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子路

從「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談起

最近有一位前特首在社交網站貼文,批評某校校長及校董會不願意與曾參與示威而被警察槍傷的學生「割席」。這本來是他的言論自由,但他的帖文當中有一句是「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這就很值得討論。

著名學校領導研究大師、劍橋大學榮休教授John MacBeath曾在Effective School Leadership: Responding to Change(1998)一書中歸納了好校長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委身」(commitment),指出校長需要在校,處理學校的不同事務;其次是對學校的發展要有「願景」(vision),讓學校可以在其領導之下,作出合乎校情的發展路向;另外身為校長要有優良的溝通技巧並樂於與人接觸,因為教育本來就是以面對人為主的工作,所以身為學校領導,溝通能力是很重要的;最後,校長需要適時鼓勵及引發老師的工作動機,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建立校園文化。

不放棄任何學生 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有人可能會問,校長身為學校的行政主管,把學校管理好,不是首要的「任務」嗎?學校「管理」不善,發展又從何談起? 是的,校長當然有行政管理的責任,但決不是「第一任務」。美國智庫Wallace Foundation在2013年出版了一份名為The School Principal as Leader: Guiding Schools to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報告,羅列了校長五大任務,包括:一、為所有學生的學業成功塑造願景;二、為學校創造一個合適的教育環境;三、為學校栽培領袖;四、改善教學;五、為學校改進而管理人事、資訊及程序。 由此看來,教育界的共識是「管理」不錯是校長的「任務」之一,但決不是「第一任務」。因為學校管理並不是程序、制度那麼簡單,更加重要的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及道德。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英文是「principal」,但其實更多時候,校長是被稱為「head teacher」的,這意味着校長更重要的身分就是老師、是所有老師的領導。老師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非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們都要抱持不放棄任何學生的信念,這是我們的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那位前特首在帖文詰問:「學生高買,人贓並獲,學校會公開發什麼『不離不棄』的聲明嗎?」是的,當然不會,因為大家都深知,學生犯錯,學校有責任耐心教導,前提是我們仍然讓他留在學校,教育才有可能發生。前特首又說中槍學生「參加暴動」,校長到醫院探望學生也被說成是「政治上自保」。我想凡是有一點惻隱之心的人,也都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不要說中槍學生還未被法庭定罪,即使他真的罪成,學校仍然有教育的責任,好讓他可以有自新的機會。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專業給我們的使命並不包括把年輕人推到絕境,而是盡力把每一個年輕人教育好,為社會培育人才。

莫再給前線教育工作者添煩添亂

今天香港的教育界已經默默承受着外間不合理的打壓及質疑,校長、老師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仍然為了教育年輕人而緊守崗位,希望那些口口聲聲要教育遠離政治爭議的人,好好思考,信任前線教育工作者,讓他們可以安心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莫再給他們添煩添亂。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9年10月16日。

送中條例,送走學術自由

自政府公佈《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來,引起極大的社會爭議,政府以「台灣殺人案」為借口,把《逃犯修例》中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涵蓋範圍一下子擴大至現時沒有跟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及台灣。政府聲稱,建議的目的是要所謂「彰顯公義」、「杜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堵塞法律漏洞」云云。政府的一意孤行、且拒絕公眾諮詢之下,結果不單在立法會造成大混亂,而且在社會也引起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最大型的社會動員,反對修訂。

修例的爭議在於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是次修訂的建議,最令社會感到不安的,是修訂通過後,可以由特首提出引渡疑犯至中國,本來立法會擁有的審議權力則被削去。修訂表面上雖似有法庭把關,但是引渡的相關證據由政府當局提出,法庭的角色相對被動。

雖然李家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引渡的門檻不低、也不會移交政治犯,甚至提出不會移交疑犯至執行死刑的國家,保障疑犯的人權。但是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例如與香港簽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新加坡,就是仍然有死刑的國家之一。要拒絕移交逃犯至新加坡,是相對容易的,但如修訂通過,中國要求香港移交逃犯,問題就會複雜很多。

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以言入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但往往卻不是以言論本身來處罰疑犯,而很多時疑犯的人權保障亦不透明。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類性質極隨意的罪行之下、又或先以一些如「經濟犯罪」作為引渡的理由,回到中國才以其他罪名提控為手段,特首可以拒絕嗎?法庭的把關能力真的足夠嗎?

