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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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教育界無風起浪?

最近有網民在教育局網站找到一篇論述普通話教育的文章,又掀起一陣爭議。有立法會議員問特首林鄭月娥她的母語是什麼的時候,她說是「無聊」、又說教育界有人無風起浪。

我想特首真的太過不了解教育界了,相比其他行業,教育界是最不喜歡無風起浪的專業,教師巴不得可以安安靜靜的做好教育工作,默默地為社會培育人才。可惜的是,教育界從來都難求安寧,而且不是教育界中人卻最喜歡對教育專業多言。

就以中學通識科為例。這個科目在教育改革時引入高中課程,成為核心科目,學生要必修必考,目的是要打破過去教育制度中過度偏重知識傳授的問題,因此透過引入通識教育科,讓年輕人可以在學科學習以外,能夠掌握思維方法、學會多角度思考、懂得尊重異見,從而可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

在老師們的努力嘗試、實踐之下,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目標大致上可得以實踐。事實上,有研究也指出,通識教育科的推行,令到年輕人對社會事務多了理解、認識、也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敢於思考、質疑,這都是舊制度做得不到的地方。

於是一些政客便以為通識教育科塑造了激進的一代,因為這個科目提供了「批判工具」,讓學生不學知識,只懂事事批判,言下之意是通識教育科令年輕人不負責任。但事實又真是如此嗎?早前有報導指出,政府前中央政策組的一項研究也顯示,雖然學生都認為通識教育科內容「牽涉太多政治」,但同時學生亦認為這科增強了他們對政治議題的觸覺,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其實這一科的學習對氣們的政治立場的影響非常輕微,也沒有證據顯示學生因此會變得激進。

這顯示出通識教育科的老師,並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利用這個科目向學生「洗腦」,令到他們有反對政府的傾向,反而是老師令學生更加關心社會、不再只是「死讀書」;也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因為學習通識教育科而變得激進。他們對通識教育科的攻擊也不攻自破。

然而我們都了解,一些喜歡對教育事務指指點點的政客、尤其是建制派,他們對教育界的攻擊,目的是他們看到現在的教育制度讓學生掌握到思考的方法、掌握到批判的工具,實在不利於他們愚民。政府、建制因此才是喜歡對教育無風起浪、製造議題,並向教育界施加壓力及設限,使教育的權力及自主從老師的手上奪去。

在未來的日子可以預料,教育界將會面對更大的壓力,管治者將會全方位奪取教育的話語及控制權,畢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爭奪戰。教育界準備好迎戰了嗎?

唔用普通話教中文,唔得咩?

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 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 年的統計資料,6 至65 歲的人士當中,有88.1%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 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 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

是的,政府「贏」了,但……

這個星期天氣很好,陽光充沛,加上仍是暑假,心情也理應很好。

可是,接連幾天,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心情跟天氣完全不搭。

星期二,十三位年輕人遭到律政司的窮追猛打,就「反新界東北規劃撥款」案覆核他們的刑期,結果要立即入獄8個月及13個月;今天,另外三位年輕人因為「重奪公民廣場」案,再遭律政司覆核刑期,他們當中甚至有人已經就定罪完成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期滿的情況下,再被判6至8個月監禁。

這十六人,沒有一個人的「罪」是因為個人利益,甚至他們只是為了捍衛他人的利益。

「反新界東北規劃撥款」案當中,當時的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地胡亂就撥款議案表決,引致一班為了保護新界東北居民的年輕人衝入立法會。在原審的法庭,他們已經被定罪,法庭已經就他們的「犯法」判罰。可是,作為政府代表的律政司認為判罰過輕,務求要法庭把他們投入牢獄為止。

是的,政府「贏」了,十三位年輕人立即入獄。

「重奪公民廣場」案也是一樣,各人已經承擔了「公民抗命」的所謂「罪責」,甚至已經完成了罰則。律政司就是不滿意,就是必須要把他們收監才心息。

是的,政府「贏」了,三位年輕人立即入獄。

是的,政府「贏」了,但政府肯定把社會的撕裂再惡化,並且永遠都無法再修補,因為社會清楚地看到,這個政府不單「有權用盡」,而且更會利用法律,迫害反對者,手法也愈來愈純熟。將政治問題牽扯到法庭的,就是政府。

這十六人的名字,我們都要緊記,他們為了熱愛的土地付出:

