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仇警」情緒是警隊一手造成

最近教育大學講師蔡俊威因為一個時事評論節目的內容而被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教大校長張仁良,要求就講師的評論作出「處理」。鄧炳強所持的理由是該節目內容被通訊局認為不當,有所謂「仇警」之嫌,而播出節目的香港電台因此而被「嚴重警告」云云。

通訊局的責任,是就廣播機構的節目管理作出規管,從來都不是處理「人」。但鄧炳強卻以通訊局的裁決,試圖將責任轉嫁至「人」的身上。如果他真的認為某人的言論違法,他大可以利用法律程序,合理地去追責,甚至交由法庭裁斷。他向講師的僱主施壓,要求「處理」。身為警隊之首,寧用批鬥手法迫害,也不用他口中念念有詞的「法治」,真的為整個警隊在過去一年的所作所為立下一個很好的註腳。

濫權濫暴在鏡頭下表露無遺

香港警隊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擁有亞洲一流警隊的稱譽,是因為警隊整體上都能夠公平公正執法,市民大致上都信任警察。即使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曾經一度緊張的警民關係大致上都可以回復。可是在過去一年,警察的所謂執法,不單沒有做到公平公正,在電視、網絡的直播鏡頭下,濫權濫暴全都讓人看得清清楚楚。本來警隊管理層如果可以制止警察的濫權濫暴,對違規違紀甚至違法的警察作出恰當的「處理」,社會也未至於會出現如今天般大規模對警隊的不信任。然而警隊管理層一次又一次在大眾面前護短,以謊言及歪理來掩飾警察的不當行為,放任他們繼續違規違紀甚至違法,這才是令他們口中「仇警」現象出現的根本因由。

我們都不想看到社會出現暴力,但是作為管治者的政府不單沒有好好反省過去一年的混亂,始作俑者就是林鄭政權。在面對大規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聲音時,仍然一意孤行,最終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運動。整個政府上下不單沒有為自己的決策失敗而道歉並撥亂反正,反而利用警察在武力上的絕對優勢,鎮壓市民的反對聲音。同時政府更容忍警察在執法過程的濫權濫暴,甚至對他們侮辱示威者為「曱甴」也從無半句譴責。警方經常推說「有人犯法才需執法」,這些大家都沒異議,但是警察在所謂執法時濫用權力才是問題所在。執勤時不出示委任證、喬裝示威者、高聲侮辱市民、市民被制服後依然被拳打腳踢至嚴重受傷、到了警署拖延市民獲得法律支援……等等,警察都沒有承認責任,全都推說警察投訴課沒有收到投訴就想蒙混過關。事實上,市民沒有投訴並不是因為市民認為警察沒問題,反之是對一個「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已經完全失去信任。過去一年已有不少投訴,即使證據已在,也遭到投訴課無視。

一年前,「仇警」並不是社會的共識,即使警民關係曾經有一段時間的低潮,但至少都慢慢修補過來。但過去一年,警方的執法幾乎已喪失所有正當性,一而再再而三顯示出他們在服侍政權而不是服務市民,最近政府更打算濫用反恐法律,鎮壓市民權利,繼續為他們的管治失敗而轉移視線。即使社會真的存在「仇警」的現象,都是由警察自己的所謂「執法」質素一手造成,而不會由一位大學講師的一次時事評論做得到。

要改變職專教育「次等」地位 須通盤考慮改革中學教育

(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於1月23日發表報告,以回應去年5月發表的諮詢文件, 並以「3A創。未來」為題, 就「中學應用學習」(Applied Learning in secondaryschools)、「應用學位」(AppliedDegrees)、「專業人員應用技能」(AppliedSkills for professionals)3個「A」提出建議。

報告一再強調,專責小組認知社會現時仍視職專教育為次等選項,他們認為此現象「根深柢固」,是因為「包括學生、家長和教師在內的眾多持份者仍對職專教育持相對狹隘的觀點」,不了解職專教育的價值等等。但對於如何改變社會這些想法,報告除了一如既往建議加強「宣傳」之外,其實並沒有提出更具體的方法。

我們特別留意到報告內有一整個章節論及中學「應用教育」,是自2015年專責小組的報告發表以來,首次明確將中學職業教育(2015年報告用語)以「應用教育」之名來作描述。表面上,報告內的建議涵蓋了初中生涯規劃教育、高中應用學習、教師支援、家長教育,以至企業參與等方面,但其實這些工作在過往都一直在進行,報告的建議與過去並沒有很大的不同。