在香港,近年學術界一直在脅越來越大之下,很努力維護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現在主要的威脅主要是來自經費,但言論的空間雖見收窄,但還算是有,尤其社會科學、中國研究、政治研究等,環境不容易,但學者有心做相關研究的話,暫時仍未需要擔心被以言入罪。修例通過後,學者是否還能毋所畏懼地進行研究或者批評中國,則會存在很大隱憂。其結果將是學者為了人身安全,只好放棄某些研究課題,又或者要冒著風險進行研究。不論是哪種想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有人會說,如果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應反對修例。但是這樣說的人有沒有想過,為何反對的人有這樣的不安?不安的來源並非怕犯法,而是當大家要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而其司法不獨立的政權時,很多問題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加以近年中共不停加強政治及思想控制及鬥爭,學者一些涉及中國或中共的研究、以至批評,將會面臨更大風險,條例的修訂一旦通過,這種威脅將會變得更具體而實在,為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帶來更大的危害。

理大的教育初心哪裏去了?

理大民主牆事件,四位同學被大學處分,由所謂社會服務令、停學一年到踢出校並終身不獲理大取錄都有,而且判決一錘定音,不設上訴。理大校董劉炳章更表示嚴懲學生的背後是一種警告,大學不容許有談港獨的聲音。

本來,對於一些因為跟政權友好而獲委任為校董的人,能不能維護學術與言論自由已無期望,但希望他們至少要有一丁點教育理念,可是現在那些人就只懂跟隨政權起舞,不分是非。

校方推卸自身責任

好了,有人會說校董只是公職,他們本身是外人,也不一定對教育有認識,那麼學校的管理人員呢?管理大學的大都是教授,除了行政管理,他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就是教師嗎?面對學生,即使真的認為他們犯錯了,教師的職責不是應該把他們教好嗎?但理大的教師卻在做甚麼?

大學之所以對社會重要,不單只是為了培育社會人才,更是一個能讓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不同理念、思考、立場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辯論與爭議,讓大學的成員藉此創造新的知識。

有人會說,即使學生有言論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表現鹵莽,不夠「尊師重道」,應受處分,承擔後果與責任。也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但大學是否真的完全不容許年輕人「犯錯」?問題有嚴重至要剝奪學生學習的機會?反躬自省,大學對事情發展至如此結果真的沒有責任?

很多大學管理層都有一種誤解,以為大學是為了教授而存在的,他們當然擁有不能被挑戰的權力。然而他們大抵都忘了,大學最基本的存在目的,是因為年輕人的需要,不是教授更不是大學管理層的需要。

理大民主牆事件,本質是大學企圖以行政管理手段壓下政權不願見的言論,同學是先被威嚇沒收民主牆,才有激烈的行動維護大學應當捍衞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可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全由學生承擔,大學行政一方推卸所有責任,這難道公正嗎?

近年學術界、教育界的紅線越來越多,政權甚至講明甚麼甚麼不能說,即使要說,也只能有一個合乎上意的結論,這根本就是思想控制,要教師們自我審查,不可有忤逆政權的事情出現。大學站在創新思想與知識的最前線,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可是管理者並沒有盡其身為學者的責任去捍衞日益縮窄的自由,反為了逢迎權力,任由權力肆恣干預,以高高在上的行政之姿,跟隨權力起舞。

