交戰,導火線是鴉片問題,故此中國歷史稱之為「鴉片戰爭」。戰爭歷時3年,至1842年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戰事。《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其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也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

《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是這樣描述割讓香港島的:

……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文版的描述則是: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從文本看來,香港島是永久讓英國掌管的。即使中史書上常以「不平等條約」來說明《南京條約》以至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各項條約,以說明條約的不合理,我們不應予以承認。但是我們同時卻要了解,所謂「不平等」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的,環顧中外歷史,這樣的條約不知凡幾。戰敗國要對戰勝國俯首,這不是西方的權利,中國歷朝也有對周邊國家用兵,戰勝了便要他人俯首稱臣,朝鮮、日本、安南等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都成了中國的朝貢國;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曾經不是「中國」一部分,是在戰敗後被強行納入版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些周邊國家來說,也應該是「不平等」的。

因此,雙方簽訂條約,本質上是雙方都必須遵守,除非締約雙方議訂修改或取消。

然而,1984年由中英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即《中英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開首是這樣說的: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明的內容只提及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交還」香港給中國,並未提到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如何處置。當然,中共一早已表示不承認所謂「不平等條約」,但英國則一直認為條約有效,相信因此兩國在香港問題上是刻意迴避提及三約的。

聯合聲明的句式,其實大部分條款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中文版)及「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英文版)開首的,這意味著這份文件對締約國雙方都有同等的約束力,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此外,聯合聲明並沒有為有效期作明確的規定,中國政府卻有此聲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見「聯合聲明」三‧(十二))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解,是整份聯合聲明,有效期至少應有五十年。在這個「五十年」之內,中英雙方都有不論是政治、道德、以至實質上,在香港事務上都有共同的責任,以體現兩國遵行聯合聲明的要求。

假如中國的官員真的認為聯合聲明失效,並以此作為拒絕英國國會調查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理由,即是單方面撕毀國與國之間的協議,理論上即是將香港問題推回至1984年12月19日之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既從未明言廢止,即持續有效,直至有另行的商討為止。如果聯合聲明失效,當可理解為英國與中國從沒有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英國當可立即領回香港的管治權。

還有一點很重要,清廷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是由國民政府繼承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到台灣,事實上並未亡國,只是被中共逼到台灣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歷史,就不能否認,民國建立了103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北京不願承認、也不想大家承認而已。如果真的要談香港「回歸」,對象也該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共。

當然,這不可能是政治現實。歷史也沒有如果,但我們卻可跳出管治者欲灌輸給我們的歷史角度,大膽思考,太史公也說,觀照歷史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從小學歷史,甚少要我們質疑,因為歷史都被認為是「事實」,政府與部分政客也是如此認為,所以提出要「必修」中史。但我們要閱讀歷史,就要建立自己的史觀,揭破當權者的謬誤,才是學歷史的應有態度。從這次有中國官員聲稱聯合聲明失效為引,回看歷史,揭穿荒謬,這樣的歷史課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