初中設學習領域 重組科目

報告其中一個仍然沒有觸及之處,是在整個中學課程制度當中,職專教育如何定位。自從學制改革以來,本港的中學課程仍然是以科目為本,初中的課程仍然未有改變科目教學的取向,學科之間的連繫、協同效應仍是十分薄弱。此外,在現時高度中央化的課程限制下,學校在設計課程上並沒有很大的自主權,而教育當局所謂「建議」的學習領域,其實並沒有職專教育一項,定位不明之下,職專教育在初中自然不會受到重視。過去在「工業學校」及「職業先修學校」仍然是教育制度一環的時候,曾明確地將「工藝科目」課時比例做好定位,再配合特定科目,讓初中生能涉獵不同的職專教育學習模式,對這些學生思考未來發展,更直接有效。雖然我們並不認為本港需要重新設立「工業學校」及「職業先修學校」,但初中課程有必要改革,包括認真思考設立「職專教育」或「應用教育」的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並重組、新設科目,加強相關的學習元素,讓職專教育在課程框架下與其他學習領域看齊,這樣就可容許學校能按校情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初中課程能百花齊放,才有機會讓職專教育成為真正有價值的選擇。

在高中應用學習方面,報告認同這是中學職專教育的重要平台。然而根據統計數字,修讀應用學習學生人數仍然只佔少數。現時學生修畢應用學習並獲「達標並表現優異(II)」成績,可獲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甲類選修科第四級或以上的資歷。過去我們曾經指出,應用學習評核的嚴謹程度,其實不下於甲類的選修科,但是不論學生有多努力,學習成績有多優異,他們也只不過獲得高於第四級的資歷。這不是彷彿在說,應用學習是不及甲類選修科,是次等的嗎?我們認為進一步提升應用學習的認可水平,也是政府應當認真思考的課題。

設區域「應用學習教學中心

此外,由於應用學習的內容以專業學科為本,中學內一般老師未必有足夠資格教授,因此各大課程提供機構就負起了重要的責任,按照《應用學習課程及評估指引》來編寫、施行課程,以及進行評估。雖然現時應用學習的推行模式有二:即是所謂「包班」形式及於相關院校上課的形式,但由於牽涉複雜的行政安排,甚少學校能選擇「包班」形式開辦應用學習。但同時即使學生是選擇到相關院校上課,學校也難以在上課時間表之內為學生提供課時,因此學生多是需要於星期六或長假期如暑假上課,以確保可以依時完成課程。小組報告內對這些學校實際操作的問題,並沒有提出建議。我們認為,若政府認同應用學習也是高中學生有價值的選擇,除了現時已經全面資助學費外,也應當考慮由政府主導,在不同區域設立「應用學習教學中心」,再將設施租借予課程提供機構作為開辦課程之用,讓學校之間更容易協調時間表,讓學生能在時間表編排的時間內修讀應用學習。

培訓教師了解職專 再助家長學生選擇

專責小組報告亦提及「加強支援校本職業訓練課程」,讓學校可因應校情發展具校本特色的職業課程,這個大方向值得再深入探討。然而報告內只提出鼓勵學校為這些課程取得資歷架構認證,這卻是不足夠的。更理想的做法是在香港中學文憑的制度下,也認可這些校本課程,方能擴闊學生的多元出路。這不單止是為就業作準備,也為將來可持續學習另闢蹊徑。當然,在已經踏入21世紀的今天,是否依然需要一個公開考試來評斷年輕人的能力,這是另一個大課題。事實上,有不少學校已在默默努力作出不同的實踐,為學生籌劃更多元化的學習及出路,當局也應好好歸納他們的經驗,認真改革課程及制度。對於認真作先導實踐的學校,教育局更應為他們提供額外津貼及資源,讓他們可以安心在教學前線發揮所長,立下範例。