梁曉暘
黃浩銘
何潔泓
林朗彥
朱偉聰
劉國樑
梁穎禮
周豁然
嚴敏華
郭耀昌
招顯聰
陳白山
黃根源
黃之鋒
羅冠聰
周永康

他們被無理判監,很氣憤、很難過,無力感隨之襲來。我想我們多數人可做的,除了對他們表達支持以外,就是都在我們的崗位上堅持信念,播種公義、民主的種子,不被政權、壓力打到。

我是教師,要爭取每一寸空間,讓學生認清這個政權的邪惡,讓學生也能守護公義,爭取民主。同樣重要的,是讓他們能成為有common sense的人,懂得分辨對錯。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儘管很難。

五花八門的「教師」名目

最近某校刊登招聘廣告,職位為「助理教師兼學校維修員」,廣告一出,在同工之間的迴響不少。及後有傳媒向校長、校董查詢,獲告知該職位其實是「科技助理」,校長更明言「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

近年因為中學適齡入學人數減少,學校都要縮減教師編制,雖然政府曾在2013-14學年實施所謂「三保」政策,再加上「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勉強維持了中學界的穩定,但編制內的教席減少卻仍然是教育界的實況。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但學生的問題卻不會因此而減輕,反而因為時代的不同,年輕人要面對的問題更日益複雜,學校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便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人力資源是其中之一。

近幾屆政府都認同,教師的工作量龐大,需要適當地處理。政府過去多年的處理辦法多是發放津貼,讓學校可以「靈活運用」。例如由2001/02學年開始向學校發放的「學校發展津貼(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目的就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讓他們有更多空間致力推行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項目。學校可視乎本身的情況和工作的優次,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來僱用外間服務及/或增聘常額編制以外的臨時人手」,結果「教學助理」隨即大量出現在教育界。

現時這些「教學助理」不少不單持有「檢定教員」資格,甚至已持碩士學位,可是在教席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擔任「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會負責教學,主要是協助老師處理一些行政及備課等工作;另一類則除了分擔老師的行政及備課工作外,由於他們有些是「檢定教員」,於是學校便會要求他們分擔教學工作、以及負責在其他老師缺席時「代堂」。然而,他們的薪酬待遇、退休保障都與正式教師有很大距離,但有些時候工作性質卻與正式教師分別不大、有時甚至更為辛苦。

除了「教學助理」,近年開始有學校招聘名為「助理教師」、「副教師」等職位。這些職位的工作很多時就是教師,但學校卻以比正式教師薪酬低的條件聘用他們。這些「助理教師」、「副教師」並不是正常編制下的人手,一旦接受聘任,往後如轉職,年資是否獲得承認有很大的隱憂,這對新入行的年青教師來說,其實就是「雞肋」。

我明白學校的管理人員都希望可以引入更多人力資源讓學校的教育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也要想想怎樣維持這個行業的專業與尊嚴。如果校長可以說出「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這種話,其實無異於自我矮化,將「教師」這個職稱任意挪用,既誤導申請者,也打擊教師的專業形象。

現時教育界面臨的挑戰不少,學校管理人員的角色非常重要,大家要做的不應該是鑽空子、巧立名目,而應該團結起來,如實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資源來做好我們的工作。當我們在學校要教育學生「公義」之時,反躬自省,我們的學校管理又能否擔負得起「公義」二字?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2017年7月10日)

 

 

悼六四,是關於良知

一早醒來,就讀到中大學生會的六四聲明,心中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哀愁。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學生及群眾,以屠殺結束了學運。

在隨後的28年,每一年香港都風雨不改,聚集在一起悼念學運的殉難者,也稍慰天安門母親群體無辜失去兒女與家人的痛。

28年來,年復一年的悼念,早已無關中國人的身份與否,而是人之所以為人都應有的良知。因此讀到中大學生會的聲明,怎能不黯然?

關注本土、不承認中共政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不認同支聯會,其實都不是問題。但把人之所以為人的良知都拋棄,我們將要怎樣面對未來?我們不能只怪政權,身為教師,我們也要反躬自省,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有人說,因為我們更重視本土,所以六四與我無關,那麼我們是不是同樣不應關注世界各地無日無之的戰亂?是不是不應關注環境問題?是不是不應關注恐怖主義?因為這些似乎都不「本土」。

如果我們都相信民主、相信自由、相信公義,那麼六四更不應缺席,當年學生、民眾不正正是在爭取民主、自由、公義嗎?如果中國能脫離獨裁專政,對香港不是更有好處嗎?要談本土可以,但不要狹隘了自己的目光,否則只是坐井觀天。

