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子路

發展中學職專教育,共創青年未來的3點建議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早前有一個由獅子會主辦、8個社會服務機構協辦,以「未來」為主題的「全港青少年持續發展圓桌高峰論壇2021」。在論壇上,政府官員、商界代表、學者及青年工作者,共同探討了如何提升青年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及協助他們向上流動。在其中一場論壇中,由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介紹局方推動電競產業的努力,並期望各界齊心推動適合青少年參與的新生行業。

當今社會千變萬化,與會人士大多贊成現時的教育制度過分強調應試及升學,與培養同學關鍵能力及未來生涯發展,未必有太大關係。就算學校決心求變,但在文憑試的框框桎梏之下,校本改革的空間相當有限。以一所我們認識的基層學校為例,學校在初中嘗試開辦賽車電競課程,並加入機械工程(汽車維修)元素,期望在傳授專業知識外,更藉着課程培養同學堅毅及不怕失敗的特質,非常有意思。這課程大受同學歡迎,亦相當程度上回應了陳百里的呼籲。可是,就算學校在這些創新怎樣成功也好,也只能在初中推行,到了高中也只能無奈地回到文憑試的框架當中。

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在教育制度中,協助同學們取得職涯發展的能力?過去我們一直提出、並倡議推動中學職專/應用教育,讓同學在整個中學學習當中能夠擁有不同的經驗及學習選擇。本文將嘗試整理一下思路,提出3項具體的建議,拋磚引玉,供大家進一步探討。

(1)確立中學職專教育的課程制度

首先,是正式確立中學職專教育的課程制度。

一如過去我們的倡議,現時八大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s)當中,科目的設置主要都以文法科目為主,課程由理念到評核都未能走出以學科知識為主導、以紙筆考測為重心的課堂邏輯。我們建議教育局認真思考設立「應用教育學習領域(Applied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為第九個學習領域,提供初中的課程及評估指引,讓學校可以在初中階段按照學校的辦學特色及學生的學習興趣,開辦應用教育的科目及課程。在高中階段,即把現時的「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納入到此學習領域之下。

此外,亦可以考慮改革現時的「科技教育學習領域」,把現時的課程向應用教育的方向改變,包括加入更多具實際操作元素的課程內容、改變評估模式、鼓勵同學多嘗試並且能從失敗中學習。現時在這個學習領域當中,高中的科目的設置卻有欠清晰,例如為什麼「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會歸類為「科技教育」?我們倡議,不論透過新設學習領域、或者是改革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目的都是將課程的定位做得更加清晰,希望從其他學習領域中較為重視紙筆評估,轉變為着重評估學生動手做的學習過程及反思。

事實上,在中學加強職專應用課程,除了可以為同學提供更多元的課程選擇以外,更是與政府過去多年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的倡議一脈相承,不論是新設學習領域、抑或是改革現有的學習領域,同樣地都是為中學生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經驗,包括讓他們走出傳統課室學習,在真實的情境下探索世界、思考未來職涯發展。

(2)興建「應用學習教學中心」

其次,我們建議由政府撥出「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空置校舍興建「應用學習教學中心(Applied Learning Hub)」,或者在規劃興建政府綜合設施時,撥出部分樓面設置相關教學設施,並委託具有開辦相關課程經驗的機構管理,以方便學校及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可以更彈性地協調上課時間表。

現時,修讀應用學習的學生人數及比例仍然不高,其中一個原因是修讀應用學習的同學多數都未能獲學校安排在既有的時間表內上課,需要在星期六或長假期額外抽出時間前往課程提供機構上課。即使學校有意以「模式二」、即「包班」形式開辦課程,但礙於學校資源及空間有限,往往難以在校內提供合適的場地及設備供同學上課之用。這些因素都令學校難以鼓勵同學大規模選修應用學習作為高中的選修科。我們相信,由政府提供教學場地,可以大大減低學校開辦應用學習的阻礙,亦能鼓勵學校之間的協作,為同學提供更多元化的課程選擇。

在最近的課程檢討落實後,不少學校都表明將會運用騰出的課時為高中學生提供第三個選修科或應用學習,可以預期,會有更多同學修讀應用學習,教學設施及場地的需求將會增加,單靠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未必可以滿足同學的學習需求。

因此,我們認為,由政府承擔資源,為同學提供學習設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了資源運用得宜,我們建議教育局可以聯同中學(包括老師和學生)、大學、家長組織及課程提供機構,詳細規劃相關事宜,讓建議可以早日落實,為同學提供更多學習選項。

(3)改善學校教師編制,配合職專/應用教育

第三,我們建議改善學校的教師編制,以配合學校發展職專/應用教育。

自從工業中學及職業先修學校制度在1997年取消之後,香港的教師培訓便轉而以培訓文法科目的教師為主,過去由「工商師範學院」負責培訓工科及商科教師的情况不再。然而,要在中學推動職專/應用教育,便需要有專職的教師負責,才可以適當地作出規劃。與一般文法科目的教師不同,專責發展職專/應用教育的教師除了要掌握一般的課程、教學、學生成長、班級經營等知識與技能外,更應具有教育以外的業界經驗。

我們建議,在現時的中學常額教師編制內,為每一學校額外提供一個學位教席,給學校可以聘用一位有其他行業背景的教師,以專責處理職專/應用教育的發展。這位教師除了可以負責處理與應用學習相關的事宜外,更能讓一些希望自行開辦校本職業教育課程的學校聘用一位專門人才負責相關事宜,這亦是回應了「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及「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所建議、鼓勵學校開辦經認證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及應用學習的倡議。事實上,改善教師編制,提供專職教席也並非新鮮事,最近則有在編制內加入「特殊學習需要統籌主任」作為專業支援的措施之一的安排。因此加設專職教師職位統籌職專/應用教育,思考也是一樣。

