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五月 2018

中小學待遇改善了,大學老師呢?

政府公佈,中小學教席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讓擁有大學學位及師訓資歷的同工獲得應有的待遇,對於吸引及挽留優秀教育人才是合理的措施,雖然遲了很多年,但總算回歸正途。

可是,在同時間大專界卻的同工卻面臨比中小學同工更嚴峻的處境。在這個學年末,大學接二連三發生教學人員不獲續約、或被逼由全職轉為兼職的事件,而且不少都是大學內資深的教師,教學表現優良。

香港的大學「重研輕教」已不是什麼秘密,教資會的政策要求大學在研究上「交數」也早有同工詳述,在大學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間大學的管理層便只好把資源都盡量調配到研究方面,以應付教資會兩年一度的「研究評審工作(RAE)」,而且在所謂「國際化」的要求下,多聘外國教授來港做研究。最近就有本地大學的校長遠赴英國,欲以優厚的聘用條件物色名牌大學的教授來港從事研究工作,以爭取提高大學排名。

然而,大學即使有能力籌款,政府也有配對基金,但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於是大學便需要縮減現有的資源來騰出空間,結果很多時就向教學人員開刀。

現時,除了教育大學以外,其餘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都沒有明確為教學人員(teaching staff)提供清晰的就業階梯。一般來說大學都以「研究人員」(research staff)為主,「教學人員」為副,而且「教學人員」大部分都沒有「終身制」(tenure)的安排,多以「合約制」聘任,合約年期可短至一年、甚或一個學期,薪酬很多時比起中小學老師的起薪點更低。在大學更普遍存在「流浪講師」,他們在同一學期要在不同的大學兼課,才能勉強獲得足夠的薪酬維持生活。

由於「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各類的學術研究,不能兼顧太多的教學工作,於是「教學人員」便要肩負起大量的前線教學工作。我知道有大學講師一年需要任教十一個科目、涉及八個不同的課程,其工作量之沉重可想而知,但即使他的教學表現如何理想,也要隨時面臨失業的威脅。

大學的使命,除了藉學術研究創建知識以外,同樣重要的是為社會培育人才,故此研究與教學應該得到同樣的重視。要有高質素的教學,就需要優秀的大學教師,因此政府必須設法讓熱心於教學的大學教師可以安心在大學發揮所長。院校自主是重要的,但不能讓大學管理層以此作為藉口,不公平對待、甚至剝削我們的大學教師。

本屆政府的教育新資源,大部分都落在基礎教育方面,中小學教師的待遇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樣作為教育同工一員的大學教師,似乎不單未能受惠,處境更日益嚴峻。我想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應分配資源給大學,專項要求大學訂立教學職系(teaching track)架構,明確晉升階梯,讓擅於教學的大學老師可以安心發展教學,與屬於研究職系(research track)的人員有更清晰的分工,真正做到教研並重。

政府坐擁龐大財政盈餘,絕對有承擔能力將教育做得更好,為下一代作裝備,面對未來的挑戰。

 

(文章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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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丟失了等待某日某月的耐性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我們沒有一人一手機,沒有WhatsApp、沒有Facebook,那個時候,對於約定,我們還是比較在意,約了別人在某時某地見面,不會輕易遲到、更不會輕易臨時「甩底」。

真的,其實只不過是過了廿多年,今天生活、成長在數碼世界的一代,一個短訊,便能將早已訂下的約定拋開。大家都有經驗吧:跟人約好了,並在預定的地方等待,突然對方一個短訊說到不了,甚至一聲抱歉也沒有,就這樣把你丟下。

劉偉恆導演的《某日某月》提醒了我們,其實不是很久以前,我們都曾活得比較單純,有耐性去等待值得等待的人和事。通訊的不便反而令我們更加重視承諾,願意等待。不論是周旭日和王子月在等待大家的信、還是Miss Lo在等待一個七年的約定,在今天要聯繫別人只需彈指之間的今天,我們是不是失去了些甚麼?