傘運之後,學生運動正在低潮,退聯一事也創傷了大學生參與社會。而連續好幾年,大學學生會的「缺莊」情況嚴重,大學生參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日漸薄弱,這又是我們樂見的嗎?當仍然有大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時,卻橫遭大學算賬,這又是大學應有的教育態度嗎?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再有蔡元培、再有高錕,但如果連期盼不忘教育初心的大學教師都是奢侈的時候,香港還談甚麼未來與希望?理大的所謂處分,正與大學教育背道而馳,而吊詭的是,今年正是五四運動100周年。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2019年3月5日)

大學聯招納「應用學習」  助教育多元發展

本文與趙永佳教授、李子建教授合著

新學制下香港大部分高中生會報考4個核心科(中、英、數及通識)及2至3個選修科。考生可從甲類高中科目、乙類「應用學習」科目或丙類「其他語言」科目選取選修科。一直以來應用學習都受聯招制度中是否得到各院校承認問題困擾,大部分教資會資助大學都只會有部分課程承認個別應用學習;更有大學只將應用學習歸入其他學習經歷來考慮,換句話說就是不會計算入聯招分數。

教育大學是教資會八大院校中暫時唯一全校層面承認應用學習作為文憑試選修科成績的院校。究竟為什麼我們要將應用學習納入為聯招收生準則之一呢?本文當然並非代表校方立場,我們只是希望就着我們對職業專才教育的理解及過往對應用學習的研究,來作一些說明。

以教大本科生課程為例,教師教育課程目標是培養同學將來投身教育事業,同時本校亦有其他課程涉及心理學、語文研究、環境研究、創意藝術等範疇。在聯招報名階段,即學生17歲左右,就要他們能決定將來路向,殊不容易。針對這問題,應用學習能透過真實或模擬的工作環境,讓同學認識並理解職場要求。雖然他們的學習範疇與將來升學和就業未必有直接關聯,但起碼他們能初步理解工作是什麼一回事,相信能刺激同學多方面考慮自己能力、興趣和志向,再進一步探索升學和就業路向。因此我們相信同學在應用學習的表現,也多少反映了他們對將來路向的決定是否較有想法。

趙永佳曾於2015年問卷抽樣調查了逾6200名來自本地中學的中五學生,結果也顯示,應用學習比較一般文憑試科目更能幫助學生籌劃未來就業方向,同學對探索自己的進路也更有信心(趙永佳、張浚樂,〈高中應用學習:生涯規劃的起點?》,2016年10月6日《明報》)。

成績評估嚴謹不遜傳統科目

應用學習課程分為六大範疇,包括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工程及生產、服務、應用科學,與商業、管理及法律,涵蓋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現時課程由多間專上院校提供,一般於中五至中六學年間進行,授課時數為180小時(一般選修科為3年270小時)。

起初,學生在課程的評估以「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異」兩個等級反映,相等於文憑試甲類科目的第2級和第3級或以上水平。到2018年,評核等級增加「達標並表現優異(II)」一級,學生最高可獲相當於文憑試甲類科目第4級或以上的成績。事實上2018年所有考生在甲類科目中,考獲4級或以上者達34.8%,但是在應用學習中獲「達標並表現優異(II)」(等同甲類科目4級或以上)的考生則只有7.3%。由此可見,該科的評估比甲類學科的嚴謹程度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認為,應用學習的變通性評估(alternative assessment)有助我們更全面認識同學不同面向的能力,例如下面會進一步闡述的核心素養等。

自2012年文憑試開始以來,日校學生報考應用學習人數由5188,降至2017年之3489,於2018年回升至3923。不過因整體考生人數也同樣下跌,應用學習佔日校考生人數比例由2012年的7.4%,跌至2017年6.8%,去年則回升至7.7%。據教育局數字,去年共有331間學校的同學報考應用學習,其中最多考生報考的是西式食品製作(682人)、航空學(369人)、酒店服務營運(204人)等。