但願新一代的學生領袖,知所進退。

今晚八時,維園見。

開發郊野公園 威脅食水安全

終於,梁振英臨落任都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要求相關部門對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作為房屋用途作「初步」研究。他指出研究的對象是「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並且會增加郊野公園的總面積以作補償。但觀乎本屆政府的「語言偽術」,我們還是不能盡信。

不論在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泳灘還是元朗南生圍發展的問題上,政府對於環境問題,還是以不惜破壞來達至發展目的。今次提出開發郊野公園,不過是這些問題的惡化版本而已。

郊野公園為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態,也同時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選擇。香港郊區的生物多樣性,也很大程度得益於郊野公園提供了良好保護,免受城市發展而破壞。

除此之外,郊野公園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保護本地的淡水資源。我們都知道,雖然香港的食水很多都是來自東江水的供應,但其實香港本身的水塘也是重要的食水來源之一,而且供水成本遠比來自大陸的東江水便宜(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以2013/14年度計算,由本地水塘供應的食水每立方米的成本為4元,但東江水的成本則為8.6元,相差超過一倍)。

現時所有的食用水塘都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範圍之內,詳見附表。

除了食用水塘外,根據水務署網頁所示,現時8個灌溉水塘,也是位於郊野公園範圍之內,由此可見郊野公園肩負起保護本地水資源的重任。梁振英所謂「生態價值較低」的地帶,因此也是偽命題。以大欖郊野公園為例,在大欖涌水塘建成前,按漁護署的說法,該地範圍土地貧瘠,「幾乎寸草不生」,為「保護水塘集水區免受侵蝕而致水土流失」,當局便開始廣植林木,經過多年的努力,現時該地生機蓬勃、生態多元。

此路一開 往後破壞只會更多

更甚的是每一個開發工程,就必然會帶來污染。人類生活一定會對原生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開發郊野公園此路一開,往後的破壞只會更多,並且威脅本地水資源的安全。一旦集水區被污染、被破壞,我們將要更依賴大陸的供水,等於將生存的大權拱手讓予外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

根據公共專業聯盟2012年的研究,現時香港土地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沒有土地,而是政府對於土地的整理及規劃,尤其是棕地的運用與管制出現了漏洞,導致大量土地被不適當地使用,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梁振英政府不去處理現有土地而在即將落任時打郊野公園的主意,既不恰當,也有違當日「不開發郊野公園」的承諾。

還是那句:開發郊野公園,「諗吓」都不應該。

資訊真假難辨,培養下一代媒體素養刻不容緩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德國時,在一個跟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場的記者會上提及現時在社交媒體及其他網上平台上充斥著的假新聞。 他說:「如果我們不認真看待事實及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如果我們分辨不到嚴肅的辯論及政治宣傳,那麼我們便會遇上麻煩。」(If we are not serious about facts and what’s true and what’s not, if we ca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erious arguments and propaganda, then we have problems.)他更指出,任由假新聞充斥,民主制度也會隨時崩潰。

自從互聯網出現,除了使我們在獲取新聞及資訊的方式與從前大有不同外,互聯網的發達也讓「媒體」的角色身份也出現了轉變。在傳統意義上媒體是一種訊息傳遞的工具,它可以是電視、電台、報章等等。這些都是單向的訊息傳遞,觀眾、讀者等媒體受眾因此也都是單向地、被動地接受訊息的。但當互聯網踏入了Web 2.0的年代,媒體受眾不單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選取有用資訊,而且更可以成為發放資訊的人,扮演著若干的媒體角色(如透過網誌、網台、以至視象來發放訊息)。 本來,互聯網應是言論自由更實在表現的空間,但要這個空間能發揮正面的作用,就要有賴網民的自律及負責。 奧巴馬說:「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太多虛假訊息,這些訊息都包裝得很好,當你通過Facebook主頁或者電視看到這些內容時,它們看起來跟其他消息完全一樣。」[註1] 本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評論指出,在Facebook上橫行的假新聞,要為特朗普當選總統負上一定的責任。 由此可見,互聯網上的假新聞,已被視為威脅到現實社會正常運作的問題。