最後,小組報告亦提及「加強對家長的支援」,但當中的內容仍然只是為家長舉辦「活動」,這其實與過往的工作也沒有很大的分別。反而我們認為,家長是否了解職專教育的價值,學校的角色很重要。例如現時絕大多數學校都會為中三級的家長舉辦高中選科簡介會,學校有否向家長提供如應用學習等相關資訊?班主任是否都能掌握準確資訊並能有效向家長介紹?這些都會影響家長對職專教育的看法,最終會影響學生的選科取態及決定。因此,為了讓教師可以更加了解職專教育的理念,我們建議教育局應委託大學舉辦在職教師培訓,更有系統地讓教師了解職專教育在21世紀的位置。此類課程的目標並不是培訓老師任教職專教育的課程,而是讓他們對職專教育的理論及實踐有深入的了解,使他們能為學生、家長提供準確的資訊,協助他們作出教育選擇。

讓不同才能年輕人有平等機會發揮所長

不論是職專教育,抑或是文法教育,兩者的本質都是關注年輕人的發展,沒有所謂高低之分,但觀乎香港的制度卻是存在着「抑職專揚文法」的問題,也因此要給予職專教育公平的定位,就不是「推廣」那麼簡單,要考慮的更是整個教育制度如何讓不同才能的年輕人都可有平等的機會發揮所長。故此,我們對於報告中論及中學應用教育的部分,仍感失望。

我們期望,政府在專責小組報告提出的方向之上,能更有膽識為政策作出思考,例如如何支持學校在職專教育上的校本創新、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等等。將來,甚至應更進一步思考如何讓職專教育能在以文憑試為主導的制度下可以並駕齊驅,讓我們的教育制度既能平衡發展,也能展示多元,最終能讓年輕人可在新世紀中脫穎而出,面對來自全世界的競爭和挑戰。

抵抗教育界的白色恐怖

由去年6月至今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動盪,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眼見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對警暴問題毫無反省,便走到街上發聲,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固有價值,追求民主與自由。但政府及建制派不單對政權的錯誤沒有反省,更試圖把社會的亂局歸咎教師,在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過去政府及建制派不斷高呼要把政治從教育分離開去,但政府、尤其是教育局一再以政治為由,妄評教師操守,目的是要恐嚇教師,以圖滅聲。

楊潤雄曾經指出,教師的「私人空間」也要受到規範,一旦教師被當局認為違反專業操守,可以被停職、解聘,甚至是取消教師註冊。他把所謂操守的規範無限延伸,甚至把手伸進教師的私人空間,這是明顯的不合比例。今天他可以因為教師在私人時間發表所謂「仇警」言論而受罰,他日也可以因為發表與政府看法不一的政治想法而被罰。這事實上就是對教師作出思想審查,務求教師要為政府的政治理念服務。這是非常危險而不合理的一步。在香港,教師的專業是建立在教學與學生成長的工作上,而不是為政權服務,維持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單說出教師的私人空間要受規範,楊潤雄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也曾指,當教師因為社會運動被投訴,教育局作出調查,校方、校長也必須「配合」,否則校長也可能因此獲罪,政府有權解除校長的委任。他甚至說,學校如有教師涉事,但學校、校長認為該教師「沒有問題」,他們就會判斷校長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有問題」,然後就會「處理」。換言之,教育局是在恐嚇校長,必須聽令於局方,否則他們個人也要承擔後果。這不是白色恐怖,又是甚麼?

此外,一如既往,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派總是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他們總是咬着通識不放,最近甚至要求出版商把建議學習材料上繳局方審查,目的就是要出版商按政治正確的需要編訂教材。這不單是自己推翻訂立通識教育科的目的,更是警告出版商小心編輯角度,這不也是白色恐怖嗎?

沒有人希望見到社會亂象叢生,但修訂《逃犯修例》引起的事端,由始至終都是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唯一責任者。但由去年6月至今,政府不單沒有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不斷以警察暴力、制度暴力去傷害市民,用不同的藉口去轉移視線,尋找代罪羔羊,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罪孽,可是香港人並不受這一套。眼下社會的動盪有所緩減,不是政府的策略奏效,只是大家正在沉澱再找出路。要讓社會復原,政府必須罪己,承擔責任,不能再以政治介入教育。停止對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方為正途。

從「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談起

最近有一位前特首在社交網站貼文,批評某校校長及校董會不願意與曾參與示威而被警察槍傷的學生「割席」。這本來是他的言論自由,但他的帖文當中有一句是「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這就很值得討論。