應用學習的目的,一如課程文件所言,「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具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尤其是善於從實踐中學習的學生,可從中獲益,增進學習經歷……它着重實用的學習元素,與廣闊的專業和職業領域相關連,並與高中科目相輔相成」;而且課程本身並不是以「職前培訓」為目的,而是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情境學習,從而拓寬視野。

主流教育體制內應有多元進路

我們相信曾修讀應用學習而表現出色的同學,會從與一般選修科截然不同的學習經歷中,掌握更多元的能力和素養。與職業相關的能力只是應用學習五大課程支柱之其一,課程以不同職業領域作為學習情境,事實上亦能幫助培養同學其他素養,包括溝通能力、資訊科技等基礎技能;解難與決策等思考能力、協作精神、自我管理等人際關係能力;與誠信、責任感等價值觀和態度等。和其他學科不同,應用學習透過真實或模擬的職場環境,事實上更能讓學生培養出教育界現在廣泛推崇的「21世紀共通能力」或相近的「核心素養」。

身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以培育未來老師為我們的使命,我們深信在主流教育體制內應要有真正的多元進路。我們明白學生各有天賦和才能,並非每一名同學都在傳統學術科目有良好表現,承認應用學習的重要並非是要鼓勵同學中學畢業就出來工作,而是因為我們重視的是中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和成果。我們作為「為未來而教」的教師教育工作的一分子,應站出來支持主流體制內的多元發展。承認應用學習,正正是踏出了重要一步。

相對傳統科目,應用學習能為同學提供不一樣的學習經歷。應用學習的科目本身着重在實際環境下學習,例如選修香港演藝學院舉辦的「舞出新機 – 舞蹈藝術」課程,同學不單要學習舞蹈理論,更要透過實際舞蹈創作來表達意念。又例如選修職業訓練局舉辦的酒店營運課程,同學不單要學習與行業相關的知識,亦要透過實務來加強對內容的認知。因此,應用學習的重點是讓同學能一如杜威所倡議的「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把獲取的知識透過操作實踐出來,這些都是傳統科目學習甚少涉獵的範疇。

其次,應用學習也能以不同方式來評估同學學習表現與能力。有別於大部分「一試定生死」的標準測試模式,應用學習主要透過持續評核,由課程提供機構設計不同課業來評估學生學習表現。形式上既有傳統的紙筆測驗,亦有實作的課業。同學可以透過持續評估及導師回饋,了解自己學習該課程的表現,從而改善,以期做得更好。而他們每次的努力都能獲得肯定,最後成為文憑試成績。

提供不同學習機會 拓寬視野

由此可見,雖應用學習的實際操作與教學還是有不少可改善地方,但科目依然為同學提供了與一般選修科不同的學習機會,也能拓寬視野。在高中時期有機會獲取不同學習經歷的同學,對他們將來成為教師或從事其他行業,甚至終身學習,都有所裨益。承認應用學習成績並將其納入聯招計分準則內,不但可幫助院校更全面了解同學的不同能力與素養,更可鼓勵更多同學考慮應用學習是否更適合自己,從而使本港教育制度向更多元化方向邁步。

(本文刊於《明報》2019年1月14日)

恒大正名,改變不了高教界困境

最近恒生管理學院獲政府批准升格,並正名為香港恒生大學,成為香港第二間私立大學,校長何順文表示,會將大學建成一所以博雅教育為宗的院校,並指出不會投放額外資源追逐排名。被問及校園可否討論「港獨」時,他更指出,大學有言論自由,只要學生尊重他人,校園言論不會有太多禁區。

如果何校長能堅持他的說法,的確能為已然被扭曲的高教界帶來一點清泉。然而,在恒大獲正名的同時。香港大學附屬的明德學院卻宣布因為收生不足的原因,學院將會在下學年起停止收生,換言之,學院將會在現有學生畢業後停辦。