電影所述的1992年,是我輩成長的美好回憶,那個時代的香港,文明、安靜,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雖然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有人選擇離開,但更多人選擇(或沒選擇)留下,為生活忙碌,為生活努力。那個時候,我們還會書信往來,跟好朋友在文字之間交流想法,執筆寫字,必然想清想楚,一字不輕落。即使是天天見面的同學,也會通信,說著最內心的話。

1992年,沒有地產霸權、也沒有領匯,屋邨小店,人情味濃,鄰里之間,總是互相幫忙,不計較,就如戲中文具店主明叔般,生意也不見得一定是賺到盡。王子月在他店內兼職幫忙,與其說是賓主關係,更不如是有著如親人的關心,子月沒回店一段時間,他也還是等著她回店幫忙。活在今天,這樣的情味已日漸淡薄。

曾經有人說已沒有香港電影,但《某日某月》就是地地道道的香港電影,而且相信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讓觀眾感動,因為好的電影從來不是因為產地,而是感動人心的力量。跟劉偉恆首作《王家欣》一樣,《某日某月》平淡而讓人感動,能讓觀眾隨著劇情笑淚交織,在今天合拍片大行其道、事必大製作大場面的潮流下,這樣的清新作品,更加可貴。

 

 

某日某月
導演:劉偉恆
編劇;劉偉恆、王沛然
主演:湯怡、原島大地、邵美琪、鄭丹瑞、陳茵薇、夏韶聲
上映日期:5月31日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hensunmeetsmoon/

是誰教育界無風起浪?

最近有網民在教育局網站找到一篇論述普通話教育的文章,又掀起一陣爭議。有立法會議員問特首林鄭月娥她的母語是什麼的時候,她說是「無聊」、又說教育界有人無風起浪。

我想特首真的太過不了解教育界了,相比其他行業,教育界是最不喜歡無風起浪的專業,教師巴不得可以安安靜靜的做好教育工作,默默地為社會培育人才。可惜的是,教育界從來都難求安寧,而且不是教育界中人卻最喜歡對教育專業多言。

就以中學通識科為例。這個科目在教育改革時引入高中課程,成為核心科目,學生要必修必考,目的是要打破過去教育制度中過度偏重知識傳授的問題,因此透過引入通識教育科,讓年輕人可以在學科學習以外,能夠掌握思維方法、學會多角度思考、懂得尊重異見,從而可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

在老師們的努力嘗試、實踐之下,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目標大致上可得以實踐。事實上,有研究也指出,通識教育科的推行,令到年輕人對社會事務多了理解、認識、也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敢於思考、質疑,這都是舊制度做得不到的地方。

於是一些政客便以為通識教育科塑造了激進的一代,因為這個科目提供了「批判工具」,讓學生不學知識,只懂事事批判,言下之意是通識教育科令年輕人不負責任。但事實又真是如此嗎?早前有報導指出,政府前中央政策組的一項研究也顯示,雖然學生都認為通識教育科內容「牽涉太多政治」,但同時學生亦認為這科增強了他們對政治議題的觸覺,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其實這一科的學習對氣們的政治立場的影響非常輕微,也沒有證據顯示學生因此會變得激進。

這顯示出通識教育科的老師,並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利用這個科目向學生「洗腦」,令到他們有反對政府的傾向,反而是老師令學生更加關心社會、不再只是「死讀書」;也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因為學習通識教育科而變得激進。他們對通識教育科的攻擊也不攻自破。

然而我們都了解,一些喜歡對教育事務指指點點的政客、尤其是建制派,他們對教育界的攻擊,目的是他們看到現在的教育制度讓學生掌握到思考的方法、掌握到批判的工具,實在不利於他們愚民。政府、建制因此才是喜歡對教育無風起浪、製造議題,並向教育界施加壓力及設限,使教育的權力及自主從老師的手上奪去。

在未來的日子可以預料,教育界將會面對更大的壓力,管治者將會全方位奪取教育的話語及控制權,畢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爭奪戰。教育界準備好迎戰了嗎?

唔用普通話教中文,唔得咩?

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 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 年的統計資料,6 至65 歲的人士當中,有88.1%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 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 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