著名學校領導研究大師、劍橋大學榮休教授John MacBeath曾在Effective School Leadership: Responding to Change(1998)一書中歸納了好校長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委身」(commitment),指出校長需要在校,處理學校的不同事務;其次是對學校的發展要有「願景」(vision),讓學校可以在其領導之下,作出合乎校情的發展路向;另外身為校長要有優良的溝通技巧並樂於與人接觸,因為教育本來就是以面對人為主的工作,所以身為學校領導,溝通能力是很重要的;最後,校長需要適時鼓勵及引發老師的工作動機,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建立校園文化。

不放棄任何學生 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有人可能會問,校長身為學校的行政主管,把學校管理好,不是首要的「任務」嗎?學校「管理」不善,發展又從何談起? 是的,校長當然有行政管理的責任,但決不是「第一任務」。美國智庫Wallace Foundation在2013年出版了一份名為The School Principal as Leader: Guiding Schools to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報告,羅列了校長五大任務,包括:一、為所有學生的學業成功塑造願景;二、為學校創造一個合適的教育環境;三、為學校栽培領袖;四、改善教學;五、為學校改進而管理人事、資訊及程序。 由此看來,教育界的共識是「管理」不錯是校長的「任務」之一,但決不是「第一任務」。因為學校管理並不是程序、制度那麼簡單,更加重要的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及道德。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英文是「principal」,但其實更多時候,校長是被稱為「head teacher」的,這意味着校長更重要的身分就是老師、是所有老師的領導。老師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非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們都要抱持不放棄任何學生的信念,這是我們的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那位前特首在帖文詰問:「學生高買,人贓並獲,學校會公開發什麼『不離不棄』的聲明嗎?」是的,當然不會,因為大家都深知,學生犯錯,學校有責任耐心教導,前提是我們仍然讓他留在學校,教育才有可能發生。前特首又說中槍學生「參加暴動」,校長到醫院探望學生也被說成是「政治上自保」。我想凡是有一點惻隱之心的人,也都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不要說中槍學生還未被法庭定罪,即使他真的罪成,學校仍然有教育的責任,好讓他可以有自新的機會。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專業給我們的使命並不包括把年輕人推到絕境,而是盡力把每一個年輕人教育好,為社會培育人才。

莫再給前線教育工作者添煩添亂

今天香港的教育界已經默默承受着外間不合理的打壓及質疑,校長、老師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仍然為了教育年輕人而緊守崗位,希望那些口口聲聲要教育遠離政治爭議的人,好好思考,信任前線教育工作者,讓他們可以安心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莫再給他們添煩添亂。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9年10月16日。

送中條例,送走學術自由

自政府公佈《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來,引起極大的社會爭議,政府以「台灣殺人案」為借口,把《逃犯修例》中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涵蓋範圍一下子擴大至現時沒有跟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及台灣。政府聲稱,建議的目的是要所謂「彰顯公義」、「杜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堵塞法律漏洞」云云。政府的一意孤行、且拒絕公眾諮詢之下,結果不單在立法會造成大混亂,而且在社會也引起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最大型的社會動員,反對修訂。

修例的爭議在於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是次修訂的建議,最令社會感到不安的,是修訂通過後,可以由特首提出引渡疑犯至中國,本來立法會擁有的審議權力則被削去。修訂表面上雖似有法庭把關,但是引渡的相關證據由政府當局提出,法庭的角色相對被動。

雖然李家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引渡的門檻不低、也不會移交政治犯,甚至提出不會移交疑犯至執行死刑的國家,保障疑犯的人權。但是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例如與香港簽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新加坡,就是仍然有死刑的國家之一。要拒絕移交逃犯至新加坡,是相對容易的,但如修訂通過,中國要求香港移交逃犯,問題就會複雜很多。

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以言入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但往往卻不是以言論本身來處罰疑犯,而很多時疑犯的人權保障亦不透明。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類性質極隨意的罪行之下、又或先以一些如「經濟犯罪」作為引渡的理由,回到中國才以其他罪名提控為手段,特首可以拒絕嗎?法庭的把關能力真的足夠嗎?