上文提及由獅子會主辦的高峰論壇,以「尋找方向、共創未來」為願景,呼籲社會大眾出謀獻策,為本港青年鋪建可持續發展的跑道。我們深信,在這共創未來過程中,教育制度的與時並進,不能缺席。香港的教育制度素來偏重青年的學術發展,雖然確實令香港同學在個別領域卓有所成,但在他們的生涯發展方面,卻是一條難以否認的軟肋。

最近兩屆政府對生涯規劃教育和職業專才教育,尤表關注,先後發表兩份報告宣告要推動職專教育,但無奈至今仍然停留在口號式的推廣、宣傳套路當中。我們上面提出幾點具體建議,並非要求翻天覆地的大變,而是在現有基礎上向前一步,在主流教育制度中加入職專元素,提供足夠的機會及選擇,讓每一位同學都能各展所長,努力經營自己的人生。

(本文原刊於《明報》論壇版,2021年6月7日)

善用課檢契機 加強應用學習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政府當局早前向學校發出「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通函(下稱「通函」),正式公布並落實去年由「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出的方向建議,當中核心科目的課時將會大幅削減,所得出的課時可讓學生按個人興趣多讀一個選修科;大學校長會亦發聲明,指大學收生要求也將會有相應的改變。

雖然公眾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核心科目(尤其是通識教育科)的改革,但優化措施中有一點,其實我們也不應忽視。「通函」指出,學校可「按校情和學生需要釋出不同程度的空間,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和發展需要。所釋放的課時可以便利學校提供更多元選擇,如讓學生增修一個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因應是次課檢的契機,加強高中的應用學習,並且確立應用學習在高中的角色與地位,再擴闊思考「職專教育」在中學的定位,以利學生有真正的多元學習選擇。

我們一直認為現時的中學課程過於單一以文法科目為主導,高中也極為應試導向,令到學生的學習選擇非常有限。新高中學制自2009年實施以來,課程制度並沒有走向多元,即使課程當中設立了應用學習,但多年以來,其定位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例如大學收生多不考慮應用學習的成績),修讀學生的比例長期處於低位,徘徊在佔文憑試所有日校考生的7%至8%左右。

新學制在2009年實行時,原意是透過改革為學生提供一個具有多元選擇的制度及「寬廣而均衡」的課程,可是10多年來,這樣的理念並未有實現,學校課程仍然相當單一,應試教育的取向依然處於主導位置,這都不利於年輕人掌握21世紀所需要的技能。這一次的核心科目改革,雖然爭議不少,但既然已成定局,我們就應當思考,如何能在這樣的空間下,多下一點工夫,讓制度做得更好。

善用騰出課時開課 政府須增場地設施

一如我們過去多次倡議,中學課程裏應該加強「職專教育」的元素,包括增設「應用教育學習領域」,重組並新設初中學科,供學校向學生提供不同的課程選擇,而不是只提供以文法科目為主的課程。此外,趁高中是次的核心科目改革,政府應加強支援學校開辦「應用學習」,讓所有高中學生都可以有機會修讀。

根據教育局的資料,在2021至2022學年開始,應用學習的課程有所增加,亦將會按照「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建議,在中四級便可以開展「應用學習」,讓同學在中三選科時已經可以考慮高中選讀相關課程。這些措施都是好的開始,但仍未足夠。我們認為,政府仍然需要加強資源投入,協助學校能夠開辦「應用學習」。其中我們一直倡議由政府出資,在不同區域設立「應用學習教學中心(Applied Learning Hub)」,並委託機構管理,向課程提供機構提供開辦課程的場地及設施。現時因應核心科目改革而騰出的課時,政府亦明言鼓勵學校可以開辦應用學習,教學場地及設施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此外,我們亦期望政府能協助一些打算以「模式二」(即所謂「包班」)開辦應用學習的學校改善教學場地及設備,並且能鼓勵學校之間可以互相協作,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課程選擇。長遠而言,更可讓學校發展具特色、並能獲認證的校本應用導向課程,那麼未來小學生升中選校便不用只考慮「名校」,而可以考慮學校的不同辦學理念及課程特色,再配合學生個人的特質及未來志向來選校,做到真正的多元。

應用學習成績 應與甲類選修科看齊

另外,趁此改革的機會,大學亦應全面認可「應用學習」的成績作為收生基本條件,並與文憑試的甲類選修科的地位看齊。是次改革之後,通識教育科將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所取代,文憑試的成績亦將只有「達標」、「不達標」兩個等級。根據大學校長會最新的聲明,大學入學成績的要求亦必要「公社科」達標。既然如此,「應用學習」亦應獲同等重視認可為大學入學的條件。現時學生在「應用學習」獲取「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成績,在考評制度下成績水平相當於文憑試甲類選修科第4級或以上的成績,足以展示學生的成績水平。既然「公社科」只有「達標」要求已達大學入學的門檻,那麼拒絕承認「應用學習」是不合理的。退一步說,根據各資助大學的最新公布,2024至2025學年的收生基本要求為中、英兩科須達文憑試第3級或以上、數學須達第2級或以上及公社科「達標」,再加上兩個甲類選修科目(大部分要求為第3級或以上)成績,我們相信對於大部分同學來說,修讀3個甲類選修科目並無必要,學校更應善用課檢騰出的課時來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我們一直強調,「應用學習」並非意味着就業培訓,而是透過課程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並且利用有別於公開考試以紙筆答卷為主的考核制度,讓學生有機會發揮不同的才能。一如課程及評核大綱所指出,「應用學習」除了必要的理論外,更重視實際的操作,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能「從錯誤中學習」,這些都與傳統文法科目較為重視既定答案有所不同。換句話說,應用學習應該被視為能夠更全面呈現學生的多元能力,將成績納入聯招計分制度當中,自是理所當然。這種轉變不僅是對職專教育,亦將是香港年輕人生涯規劃教育的一大突破。