自新學制實施以來,成立了不少自資院校,但當中不少收生相當困難。由於這些院校基本上依賴學費來維持院校營運,不穩定的收生造成院校頗大的財政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院校自然多以短期或兼職合約聘請講師。不少在這些院校任教的同工都反映,即使他們都願意盡力維持教學質素、為學生的學習付出額外時間,但在面對現實的生活環境,可能他們有需要在不同的院校兼課,在輔導學生學業或其他教學工作上,有時也難免全兼顧,最終教學質素會打折扣。在教學質素不穩下,又更難招生,形成惡性循環。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林鄭月娥對專上教育的措施只有一段,而且只提及資助學生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對於高教界的生態扭曲仍然是隻字不提。本來一個私立公立院校並存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對社會有益的,年輕人也可以有更多元化的升學選擇,可是現時政府卻沒有全面的政策協助社會建立一個健康的高等教育環境,結果學生往往在繳納了高昂學費後,並不能得到相應質素的專上教育,更有可能要隨時面對學校倒閉,學歷認受性成疑的問題。

恒大的正名,不錯是一個好消息,但對整個高教界來說,仍然未有帶來太大的改變。我們都要思考,要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不致被拋離,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高等教育環境,讓學生學得好、讓老師教得好。

大學資源增 流浪講師零關注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增加了一點教育經常開支,包括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加強支援中小學行政工作等等。這些措施當然合理、也是政府多年來虧欠教育界的,現時只算是撥亂反正。但《施政報告》仍然無視大學生態扭曲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們都指出大學「重研輕教」之風,不單令教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大學教師兼職及零散化(如短期合約)的情況不單沒有改善,更有惡化的趨勢。

以中小學教師學位化為例,政府將在兩年內將中小學教師職級劃一提升為學位職級,以2018年4月1日起生效的薪級表而言,新入職的常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及中學學位教師的入職薪酬為30,165元,而兩個職位的頂薪點則分別為58,345及70,090元。反觀教資會資助大學,現時除了教大有明確的教學職級外,其餘大學都未有為教學人員訂立清晰的發展階梯。新入職的大學講師薪酬雖然跟中小學學位教師差不多,但入職要求明顯要高,可是在欠缺升遷機會的情況下,他們的工作待遇較中小學會相距越來越遠。在同一年資下,中小學教師的薪酬待遇將明顯拋離大學教師。

我們當然關注大學同工的待遇及職涯發展的問題,但我們的出發點是要求在一個合理公平的環境下,讓大學能發展高質素的教學。我們一直強調,大學應該教研並重,在充份尊重院校自主的情況下,政府應要求大學清晰劃分教學及研究職級,讓有志於大學教學的同工安心教學工作,因為大學的使命除了學術研究、創造知識以外,也是為社會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做好教學工作,必須有一群擅長於教學及關顧年輕人成長的大學教師,而這些都需要穩定的教學環境及長時間建立師生關係。

根據教資會的資料,大學教師兼職化的問題十分嚴重,有院校甚至有高達40%,合約可以短至一個學期,視乎獲分配的學科數目,平均月薪可以低至不足兩萬。更甚的是兼職教師欠缺工作支援,部份連固定的辦公地方也沒有,被稱為流浪講師的他們,需要在飯堂、圖書館、以至學校公眾地方與學生討論功課及關顧學生成長,這些都與優質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馳。

可是,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對這些問題全無着墨,新增的大學資源大部份都用在研究上(而且只是所謂科研,人文社科仍然零關心),並沒有為大學生態扭曲作出任何承擔,長此下去,大學的教學質素實難有改善,而有志於大學教育工作的學者,一是繼續接受不公平的剝削、一是無奈地離開業界。那麼,我們下一代的大學生又由甚麼人來培育呢?業內常有一種說法,是學者會一再告誡香港年輕人,要想清楚才好決定是不是讀博士學位,尤其是不要因為現在讀全日制博士課程可免學費就輕言來讀,因為畢業後能否有合理的事業發展,存在非常大的隱憂。試想像,當香港越來越少本地出產的博士畢業生,這個地方的將來會是怎樣?任由大學教育繼續扭曲,受害的又將會是誰?