不單在美國,香港也有同樣的危機。 近年,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這些網站會假扮新聞網站,除了抄襲其他網站的內容外,更會胡亂推砌內容,並利用一些譁眾取寵的標題來吸引網民,令大家在社交網站上不斷「分享」、「點讚」。 當中曾經有一篇「報導」指出「新移民綜援婦,月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不少人信以為真,在Facebook瘋傳,並錄得過百萬的點擊。很多人在自己的Facebook上狠批「新移民呃綜援」,加劇了對新移民的仇視。 後來這篇「報導」被揭穿造假,但不少人已對該文章的內容深信不疑,令一種本來不應該存在的仇恨也在社會形成。

假新聞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會令傳統媒體也受害。 現時主要的傳統媒體都有網上媒體的部門,而「即時新聞」更是各媒體爭奪網民瀏覽的利器。由於此類新聞的「即時」性質,編採人員不可能投入太多時間對報導的內容作出準確的核實,有些時候只好未經嚴格把關便上載至網站。 前陣子,Facebook上廣傳一個聲稱是美國太空總署國際太空站的太空直播,就連傳統媒體的網站及社交網站也作出報導並且將相關「直播」影像嵌入貼文當中。 然而,不久之後,太空總署便已否認曾在該網站進行直播。該網站其實是盜用了太空總署的片段,並剪輯假扮直播以吸引網民觀看。 事實上,在被揭穿作假後,該網站很快便將影片下架,而曾作出報導的媒體也只好承認錯誤,撤回報導。

一如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W. James Potter(2016)所言,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已填塞了媒體資訊,數量之多已超越了大家所想像,而且訊息量亦以幾何級數增長。如何在眾多的資訊當中分辨真假,將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大挑戰, 因此,從小教導下一代媒體素養就變得非常重要。 甚麼是「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現時一般都會採用美國民間組織「媒體素養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義,他們認為「媒體素養是二十世紀的教育理念。 它提供了一個框架,媒體形式不拘——由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絡,來獲取、分析、估量、創造訊息。 媒體素養建立了人們對媒體角色的理解,同時也是民主社會的公民賴以問詢與自我表達的必要能力。」[註2] 媒體素養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種可放在不同學科當中的學習方式,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學科學習,得到媒體素養的培育,從而讓他們掌握怎樣在浩瀚無邊的資訊世界,分辨真偽,並讓資訊可為己所用。

雖然前教育統籌局早於2005年已發表了「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架構」,詳細提出我們的年輕一代要如何成為一個具備「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人;教育局在2015年8月發表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當中也曾提及「學生必須重點加強其數碼素養」,可是上述文件提及的,都主要與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ICT skills)有關,故此多是著墨於技術層面,而較少聚焦於思維層面。

在今天的學習環境中,學生都不能避免要利用互聯網來學習,例如小學常見的「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中學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等,他們都會在網上搜尋資料來建構自己的學習成果,但在辨別資料真偽的能力上,現時我們的同學仍然有所不足,結果學習成果往往打了折扣。更甚的,是擔心他們會被不實的資訊扭曲了對某事某物的認知與了解。

當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更加要認知按下Like與Share的一刻,其實影響力可能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網上的「迴聲效應」(echo chamber)會令他們一旦遇到錯誤的認知,會漸漸誤以為是真實,上面曾提及的「新移民呃綜援」假新聞便是一例。

因此,我們應當思考,怎樣給我們的學生自小培養對於媒體的觸覺,省察我們如何接收資訊,判辨真偽,並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站穩陣腳。

 

[註1] 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17/barack-obama-fake-news-facebook-social-media,英文原文:Because in an age where there’s so much active misinformation, and it’s packaged very well and it looks the same when you see it on a Facebook page or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註2]見http://medialit.org/site-overview-whats-where-and-how-find-it,英文原文:Media Literacy is a 21st century approach to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and participate with mess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 from print to video to the Internet. Media literacy buil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dia in society as well as essential skills of inquiry and self-expression necessary for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本文刊於「傳媒透視」,2016年12月16日)

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未解之疑

歷史是一種書寫,中國歷史的傳統是「勝利者」的書寫,至今依然。因此,為免墮入統治者對歷史的演繹,我們都應當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史觀。台灣學者詹素娟曾指:「所謂『史觀』,既可視為對『歷史』的觀點,也指涉時間觀、對『歷史』的概念或發展的邏輯」,而「由於主體不同,看到的歷史也不會一樣,以致於同處一個社會,卻有多種歷史觀點的記憶並存,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爭奪與壓制,也可以是相互尊重與理解。」歷史教育因此不單是了解歷史發生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能用自己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自己的關係,才可能「鑑古知今」,並且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覆犯錯。