至少讓學生選修一科應用學習

因此,應趁着這次改革的時機,調撥、增加資源加強「應用學習」,從而進一步思考中學職專教育應有的位置。參考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倡議,香港的「應用學習」應該是所有學生都可以選擇的,鼓勵學校至少讓學生選修一科「應用學習」課程,是政府理應承擔的責任。教育局亦應做好規劃,準備迎接應用學習修讀人數未來的大幅增長,除了資助學生的學費外,亦要在資源上支援有心發展此類科目的學校,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為學生設計最好的課程組合。

加強發展「應用學習」不單回應教育政策所需,更重要的是讓年輕人能掌握多方面的技能及應用思維,而不止是學習「知識」那麼單一,這也是世界教育潮流,香港的中學教育在這方面已落後不少,現在便是好的時機從後趕上。

如何認真推動高中職專教育?澳洲的啟示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澳洲維多利亞省教育及訓練部剛於2020年11月發表了一份名為Review into Vocational and Applied Learning Pathways in Senior Secondary Schooling的報告書(註),檢視了當地有關高中職業及應用教育(vocational and applied learning)的發展路向。該報告除了列出現時該地高中職業及應用教育發展的問題及建議外,更細緻地分析了24個不同的個案、提出38項建議,相當全面地描畫出當地如何看待職業及應用教育在中學教育的定位。報告發表後維多利亞省政府亦宣布接受建議,計劃在2025年推行新學制。

職業及應用教育 與普通教育資歷相同

報告指出當地的職業及應用教育改革,是為了讓所有維多利亞省的學生成為主動而理性的公民、成功的學習者及具自信和創意思維的個體,使他們能夠為自己的升學及培訓作出決定,最終達至能夠發展個人事業。因此報告強調高中教育需要提供高質素的路徑,讓最多學生可以在高中畢業後找到繼續進修及培訓的方向。報告也提出,高中教育的重要性在於這是全社會的年輕人能夠接受普及教育的最後階段,也是為他們未來發展作好裝備的關鍵時刻。

因此報告提出,不論學生選擇的是職業及應用教育,抑或是普通教育,他們所獲得的資歷都是相同。現時維多利亞省高中教育分為一般和職業導向課程,後者約有20%學生修讀。報告認為將高中課程刻意二分,即使本意良好,也難以改變學術類課程及職業類課程給人已過時的刻板印象,所以報告建議職業及應用教育應該融合在普通課程當中。換言之,當地的高中教育會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性向、能力來選擇高中的學習,而不論是選擇職業及應用教育或者是學術課程,他們同樣都會得到單一的維多利亞省教育證書(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而且在報讀大學時有同等地位。

反觀香港,現時的一般高中課程,卻是在另一極端,基本上中學文憑考試以學術科目為主導,香港年輕人在整個中學歷程裏,可以接觸職專教育的機會不多。初中課程固然是以一般文法科目為主導,即使到了高中,他們可以選擇的,也只有被歸類為文憑試乙類科目的「應用學習」,但其地位與甲類科目並不一樣,而且修讀人數只在10%以下。

所有公立學校都應提供職業教育路徑

香港政府早前發表的「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檢討報告」(「職專報告」)曾提出要在中學「推廣」職專教育,但正如我們之前在本欄的文章指出,專責小組只是着眼於「推廣」,即使有提及過「應用學習」,可是並未有就「應用學習」在高中課程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建議,即使後來「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報告都有提及「應用學習」,但是仍未有在整體課程層面提出「職專教育」在中學課程的定位,只是提出要在初中開辦「應用學習導引課程」,我們認為這是遠遠不足以讓「職專教育」成為中學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方面,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則建議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應該為學生提供職業教育的路徑,確保學生可以獲得高質素的職業及應用教育課程。正如我們一再建議,應在現時香港的中學課程裏加入與職專教育或應用教育相關的「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 KLA),重整現時部分科目及編寫新科目,以供學校能夠因應學生的特質開設科目,將職專教育或應用教育與其他一般學術科目看齊。當學生有了相關的學習經歷,將有助他們思考未來路向,從而作出選擇。

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也正好提醒我們一個整全課程制度,及一個單一綜合資歷(integrated certificate)的重要性,這方面也值得我們深思。事實上,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對於香港「應用學習」有成績等級的安排是予以肯定的。可是,香港的「應用學習」在制度上仍然未如澳洲般,能跟一般科目的資歷看齊,而香港的大學收生,對「應用學習」的認可依然非常不足。

政府在規劃、資源要有更大承擔

除了提及學生的學習、學校提供課程外,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的建議多處提及政府的角色。報告書指出,要令高中職業及應用教育的倡議成功落實,除了學校及課程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規劃、資源的方面都需要有更大的承擔。報告書特別提出,政府有責任提供足夠的資源發展課程,並且要確保學習資源、開支不會成為學生學習的障礙。

教育的資源如何分配,一直都是負責任政府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現時投放在中學職專教育相關的資源不多,加上沒有適當的課程政策配合,中學職專教育的發展都只是停留在「推廣」層面,其實只等於宣傳,未有具體着墨於怎樣進一步思考提供優質的中學職專或應用課程。

「職專報告」雖曾提及加強支援學校發展獲資歷架構認可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但報告只是提出「透過在認證過程中提供分享會、諮詢及協調服務」,卻未有提及如何在資源上支持學校發展此類課程。我們建議政府要從學校實際的運作情况出發,在人手、課程規劃、行政等全面資助有意發展職專教育路徑的學校,讓它們可以獲得充裕的額外資源,按校情設計職專教育課程,或者協同其他學校合辦課程,以擴闊學生的課程選擇,做到真正的多元。