(蘋果日報製圖)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10月16日)

被遺棄的高中學校 未竟之多元進路?

本文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大學聯招剛放榜,今年有報道指部分大學科系收生向非文憑試考生傾斜,文憑試考生及家長認為不公平,大學則以「擇優而錄」辯解。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非文憑試考生普遍憑着高昂學費的IB(國際預科文憑)課程,以非聯招途徑報名,所以引來阻窒社會流動的批評。不過我們覺得,「向非文憑試資格傾斜」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何只有IB或其他國家地區資歷才能進入非聯招門檻,本地同學如不能負擔高昂學費,就只有文憑試一條路?

自2012年實施文憑試作為高中考核以來,就有批評指文憑試「一試定生死」。大家都知道文憑試的評估要求在於學術表現,其他方面的多元智能發展,其實都未能顧及。教育界人士常有感覺,現在我們只有一把尺來量度絕大部分在本地主流學校修讀的同學,其實並不公平。把他們「禁錮」在以應付文憑試為目的之課程6年,亦未必適合培養他們的真正潛能。無論如何,結果是現時的高中制度彷彿變得比舊制更單一,學生出路變相更狹窄。

高中學校填補教育空白

回溯歷史,在新學制開始前,高中教育曾有一段相對多元的時間。2000年教改啟動,當時教統局倡議成立「高中學校」,由2003至2010年間,全港共有12所高中學校,但當中只有4所是真正的純高中,包括邱子文高中學校、明愛華德中書院、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當時教局曾認為「高中學校可以靈活地設計課程和運用資源,因應社會及人力市場的需求培訓人才,為學生提供另一條升學選擇。高中學校各具特色,它們都秉持着同一理念,就是要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課程。這些學校的學生支援工作,亦與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緊扣,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習平台讓學生在不同的領域發揮潛能」(教育局〈局中人語〉,2010年6月6日)。

在高中學校成立初期,各校都建立不同教育特色,也填補了在以文法中學為主導的高中教育空白。一直以來,高中生升讀大學一年級的比例,大約只是20%左右,其餘八成高中學生便需思考自己將來的路。高中學校的角色,能讓學生可盡早接觸文法課程以外的科目,對不少學生(尤其是不適合文法課程的學生)而言無疑是多一個選擇。

高中學校的發展,一般而言都與普通的文法中學不同,早年4所高中學校都各有特色,學生可因應自己個性及志趣報讀有關學校的高中課程,而學校也為學生未來升學作出不同安排。以已結束的邱子文高中學校為例,該校辦學團體職業訓練局為學生安排的「雙軌升學途徑」,讓學生可透過校內成績或會考成績,升讀轄下的高級文憑課程。而學校在課程設計上也提供多項「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課程)供學生選讀,讓一些擅長於「動手做」的學生也可發揮所長,也讓他們可透過不同學習方式,重拾對學習的興趣,對他們來說可能比文法課程更適合。

又例如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該校除了開辦文憑試課程外,亦舉辦經評審的「職業文憑課程」,讓學生可透過課程獲得等同資歷架構第三級的資歷,讓學生可在高中環境有多一種學習選擇。而按該校公布的「情意與社交表現」調查資料所示,學生對學習及校園生活的積極性都有所提升,也比全港學校平均值明顯較高,顯示出他們努力改善學生的行為表現,也揭示了適才施教對學生的個人成長的重要。

制度多元 才能讓年輕人發揮潛能

可是自新高中「334學制」以來,高中學校收生出現困難,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中學都以「平衡班級結構」運作,甚少學生完成初中後會選擇轉往另一所學校接受高中教育;而基於資助問題,學校也不願讓學生在中四離校。我們都知道,單一的制度、教學及學習模式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制度、模式愈是多元,才能讓更多年輕人發揮潛能。可惜自新學制開始後,高中學校(已有取錄初中生的除外)即彷彿被遺忘,其中邱子文高中學校已結束營辦,原校舍已轉為職訓局下的青年學院。而政府也沒有政策及意願鼓勵高中學校繼續發展為教育制度內不可或缺的一員,反而讓其邊緣化。新學制以來,也再沒有新辦的特色高中學校出現。