教育局剛公布初中中國歷史科第一階段的修訂諮詢文件,稱將集中諮詢「課程理念、宗旨和目標、初擬課程架構等。」並「提供未來課程實施的初步構思」。修訂文件當中稱將中國歷史「化繁為簡」,「不以帝制王朝的起訖作為畫分不同課題的標準」,「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在有限的課時下,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作某種整合,是無可厚非的。是次修訂,便將中國歷史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當中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來貫穿各個時期。表面上,這大致上沒有什麼大問題,但當我們細看「課程大綱」,卻發現有以下未解之處。

諮詢稿指出,預算初中中史科大約有150教節,但與香港有關的只有15節,即佔全科10%,比例少得不合理。其中三年的建議課時分別只有:中一兩節、中二四節、中三九節。這樣的課時比例,顯示出本科的目標仍然傾向給學生灌輸「中國」的那套歷史演繹,並非讓學生建立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史觀,也缺乏立足於香港的獨特性。

當我們細看「香港發展」的部分,文件顯示談香港會在秦史部分說起,但秦以前的香港到底如何?秦以前的香港就沒有人在生活嗎?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港島舂坎灣、南丫島深灣及大灣、赤鱲角虎地灣、屯門龍鼓洲和湧浪等地點,曾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陶器有炊煮器和盛食器,多飾以彩繪或拍印細繩紋,石器則有各式生活工具和裝飾物,推測先民過著簡單的漁獵生活。」換言之,遠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4500至6000年)在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生活的紀錄,而且從未間斷,但在「課程大綱」卻沒有述及,反而只談所謂「華夏的起源」,就是所謂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我無意猜度當局為何不談秦一統以前的香港,但當局應該有一個說法,論證不談的理由。

在論及「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時,課程大綱並沒有詳細交代會涉及什麼內容,但當局必須留意,不應過份偏重中共的那套抗日論述,而忽略了戰時英軍(尤其是加拿大軍)的為保衛香港的犧牲,更不可只說「抗戰勝利」而不談「香港重光」。同樣地,在論及「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時,必須清楚分辨國軍與共軍的不同,不能任由中共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說法橫行。只有將不同論述鋪陳出來,讓學生有多元認知,並建立自己的看法,才是歷史教育應有的態度。

此外,課程大綱用了「國民黨退守台灣」的描述,是不妥的。退守到台灣的,並不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中華民國政府」,將此說為「國民黨退守台灣」無疑就是一種站在中共眼光看歷史的立場,來貶抑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今天的當權者當然不肯承認,但事實是中華民國至今仍然存在,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承認。如果是次課程修訂真的如當局所說「沒有政治考慮」,便應如實讓學生學習,更充分了解歷史的複雜。

到了談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討論了新中國成立便談「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充滿思識形態的描述背後,卻沒有交代是不是會談及五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及其後果,便已跳到「文化大革命」,但又沒有交代會否談及文革影響香港的「六七暴動」。到了談「改革開放」,除了說到經濟發展,會不會也讓學生認識「六四」?會不會讓學生認識改革開放後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疑問,期望當局下一階段諮詢可以說明清楚。

最後是「回歸後的香港」。為什麼不談過渡期(即回歸前)的香港?即使是所謂「回歸後」,是去到什麼時間? 內容會否觸及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這些在這次的諮詢當中都沒有交代。

吳克儉說這次是「方向性諮詢」,但各界也應小心留意,一旦文件內的「方向」獲通過,往後便會按此框架制訂新課程,因此一些應問的必須要問,而且要細緻地問。學校同工也不應只靠教育局的問卷表達意見,必要時應該將書面意見也一併交給當局,讓他們考慮。

歷史的複雜不是在於已發生的「事實」,而是書寫歷史的人究竟怎樣表達。歷史教育不應暗渡陳倉,成為「洗腦」教育,而應該成為一種多元、批判思維的訓練,讓下一代可以警覺統治者要向我們灌輸怎樣的歷史認識,以達到其統治目的。趁這個修訂課程的機會,應該讓歷史教育打開更廣的空間,就如詹素娟說:「多重史觀若能並存,即使價值反轉,也應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參考文章:

高明士(2009):〈歷史教育與教育目的〉,載《歷史教育》第14期,2009年6月,台北:師大歷史系。

詹素娟(2015):〈原住民的歷史書寫與「史觀」〉,載《原住民族文獻》第24期,2015年12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