思考設立新的教師註冊類別

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也提及,要發展職業及應用教育,師資也是重要的考慮,故此建議政府應提供資源,發展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及增加相關範疇的教師供應,包括思考設立新的教師註冊類別,以確立職業及應用教育相關的教師專業地位。學校如打算發展職專或應用教育,就必須聘用擁有其他專業界別經驗的教師,但這些教師又未必持有師訓資歷,這就有機會窒礙了職專或應用科目的發展。維多利亞省的報告具體指出,思考開設新的教師註冊類別可以為一些已受師訓、並來自其他專業界別的教師,可以有機會與學校配對起來,發展不同類型的職業及應用教育課程。恰如我們早前倡議,政府既然鼓勵學校發展職專教育,更開宗明義鼓勵學校發展校本職業訓練課程,那政府便應該同時在師資培訓上增加資源,以及為學校提供編制人手,以專項形式讓學校聘用教師發展課程。

蒐集教育數據 追蹤學生各學習階段情况

最後,維多利亞省的報告書有一項重要的建議也值得我們注意。該報告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投放資源蒐集與職業及應用教育相關的教育數據,追蹤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情况,包括記錄學生未有完成課程的原因、學生完成課程後的去向等資料,以供日後制訂政策及學者研究之用。現時,香港在這方面的數據蒐集並不理想,也影響到政策制訂往往未能完全「落地」,錯失了革新的時機。

同樣地是與職業及應用教育有關,澳洲這份報告書花了完整的篇幅來檢視中學階段如何推行職業及應用教育,並且得到當局確認並落實改革。反觀香港不論是「職專報告」還是「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報告,當中與現時中學職業及應用教育相關的部分,只佔部分篇幅,與政府一直強調重視職專教育的說法並不同調。當然,兩地的情况不一,固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次維多利亞省的報告,對香港教育界,以至社會各界深思我們中學的教育,包括中學的職專教育如何走,還是很有參考價值。

註:報告全文可參考bit.ly/2NgKaUp

確立中學職專教育 強化應用學習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在2020 年1 月發表檢討報告(職專報告),首次清晰把「中學應用學習」列為重點發展方向之一,並將「在中學推廣職專教育」獨立成章,提出讓學生在整個中學教育階段都能接觸職專教育。隨後在2020年9月,「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發表的「最後報告」(課檢報告)亦進一步對「應用學習」提出多項建議。我們認為,大方向是值得肯定與鼓勵的,但如何落實,以及需要什麼資源配合,兩份報告書都未有詳細建議。

職專教育並非純粹就業培訓

現時在中學課程當中,與「職專教育」有關的元素主要是涵蓋在生涯規劃教育(career and life education)之內,並未有置於任何「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之下,亦未有以科目的形式顯示於課程架構之內。現時中學「生涯規劃教育」的定位主要是學生輔導,並非常規課程,亦沒有清楚的課時要求。雖然我們認同「生涯規劃教育」對年輕人的意義,但這種將「職專教育」獨立於常規課程考量的「雙軌」思維,則與政府近年一直倡議「職專教育」是具價值選擇的說法並不相稱。一如我們在2020年3月9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要改變職專教育「次等」地位 須通盤考慮改革中學教育〉)當中所倡議,教育界以至整個社會都要認真考慮如何將職專教育在中學定位,並且鼓勵學校開辦相關科目,從而視職專教育無異於其他的學習領域。

我們一直倡議在中學教育加強職專教育的元素,並不意味着要恢復自1997年起取消的工業中學及職業先修學校,但同時我們卻認為,香港有必要改變現時學校課程過於單一地着重文法科目的問題。過去大家對於職專教育的看法,都會將之與技能或行業培訓掛鈎,認為學生接受培訓的目的就是進入某個行業。這種看法有其正確之處,但並不是職專教育的全部。事實上,現行的「應用學習」課程理念也一再強調,「職業導向教育(的設計)並非職前訓練」(教統局,2006)。

「生涯規劃教育」的必然組成部分

職專教育除了具備培訓行業人才的功能外,同時亦是一種學與教的理念,而這種概念並不新穎。早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於1916年出版《民主與教育》一書已有提及以職業為導向的教育本來就是教育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他認為「職業」的重要並非將之視為一種可以馬上獲得產品的生產工作,而是應該了解到「職業」本身同時涵蓋了各種技藝能力(artistic capacity)、特殊科學能力(special scientific ability)、積極的公民精神(effective citizenship)等等各個層面。因此,我們在今天要談「職專教育」時,並不應只將之狹隘地看成行業培訓,而是「生涯規劃教育」的必然組成部分,正如杜威認為職業為導向的教育是一種通過「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來建立學習經驗的過程,學生通過這種學習模式,除了是回應自己的「志業召喚(vocational calling)」外,同時亦學到解難、協作、溝通等素養。

不能只停留在「推廣」層面

然而,在現行中學的課程當中,能夠讓學生透過這種實踐來學習的機會相當稀缺,即使不少學校正在努力為學生建立不同的校本課程,但在極為緊迫的課時下,往往只能先考慮「正規」課程內的學與教,隨後再勉強擠出時間,或者只能使用課外時間來推行一些可能比普通科目為本學習更有趣及更具意義的學習。因此,我們一再強調,建立「職專」或「應用」教育學習領域,並重新組合現時散落於其他學習領域的科目,並策劃新設科目,都是應當思考的方向。兩份報告書都倡議要加強中學職專教育,我們認為再不能只是停留在「推廣」層面,而是要讓「職專教育」名實相符地進入課程,才能長遠地使教育由單一走向多元,學校也能按其辦學理念、特色及學生特質等建立各自的辦學特色。

兩份報告書也提及以高中「應用學習」作為中學職專教育的切入點,並且讓所有同學可以在中四開始修讀。這種安排是合適的,但是對一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未有提出解決方案。