高中學校可發展出各自特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們是直資學校。直資制度的初心,本來就是讓他們可有較資助學校大的課程彈性,容讓為學生設計更適合課程。學制改革是一個契機,不單止改變公開考試制度,更應是讓制度邁向多元的時機。試想假如資助學校都能容許一定的課程彈性,而不是規定學校只能辦文憑試課程,新高中學制可能已能百花齊放、已能實踐多元進路,但可惜改變並沒有出現。

在高中學校政策被遺忘的情境下,資助中學又被鎖定文憑試課程內,高中「應用學習」便成為了唯一可能於文憑試主流科目以外的選擇。政府曾於2014年成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並於2015年發表報告,當中有提及「應用學習」的角色及認受性問題,並且建議由政府全面資助學費。相關建議亦逐漸落實,包括將應用學習成績由最高等同文憑試第三級提升至第四級,並且由政府100%承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的費用。此外,過往「應用學習」的修讀年期都是中五及中六兩年;在2014/15學年起,教育局推出「提早在中四開辦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劃,讓學校可安排學生在中四開始修讀應用學習,並於中五或中六上學期完成,給予學校一定的靈活度安排學生課堂。雖然當局推出不同措施支援學校開辦應用學習,但修讀的學生比例卻不見得有改善,歷年來都是大約6%至7%之間。而且,除了教育大學全面承認之外,其他資助大學只有極少數聯招課程承認應用學習等同正式選修科。由此可見,現時情况仍難言多元。

本來高中學校的發展,如能配合高中應用學習,是有機會為香港高中教育制度走出更闊的路,讓年輕人有更多選擇。回顧高中學校歷史,並非是要求更多高中學校出現,因為新學制先天上就不利純高中學校發展;而是希望它們在主流學制內進行實驗的初衷能被繼承。可惜的是因政策未能配合,不單未有更多特色高中學校出現,而且津貼中學要突破文憑試框框發展另類課程,更是困難重重。不知何時,大多數的高中同學才能有真正的多元進路?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8年8月27日)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中小學待遇改善了,大學老師呢?

政府公佈,中小學教席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讓擁有大學學位及師訓資歷的同工獲得應有的待遇,對於吸引及挽留優秀教育人才是合理的措施,雖然遲了很多年,但總算回歸正途。

可是,在同時間大專界卻的同工卻面臨比中小學同工更嚴峻的處境。在這個學年末,大學接二連三發生教學人員不獲續約、或被逼由全職轉為兼職的事件,而且不少都是大學內資深的教師,教學表現優良。

香港的大學「重研輕教」已不是什麼秘密,教資會的政策要求大學在研究上「交數」也早有同工詳述,在大學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間大學的管理層便只好把資源都盡量調配到研究方面,以應付教資會兩年一度的「研究評審工作(RAE)」,而且在所謂「國際化」的要求下,多聘外國教授來港做研究。最近就有本地大學的校長遠赴英國,欲以優厚的聘用條件物色名牌大學的教授來港從事研究工作,以爭取提高大學排名。

然而,大學即使有能力籌款,政府也有配對基金,但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於是大學便需要縮減現有的資源來騰出空間,結果很多時就向教學人員開刀。

現時,除了教育大學以外,其餘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都沒有明確為教學人員(teaching staff)提供清晰的就業階梯。一般來說大學都以「研究人員」(research staff)為主,「教學人員」為副,而且「教學人員」大部分都沒有「終身制」(tenure)的安排,多以「合約制」聘任,合約年期可短至一年、甚或一個學期,薪酬很多時比起中小學老師的起薪點更低。在大學更普遍存在「流浪講師」,他們在同一學期要在不同的大學兼課,才能勉強獲得足夠的薪酬維持生活。