在香港,近年學術界一直在脅越來越大之下,很努力維護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現在主要的威脅主要是來自經費,但言論的空間雖見收窄,但還算是有,尤其社會科學、中國研究、政治研究等,環境不容易,但學者有心做相關研究的話,暫時仍未需要擔心被以言入罪。修例通過後,學者是否還能毋所畏懼地進行研究或者批評中國,則會存在很大隱憂。其結果將是學者為了人身安全,只好放棄某些研究課題,又或者要冒著風險進行研究。不論是哪種想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有人會說,如果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應反對修例。但是這樣說的人有沒有想過,為何反對的人有這樣的不安?不安的來源並非怕犯法,而是當大家要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而其司法不獨立的政權時,很多問題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加以近年中共不停加強政治及思想控制及鬥爭,學者一些涉及中國或中共的研究、以至批評,將會面臨更大風險,條例的修訂一旦通過,這種威脅將會變得更具體而實在,為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帶來更大的危害。

理大的教育初心哪裏去了?

理大民主牆事件,四位同學被大學處分,由所謂社會服務令、停學一年到踢出校並終身不獲理大取錄都有,而且判決一錘定音,不設上訴。理大校董劉炳章更表示嚴懲學生的背後是一種警告,大學不容許有談港獨的聲音。

本來,對於一些因為跟政權友好而獲委任為校董的人,能不能維護學術與言論自由已無期望,但希望他們至少要有一丁點教育理念,可是現在那些人就只懂跟隨政權起舞,不分是非。

校方推卸自身責任

好了,有人會說校董只是公職,他們本身是外人,也不一定對教育有認識,那麼學校的管理人員呢?管理大學的大都是教授,除了行政管理,他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就是教師嗎?面對學生,即使真的認為他們犯錯了,教師的職責不是應該把他們教好嗎?但理大的教師卻在做甚麼?

大學之所以對社會重要,不單只是為了培育社會人才,更是一個能讓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不同理念、思考、立場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辯論與爭議,讓大學的成員藉此創造新的知識。

有人會說,即使學生有言論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表現鹵莽,不夠「尊師重道」,應受處分,承擔後果與責任。也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但大學是否真的完全不容許年輕人「犯錯」?問題有嚴重至要剝奪學生學習的機會?反躬自省,大學對事情發展至如此結果真的沒有責任?

很多大學管理層都有一種誤解,以為大學是為了教授而存在的,他們當然擁有不能被挑戰的權力。然而他們大抵都忘了,大學最基本的存在目的,是因為年輕人的需要,不是教授更不是大學管理層的需要。

理大民主牆事件,本質是大學企圖以行政管理手段壓下政權不願見的言論,同學是先被威嚇沒收民主牆,才有激烈的行動維護大學應當捍衞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可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全由學生承擔,大學行政一方推卸所有責任,這難道公正嗎?

近年學術界、教育界的紅線越來越多,政權甚至講明甚麼甚麼不能說,即使要說,也只能有一個合乎上意的結論,這根本就是思想控制,要教師們自我審查,不可有忤逆政權的事情出現。大學站在創新思想與知識的最前線,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可是管理者並沒有盡其身為學者的責任去捍衞日益縮窄的自由,反為了逢迎權力,任由權力肆恣干預,以高高在上的行政之姿,跟隨權力起舞。

傘運之後,學生運動正在低潮,退聯一事也創傷了大學生參與社會。而連續好幾年,大學學生會的「缺莊」情況嚴重,大學生參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日漸薄弱,這又是我們樂見的嗎?當仍然有大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時,卻橫遭大學算賬,這又是大學應有的教育態度嗎?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再有蔡元培、再有高錕,但如果連期盼不忘教育初心的大學教師都是奢侈的時候,香港還談甚麼未來與希望?理大的所謂處分,正與大學教育背道而馳,而吊詭的是,今年正是五四運動100周年。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2019年3月5日)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是誰教育界無風起浪?

最近有網民在教育局網站找到一篇論述普通話教育的文章,又掀起一陣爭議。有立法會議員問特首林鄭月娥她的母語是什麼的時候,她說是「無聊」、又說教育界有人無風起浪。

我想特首真的太過不了解教育界了,相比其他行業,教育界是最不喜歡無風起浪的專業,教師巴不得可以安安靜靜的做好教育工作,默默地為社會培育人才。可惜的是,教育界從來都難求安寧,而且不是教育界中人卻最喜歡對教育專業多言。

就以中學通識科為例。這個科目在教育改革時引入高中課程,成為核心科目,學生要必修必考,目的是要打破過去教育制度中過度偏重知識傳授的問題,因此透過引入通識教育科,讓年輕人可以在學科學習以外,能夠掌握思維方法、學會多角度思考、懂得尊重異見,從而可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