設立「應用學習教學中心」

現時高中「應用學習」主要由不同的課程提供機構按課程的六大範疇設計180 小時的課程,並且提供兩種不同的修讀模式,其中「模式二」可以由課程提供機構向學校以「包班」的方式在校內為學生提供課程,但現時能夠以這種方式提供課程的學校只佔極少數,原因包括一般學校的教學設備很難配合,而且因應有效運用資源的原則,學校需要有一定數目的學生修讀才可以成功「包班」。故此,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會以「模式一」修讀,而由於這是公開模式,學生來自不同區不同校,學生必須利用額外時間如星期六、長假期等來上課,變相也剝奪了他們參與其他活動及閒暇時間。

因此,我們也一直倡議由政府承擔,在不同的區域設立「應用學習教學中心(Applied Learning Hub)」,再委託機構管理,向有意開辦課程的學校提供場地,為學校解決課程設施的不足,更可以讓學校之間能夠協調上課時間表,以「模式二」合辦課程,便可以讓學生能夠在上課日就近上課,為學生提供更多、也更具彈性的課程選擇。「教學中心」的設立也可以讓課程提供機構租用場地在不同區域以「模式一」開辦課程,既不用再受限於課程提供機構所屬的院校上課,亦能方便居於偏遠地區,或者遠離課程提供機構所屬院校的同學上課。這倡議同時也能回應「職專小組」建議鼓勵學校發展「獲資歷架構認可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職專報告」3.34段),讓學校可以有合適的場地為學生度身訂做課程之餘,更可以鼓勵學校之間的協作,為學生提供多元選擇。

向中學額外提供「學位教師」教席

要這些校本課程能順利推展,政府須投放充足資源,除了上述的「教學中心」外,政府應向有意發展此類經「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的中學額外提供一個編制內的「學位教師」教席。因為很多時在學校現有編制內的教師並沒有其他的行業資歷,難以有系統地發展相關課程,所以學校應獲人手,從業界聘用教師來發展及施行課程。事實上,香港教育大學一直有一項教育學士及一項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專門培訓「職業及專業教育」的教師,他們畢業後可獲取「檢定教員」資格,足夠協助學校發展職專或應用類的課程,而且透過他們在不同業界的實踐經驗,更可以協助學校推展生涯規劃教育。長遠而言,經認證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也應該獲得與一般「應用學習」在香港中學文憑的同等資歷。

發展中學「職專教育」,並非意味着純粹的就業培訓。當然,學生透過職專學習,能夠找到就業志向固然是好事,但我們深信,確立中學職專教育的地位、強化「應用學習」、鼓勵及協助建立校本職業訓練課程,我們才可以為年輕人提供面對未來挑戰的更多可能性。只有職專教育與通才教育並行,鼓勵學校發展不同特色,才能在真正多元的環境下,培育出可以應對多變世界的新一代。

「仇警」情緒是警隊一手造成

最近教育大學講師蔡俊威因為一個時事評論節目的內容而被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教大校長張仁良,要求就講師的評論作出「處理」。鄧炳強所持的理由是該節目內容被通訊局認為不當,有所謂「仇警」之嫌,而播出節目的香港電台因此而被「嚴重警告」云云。

通訊局的責任,是就廣播機構的節目管理作出規管,從來都不是處理「人」。但鄧炳強卻以通訊局的裁決,試圖將責任轉嫁至「人」的身上。如果他真的認為某人的言論違法,他大可以利用法律程序,合理地去追責,甚至交由法庭裁斷。他向講師的僱主施壓,要求「處理」。身為警隊之首,寧用批鬥手法迫害,也不用他口中念念有詞的「法治」,真的為整個警隊在過去一年的所作所為立下一個很好的註腳。

濫權濫暴在鏡頭下表露無遺

香港警隊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擁有亞洲一流警隊的稱譽,是因為警隊整體上都能夠公平公正執法,市民大致上都信任警察。即使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曾經一度緊張的警民關係大致上都可以回復。可是在過去一年,警察的所謂執法,不單沒有做到公平公正,在電視、網絡的直播鏡頭下,濫權濫暴全都讓人看得清清楚楚。本來警隊管理層如果可以制止警察的濫權濫暴,對違規違紀甚至違法的警察作出恰當的「處理」,社會也未至於會出現如今天般大規模對警隊的不信任。然而警隊管理層一次又一次在大眾面前護短,以謊言及歪理來掩飾警察的不當行為,放任他們繼續違規違紀甚至違法,這才是令他們口中「仇警」現象出現的根本因由。

我們都不想看到社會出現暴力,但是作為管治者的政府不單沒有好好反省過去一年的混亂,始作俑者就是林鄭政權。在面對大規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聲音時,仍然一意孤行,最終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運動。整個政府上下不單沒有為自己的決策失敗而道歉並撥亂反正,反而利用警察在武力上的絕對優勢,鎮壓市民的反對聲音。同時政府更容忍警察在執法過程的濫權濫暴,甚至對他們侮辱示威者為「曱甴」也從無半句譴責。警方經常推說「有人犯法才需執法」,這些大家都沒異議,但是警察在所謂執法時濫用權力才是問題所在。執勤時不出示委任證、喬裝示威者、高聲侮辱市民、市民被制服後依然被拳打腳踢至嚴重受傷、到了警署拖延市民獲得法律支援……等等,警察都沒有承認責任,全都推說警察投訴課沒有收到投訴就想蒙混過關。事實上,市民沒有投訴並不是因為市民認為警察沒問題,反之是對一個「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已經完全失去信任。過去一年已有不少投訴,即使證據已在,也遭到投訴課無視。

一年前,「仇警」並不是社會的共識,即使警民關係曾經有一段時間的低潮,但至少都慢慢修補過來。但過去一年,警方的執法幾乎已喪失所有正當性,一而再再而三顯示出他們在服侍政權而不是服務市民,最近政府更打算濫用反恐法律,鎮壓市民權利,繼續為他們的管治失敗而轉移視線。即使社會真的存在「仇警」的現象,都是由警察自己的所謂「執法」質素一手造成,而不會由一位大學講師的一次時事評論做得到。