由於「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各類的學術研究,不能兼顧太多的教學工作,於是「教學人員」便要肩負起大量的前線教學工作。我知道有大學講師一年需要任教十一個科目、涉及八個不同的課程,其工作量之沉重可想而知,但即使他的教學表現如何理想,也要隨時面臨失業的威脅。

大學的使命,除了藉學術研究創建知識以外,同樣重要的是為社會培育人才,故此研究與教學應該得到同樣的重視。要有高質素的教學,就需要優秀的大學教師,因此政府必須設法讓熱心於教學的大學教師可以安心在大學發揮所長。院校自主是重要的,但不能讓大學管理層以此作為藉口,不公平對待、甚至剝削我們的大學教師。

本屆政府的教育新資源,大部分都落在基礎教育方面,中小學教師的待遇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樣作為教育同工一員的大學教師,似乎不單未能受惠,處境更日益嚴峻。我想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應分配資源給大學,專項要求大學訂立教學職系(teaching track)架構,明確晉升階梯,讓擅於教學的大學老師可以安心發展教學,與屬於研究職系(research track)的人員有更清晰的分工,真正做到教研並重。

政府坐擁龐大財政盈餘,絕對有承擔能力將教育做得更好,為下一代作裝備,面對未來的挑戰。

 

(文章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5月31日)

我們都丟失了等待某日某月的耐性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我們沒有一人一手機,沒有WhatsApp、沒有Facebook,那個時候,對於約定,我們還是比較在意,約了別人在某時某地見面,不會輕易遲到、更不會輕易臨時「甩底」。

真的,其實只不過是過了廿多年,今天生活、成長在數碼世界的一代,一個短訊,便能將早已訂下的約定拋開。大家都有經驗吧:跟人約好了,並在預定的地方等待,突然對方一個短訊說到不了,甚至一聲抱歉也沒有,就這樣把你丟下。

劉偉恆導演的《某日某月》提醒了我們,其實不是很久以前,我們都曾活得比較單純,有耐性去等待值得等待的人和事。通訊的不便反而令我們更加重視承諾,願意等待。不論是周旭日和王子月在等待大家的信、還是Miss Lo在等待一個七年的約定,在今天要聯繫別人只需彈指之間的今天,我們是不是失去了些甚麼?

電影所述的1992年,是我輩成長的美好回憶,那個時代的香港,文明、安靜,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雖然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有人選擇離開,但更多人選擇(或沒選擇)留下,為生活忙碌,為生活努力。那個時候,我們還會書信往來,跟好朋友在文字之間交流想法,執筆寫字,必然想清想楚,一字不輕落。即使是天天見面的同學,也會通信,說著最內心的話。

1992年,沒有地產霸權、也沒有領匯,屋邨小店,人情味濃,鄰里之間,總是互相幫忙,不計較,就如戲中文具店主明叔般,生意也不見得一定是賺到盡。王子月在他店內兼職幫忙,與其說是賓主關係,更不如是有著如親人的關心,子月沒回店一段時間,他也還是等著她回店幫忙。活在今天,這樣的情味已日漸淡薄。

曾經有人說已沒有香港電影,但《某日某月》就是地地道道的香港電影,而且相信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讓觀眾感動,因為好的電影從來不是因為產地,而是感動人心的力量。跟劉偉恆首作《王家欣》一樣,《某日某月》平淡而讓人感動,能讓觀眾隨著劇情笑淚交織,在今天合拍片大行其道、事必大製作大場面的潮流下,這樣的清新作品,更加可貴。

 

 

某日某月
導演:劉偉恆
編劇;劉偉恆、王沛然
主演:湯怡、原島大地、邵美琪、鄭丹瑞、陳茵薇、夏韶聲
上映日期:5月31日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hensunmeetsm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