在老師們的努力嘗試、實踐之下,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目標大致上可得以實踐。事實上,有研究也指出,通識教育科的推行,令到年輕人對社會事務多了理解、認識、也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敢於思考、質疑,這都是舊制度做得不到的地方。

於是一些政客便以為通識教育科塑造了激進的一代,因為這個科目提供了「批判工具」,讓學生不學知識,只懂事事批判,言下之意是通識教育科令年輕人不負責任。但事實又真是如此嗎?早前有報導指出,政府前中央政策組的一項研究也顯示,雖然學生都認為通識教育科內容「牽涉太多政治」,但同時學生亦認為這科增強了他們對政治議題的觸覺,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其實這一科的學習對氣們的政治立場的影響非常輕微,也沒有證據顯示學生因此會變得激進。

這顯示出通識教育科的老師,並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利用這個科目向學生「洗腦」,令到他們有反對政府的傾向,反而是老師令學生更加關心社會、不再只是「死讀書」;也沒有如一些政客所言,因為學習通識教育科而變得激進。他們對通識教育科的攻擊也不攻自破。

然而我們都了解,一些喜歡對教育事務指指點點的政客、尤其是建制派,他們對教育界的攻擊,目的是他們看到現在的教育制度讓學生掌握到思考的方法、掌握到批判的工具,實在不利於他們愚民。政府、建制因此才是喜歡對教育無風起浪、製造議題,並向教育界施加壓力及設限,使教育的權力及自主從老師的手上奪去。

在未來的日子可以預料,教育界將會面對更大的壓力,管治者將會全方位奪取教育的話語及控制權,畢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爭奪戰。教育界準備好迎戰了嗎?

唔用普通話教中文,唔得咩?

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 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 年的統計資料,6 至65 歲的人士當中,有88.1%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 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 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

是的,政府「贏」了,但……

這個星期天氣很好,陽光充沛,加上仍是暑假,心情也理應很好。

可是,接連幾天,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心情跟天氣完全不搭。

星期二,十三位年輕人遭到律政司的窮追猛打,就「反新界東北規劃撥款」案覆核他們的刑期,結果要立即入獄8個月及13個月;今天,另外三位年輕人因為「重奪公民廣場」案,再遭律政司覆核刑期,他們當中甚至有人已經就定罪完成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期滿的情況下,再被判6至8個月監禁。

這十六人,沒有一個人的「罪」是因為個人利益,甚至他們只是為了捍衛他人的利益。

「反新界東北規劃撥款」案當中,當時的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地胡亂就撥款議案表決,引致一班為了保護新界東北居民的年輕人衝入立法會。在原審的法庭,他們已經被定罪,法庭已經就他們的「犯法」判罰。可是,作為政府代表的律政司認為判罰過輕,務求要法庭把他們投入牢獄為止。

是的,政府「贏」了,十三位年輕人立即入獄。

「重奪公民廣場」案也是一樣,各人已經承擔了「公民抗命」的所謂「罪責」,甚至已經完成了罰則。律政司就是不滿意,就是必須要把他們收監才心息。

是的,政府「贏」了,三位年輕人立即入獄。

是的,政府「贏」了,但政府肯定把社會的撕裂再惡化,並且永遠都無法再修補,因為社會清楚地看到,這個政府不單「有權用盡」,而且更會利用法律,迫害反對者,手法也愈來愈純熟。將政治問題牽扯到法庭的,就是政府。

這十六人的名字,我們都要緊記,他們為了熱愛的土地付出:

梁曉暘
黃浩銘
何潔泓
林朗彥
朱偉聰
劉國樑
梁穎禮
周豁然
嚴敏華
郭耀昌
招顯聰
陳白山
黃根源
黃之鋒
羅冠聰
周永康

他們被無理判監,很氣憤、很難過,無力感隨之襲來。我想我們多數人可做的,除了對他們表達支持以外,就是都在我們的崗位上堅持信念,播種公義、民主的種子,不被政權、壓力打到。

我是教師,要爭取每一寸空間,讓學生認清這個政權的邪惡,讓學生也能守護公義,爭取民主。同樣重要的,是讓他們能成為有common sense的人,懂得分辨對錯。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儘管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