要改變職專教育「次等」地位 須通盤考慮改革中學教育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於1月23日發表報告,以回應去年5月發表的諮詢文件, 並以「3A創。未來」為題, 就「中學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in secondaryschools)、「應用學位」(AppliedDegrees)、「專業人員應用技能」(AppliedSkills for professionals)3個「A」提出建議。

報告一再強調,專責小組認知社會現時仍視職專教育為次等選項,他們認為此現象「根深柢固」,是因為「包括學生、家長和教師在內的眾多持份者仍對職專教育持相對狹隘的觀點」,不了解職專教育的價值等等。但對於如何改變社會這些想法,報告除了一如既往建議加強「宣傳」之外,其實並沒有提出更具體的方法。

我們特別留意到報告內有一整個章節論及中學「應用教育」,是自2015年專責小組的報告發表以來,首次明確將中學職業教育(2015年報告用語)以「應用教育」之名來作描述。表面上,報告內的建議涵蓋了初中生涯規劃教育、高中應用學習、教師支援、家長教育,以至企業參與等方面,但其實這些工作在過往都一直在進行,報告的建議與過去並沒有很大的不同。

初中設學習領域 重組科目

報告其中一個仍然沒有觸及之處,是在整個中學課程制度當中,職專教育如何定位。自從學制改革以來,本港的中學課程仍然是以科目為本,初中的課程仍然未有改變科目教學的取向,學科之間的連繫、協同效應仍是十分薄弱。此外,在現時高度中央化的課程限制下,學校在設計課程上並沒有很大的自主權,而教育當局所謂「建議」的學習領域,其實並沒有職專教育一項,定位不明之下,職專教育在初中自然不會受到重視。過去在「工業學校」及「職業先修學校」仍然是教育制度一環的時候,曾明確地將「工藝科目」課時比例做好定位,再配合特定科目,讓初中生能涉獵不同的職專教育學習模式,對這些學生思考未來發展,更直接有效。雖然我們並不認為本港需要重新設立「工業學校」及「職業先修學校」,但初中課程有必要改革,包括認真思考設立「職專教育」或「應用教育」的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並重組、新設科目,加強相關的學習元素,讓職專教育在課程框架下與其他學習領域看齊,這樣就可容許學校能按校情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初中課程能百花齊放,才有機會讓職專教育成為真正有價值的選擇。

在高中應用學習方面,報告認同這是中學職專教育的重要平台。然而根據統計數字,修讀應用學習學生人數仍然只佔少數。現時學生修畢應用學習並獲「達標並表現優異(II)」成績,可獲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選修科第四級或以上的資歷。過去我們曾經指出,應用學習評核的嚴謹程度,其實不下於甲類的選修科,但是不論學生有多努力,學習成績有多優異,他們也只不過獲得高於第四級的資歷。這不是彷彿在說,應用學習是不及甲類選修科,是次等的嗎?我們認為進一步提升應用學習的認可水平,也是政府應當認真思考的課題。

設區域「應用學習教學中心

此外,由於應用學習的內容以專業學科為本,中學內一般老師未必有足夠資格教授,因此各大課程提供機構就負起了重要的責任,按照《應用學習課程及評估指引》來編寫、施行課程,以及進行評估。雖然現時應用學習的推行模式有二:即是所謂「包班」形式及於相關院校上課的形式,但由於牽涉複雜的行政安排,甚少學校能選擇「包班」形式開辦應用學習。但同時即使學生是選擇到相關院校上課,學校也難以在上課時間表之內為學生提供課時,因此學生多是需要於星期六或長假期如暑假上課,以確保可以依時完成課程。小組報告內對這些學校實際操作的問題,並沒有提出建議。我們認為,若政府認同應用學習也是高中學生有價值的選擇,除了現時已經全面資助學費外,也應當考慮由政府主導,在不同區域設立「應用學習教學中心」,再將設施租借予課程提供機構作為開辦課程之用,讓學校之間更容易協調時間表,讓學生能在時間表編排的時間內修讀應用學習。

培訓教師了解職專 再助家長學生選擇

專責小組報告亦提及「加強支援校本職業訓練課程」,讓學校可因應校情發展具校本特色的職業課程,這個大方向值得再深入探討。然而報告內只提出鼓勵學校為這些課程取得資歷架構認證,這卻是不足夠的。更理想的做法是在香港中學文憑的制度下,也認可這些校本課程,方能擴闊學生的多元出路。這不單止是為就業作準備,也為將來可持續學習另闢蹊徑。當然,在已經踏入21世紀的今天,是否依然需要一個公開考試來評斷年輕人的能力,這是另一個大課題。事實上,有不少學校已在默默努力作出不同的實踐,為學生籌劃更多元化的學習及出路,當局也應好好歸納他們的經驗,認真改革課程及制度。對於認真作先導實踐的學校,教育局更應為他們提供額外津貼及資源,讓他們可以安心在教學前線發揮所長,立下範例。

最後,小組報告亦提及「加強對家長的支援」,但當中的內容仍然只是為家長舉辦「活動」,這其實與過往的工作也沒有很大的分別。反而我們認為,家長是否了解職專教育的價值,學校的角色很重要。例如現時絕大多數學校都會為中三級的家長舉辦高中選科簡介會,學校有否向家長提供如應用學習等相關資訊?班主任是否都能掌握準確資訊並能有效向家長介紹?這些都會影響家長對職專教育的看法,最終會影響學生的選科取態及決定。因此,為了讓教師可以更加了解職專教育的理念,我們建議教育局應委託大學舉辦在職教師培訓,更有系統地讓教師了解職專教育在21世紀的位置。此類課程的目標並不是培訓老師任教職專教育的課程,而是讓他們對職專教育的理論及實踐有深入的了解,使他們能為學生、家長提供準確的資訊,協助他們作出教育選擇。

讓不同才能年輕人有平等機會發揮所長

不論是職專教育,抑或是文法教育,兩者的本質都是關注年輕人的發展,沒有所謂高低之分,但觀乎香港的制度卻是存在着「抑職專揚文法」的問題,也因此要給予職專教育公平的定位,就不是「推廣」那麼簡單,要考慮的更是整個教育制度如何讓不同才能的年輕人都可有平等的機會發揮所長。故此,我們對於報告中論及中學應用教育的部分,仍感失望。

我們期望,政府在專責小組報告提出的方向之上,能更有膽識為政策作出思考,例如如何支持學校在職專教育上的校本創新、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等等。將來,甚至應更進一步思考如何讓職專教育能在以文憑試為主導的制度下可以並駕齊驅,讓我們的教育制度既能平衡發展,也能展示多元,最終能讓年輕人可在新世紀中脫穎而出,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競爭和挑戰。

抵抗教育界的白色恐怖

由去年6月至今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動盪,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眼見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對警暴問題毫無反省,便走到街上發聲,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固有價值,追求民主與自由。但政府及建制派不單對政權的錯誤沒有反省,更試圖把社會的亂局歸咎教師,在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過去政府及建制派不斷高呼要把政治從教育分離開去,但政府、尤其是教育局一再以政治為由,妄評教師操守,目的是要恐嚇教師,以圖滅聲。

楊潤雄曾經指出,教師的「私人空間」也要受到規範,一旦教師被當局認為違反專業操守,可以被停職、解聘,甚至是取消教師註冊。他把所謂操守的規範無限延伸,甚至把手伸進教師的私人空間,這是明顯的不合比例。今天他可以因為教師在私人時間發表所謂「仇警」言論而受罰,他日也可以因為發表與政府看法不一的政治想法而被罰。這事實上就是對教師作出思想審查,務求教師要為政府的政治理念服務。這是非常危險而不合理的一步。在香港,教師的專業是建立在教學與學生成長的工作上,而不是為政權服務,維持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單說出教師的私人空間要受規範,楊潤雄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也曾指,當教師因為社會運動被投訴,教育局作出調查,校方、校長也必須「配合」,否則校長也可能因此獲罪,政府有權解除校長的委任。他甚至說,學校如有教師涉事,但學校、校長認為該教師「沒有問題」,他們就會判斷校長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有問題」,然後就會「處理」。換言之,教育局是在恐嚇校長,必須聽令於局方,否則他們個人也要承擔後果。這不是白色恐怖,又是甚麼?

此外,一如既往,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派總是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他們總是咬着通識不放,最近甚至要求出版商把建議學習材料上繳局方審查,目的就是要出版商按政治正確的需要編訂教材。這不單是自己推翻訂立通識教育科的目的,更是警告出版商小心編輯角度,這不也是白色恐怖嗎?

沒有人希望見到社會亂象叢生,但修訂《逃犯修例》引起的事端,由始至終都是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唯一責任者。但由去年6月至今,政府不單沒有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不斷以警察暴力、制度暴力去傷害市民,用不同的藉口去轉移視線,尋找代罪羔羊,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罪孽,可是香港人並不受這一套。眼下社會的動盪有所緩減,不是政府的策略奏效,只是大家正在沉澱再找出路。要讓社會復原,政府必須罪己,承擔責任,不能再以政治介入教育。停止對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方為正途。

從「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談起

最近有一位前特首在社交網站貼文,批評某校校長及校董會不願意與曾參與示威而被警察槍傷的學生「割席」。這本來是他的言論自由,但他的帖文當中有一句是「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這就很值得討論。

著名學校領導研究大師、劍橋大學榮休教授John MacBeath曾在Effective School Leadership: Responding to Change(1998)一書中歸納了好校長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委身」(commitment),指出校長需要在校,處理學校的不同事務;其次是對學校的發展要有「願景」(vision),讓學校可以在其領導之下,作出合乎校情的發展路向;另外身為校長要有優良的溝通技巧並樂於與人接觸,因為教育本來就是以面對人為主的工作,所以身為學校領導,溝通能力是很重要的;最後,校長需要適時鼓勵及引發老師的工作動機,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建立校園文化。

不放棄任何學生 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有人可能會問,校長身為學校的行政主管,把學校管理好,不是首要的「任務」嗎?學校「管理」不善,發展又從何談起? 是的,校長當然有行政管理的責任,但決不是「第一任務」。美國智庫Wallace Foundation在2013年出版了一份名為The School Principal as Leader: Guiding Schools to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報告,羅列了校長五大任務,包括:一、為所有學生的學業成功塑造願景;二、為學校創造一個合適的教育環境;三、為學校栽培領袖;四、改善教學;五、為學校改進而管理人事、資訊及程序。 由此看來,教育界的共識是「管理」不錯是校長的「任務」之一,但決不是「第一任務」。因為學校管理並不是程序、制度那麼簡單,更加重要的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及道德。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英文是「principal」,但其實更多時候,校長是被稱為「head teacher」的,這意味着校長更重要的身分就是老師、是所有老師的領導。老師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非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們都要抱持不放棄任何學生的信念,這是我們的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那位前特首在帖文詰問:「學生高買,人贓並獲,學校會公開發什麼『不離不棄』的聲明嗎?」是的,當然不會,因為大家都深知,學生犯錯,學校有責任耐心教導,前提是我們仍然讓他留在學校,教育才有可能發生。前特首又說中槍學生「參加暴動」,校長到醫院探望學生也被說成是「政治上自保」。我想凡是有一點惻隱之心的人,也都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不要說中槍學生還未被法庭定罪,即使他真的罪成,學校仍然有教育的責任,好讓他可以有自新的機會。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專業給我們的使命並不包括把年輕人推到絕境,而是盡力把每一個年輕人教育好,為社會培育人才。

莫再給前線教育工作者添煩添亂

今天香港的教育界已經默默承受着外間不合理的打壓及質疑,校長、老師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仍然為了教育年輕人而緊守崗位,希望那些口口聲聲要教育遠離政治爭議的人,好好思考,信任前線教育工作者,讓他們可以安心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莫再給他們添煩添亂。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9年10月16日。

送中條例,送走學術自由

自政府公佈《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來,引起極大的社會爭議,政府以「台灣殺人案」為借口,把《逃犯修例》中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涵蓋範圍一下子擴大至現時沒有跟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及台灣。政府聲稱,建議的目的是要所謂「彰顯公義」、「杜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堵塞法律漏洞」云云。政府的一意孤行、且拒絕公眾諮詢之下,結果不單在立法會造成大混亂,而且在社會也引起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最大型的社會動員,反對修訂。

修例的爭議在於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是次修訂的建議,最令社會感到不安的,是修訂通過後,可以由特首提出引渡疑犯至中國,本來立法會擁有的審議權力則被削去。修訂表面上雖似有法庭把關,但是引渡的相關證據由政府當局提出,法庭的角色相對被動。

雖然李家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引渡的門檻不低、也不會移交政治犯,甚至提出不會移交疑犯至執行死刑的國家,保障疑犯的人權。但是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例如與香港簽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新加坡,就是仍然有死刑的國家之一。要拒絕移交逃犯至新加坡,是相對容易的,但如修訂通過,中國要求香港移交逃犯,問題就會複雜很多。

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以言入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但往往卻不是以言論本身來處罰疑犯,而很多時疑犯的人權保障亦不透明。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類性質極隨意的罪行之下、又或先以一些如「經濟犯罪」作為引渡的理由,回到中國才以其他罪名提控為手段,特首可以拒絕嗎?法庭的把關能力真的足夠嗎?

在香港,近年學術界一直在脅越來越大之下,很努力維護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現在主要的威脅主要是來自經費,但言論的空間雖見收窄,但還算是有,尤其社會科學、中國研究、政治研究等,環境不容易,但學者有心做相關研究的話,暫時仍未需要擔心被以言入罪。修例通過後,學者是否還能毋所畏懼地進行研究或者批評中國,則會存在很大隱憂。其結果將是學者為了人身安全,只好放棄某些研究課題,又或者要冒著風險進行研究。不論是哪種想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有人會說,如果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應反對修例。但是這樣說的人有沒有想過,為何反對的人有這樣的不安?不安的來源並非怕犯法,而是當大家要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而其司法不獨立的政權時,很多問題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加以近年中共不停加強政治及思想控制及鬥爭,學者一些涉及中國或中共的研究、以至批評,將會面臨更大風險,條例的修訂一旦通過,這種威脅將會變得更具體而實在,為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帶來更大的危害。

理大的教育初心哪裏去了?

理大民主牆事件,四位同學被大學處分,由所謂社會服務令、停學一年到踢出校並終身不獲理大取錄都有,而且判決一錘定音,不設上訴。理大校董劉炳章更表示嚴懲學生的背後是一種警告,大學不容許有談港獨的聲音。

本來,對於一些因為跟政權友好而獲委任為校董的人,能不能維護學術與言論自由已無期望,但希望他們至少要有一丁點教育理念,可是現在那些人就只懂跟隨政權起舞,不分是非。

校方推卸自身責任

好了,有人會說校董只是公職,他們本身是外人,也不一定對教育有認識,那麼學校的管理人員呢?管理大學的大都是教授,除了行政管理,他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就是教師嗎?面對學生,即使真的認為他們犯錯了,教師的職責不是應該把他們教好嗎?但理大的教師卻在做甚麼?

大學之所以對社會重要,不單只是為了培育社會人才,更是一個能讓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不同理念、思考、立場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辯論與爭議,讓大學的成員藉此創造新的知識。

有人會說,即使學生有言論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表現鹵莽,不夠「尊師重道」,應受處分,承擔後果與責任。也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但大學是否真的完全不容許年輕人「犯錯」?問題有嚴重至要剝奪學生學習的機會?反躬自省,大學對事情發展至如此結果真的沒有責任?

很多大學管理層都有一種誤解,以為大學是為了教授而存在的,他們當然擁有不能被挑戰的權力。然而他們大抵都忘了,大學最基本的存在目的,是因為年輕人的需要,不是教授更不是大學管理層的需要。

理大民主牆事件,本質是大學企圖以行政管理手段壓下政權不願見的言論,同學是先被威嚇沒收民主牆,才有激烈的行動維護大學應當捍衞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可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全由學生承擔,大學行政一方推卸所有責任,這難道公正嗎?

近年學術界、教育界的紅線越來越多,政權甚至講明甚麼甚麼不能說,即使要說,也只能有一個合乎上意的結論,這根本就是思想控制,要教師們自我審查,不可有忤逆政權的事情出現。大學站在創新思想與知識的最前線,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可是管理者並沒有盡其身為學者的責任去捍衞日益縮窄的自由,反為了逢迎權力,任由權力肆恣干預,以高高在上的行政之姿,跟隨權力起舞。

傘運之後,學生運動正在低潮,退聯一事也創傷了大學生參與社會。而連續好幾年,大學學生會的「缺莊」情況嚴重,大學生參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日漸薄弱,這又是我們樂見的嗎?當仍然有大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時,卻橫遭大學算賬,這又是大學應有的教育態度嗎?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再有蔡元培、再有高錕,但如果連期盼不忘教育初心的大學教師都是奢侈的時候,香港還談甚麼未來與希望?理大的所謂處分,正與大學教育背道而馳,而吊詭的是,今年正是五四運動100周年。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201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