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沒博士學位可否做大學副校長?

最近對於港大副校長委任的事件,建制派火力全開,務求要把由遴選委員會推薦的陳文敏拉下馬,於是質疑陳文敏政治取向、管理能力的言論鋪天蓋地而來。其中亦有人質疑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因此沒有足夠資歷擔任港大副校長。

例如「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就曾撰文質疑陳文敏「連博士學位都沒有」,沒資格任港大副校長。然而,「博士學位」是否擔任大學副校長的「必然」資歷?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副校長,是否全都有博士學位呢?答案是否定的。

八大院校當中,只有中大及嶺大的副校長全部有博士學位,其餘各間院校主要負責行政的副校長皆沒有,表列如下(截至2015年8月8日):

理大副校長(行政):賴錫璋工程師
城大副校長(行政):李惠光先生
教院副校長(行政):黃敏兒女士
科大副校長(行政):賀致信先生
浸大副校長(行政):李兆銓先生
港大副校長(大學拓展):蘇彰德先生

由上可見,要擔任大學副校長,博士學位不是必然的資歷,反而是人選應該有能力帶領大學發展,有能力管理大學運作為宜。陳文敏既獲遴選委員會按嚴格的機制推薦,即已對他的能力認可,認為他可以協助校長管理港大。

再說,楊偉雄未獲梁振英委任為行會成員及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前,擔任理大副校長,也是沒有博士學位的,為何又不見建制派撲出來說他沒資格呢?

那些質疑「沒有博士學位」就沒資格做大學副校長的人,為何又不見質疑其他院校,偏偏就只質疑陳文敏?唯一的解釋,就是政治因素。那些人口口聲聲不要把大學政治化,才是最政治化的人。

我奉勸那些人,要罵人可以,但可否勤力一點,做點功課才罵?否則就只顯出你們的無知與膚淺。

院校主體不單只有教授

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所突顯的不單是政治權貴干預大學,還有帶出了大學教授也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有公義心。

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輝在《明報》撰文,詰問:「院校自主的真正主體是誰?」

他給的答案很明顯是:教授,而且一如他這樣的「終身教授」。他在文章高呼他們才是「院校自主的真正主人」,「才是港大命運的主宰者」。

在他的眼中,學生、校友都不是港大人,只有好像他這樣,既是港大校友、又是港大教授的,才有資格對港大的事情發聲,而且以「沉默的大多數」自居的他,資格更是獨步天下。

這樣的說法,我們當然不陌生,因為這種既得利益先行,公義隱形的說話,這三年我們聽得多了。

要答「院校自主的真正主體是誰」此問,其實一點不難,但偏偏有些大教授有權慣了,便目空一切,唯我獨尊。

我們要問的是「大學究竟為誰而立?」台大教學發展中心的成立宗旨可為此立下註腳:「大學為人類知識文明累積發展之所在,除鼓勵學術研究之創新突破,也重視智慧能力之傳承與啟發。就此而言,『研究』與『教學』允稱大學兩大任務,不可偏廢。」

「研究」的主體是教授,這沒異議;但「教學」的主體是誰呢?有人一定會說,當然也是教授。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不是學生?大學的功能在研究以外,便是讓年青人接受完整的教育,而這種教育並非職業培訓,而是讓大學生對於人生、對於社會、對於公平正義要有自己的想法。沒有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是虛空的。身為培訓教師的教授,難道也認為學生只是「受眾」嗎?如果真是這樣認為,港大教育學院的水平其實也是不甚了了。

故此,「院校自主的真正主體」不只是教授,學生也有同等地位。

因為大學從不為教授而立,而是為學生而立。社會需要大學,是因為年青人需要,不是教授需要。

李輝在文章裡,列舉的指控,多是道聽途說而來,身為教授,這樣就下判斷,認為學生「暴力」、「禁錮」,這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吧?

還有,在批評陳文敏時,說他的能力、品格不足擔任副校長。李輝說「有報道指陳教授已經被廉署立案跟進,還有大量『手尾』要跟」云云。究竟廉署是否真的已經立案?如果是,請證明;如果不肯定,只是「有報道」,便大肆批評,這就是人格謀殺,是當權者打擊敵人的慣常手法。

學生作為大學的主體之一,用盡了在制度內可行的辦法都抵檔不了當權者的歪理與惡行,便試圖打破缺口,讓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本來就是理所當然。李輝身為學者,沒有批評制度的暴力,反過來怪責學生在鏡頭前的一點動作,不是太本末倒置了嗎?我也擔心,由李輝教出來的準教師,究竟還有多少公義心?

當有教授眼中只會視自己是大學主體,公平正義就肯定慢慢流失。

一件小事

近兩星期,社會各界都在討論學校的管理文化。

讓我說一個小故事。

我曾任教於一所地區學校,是科主任,在校內算是中層管理的一員。當時也是初中的班主任。

有一天,學校的副校長氣急敗壞的來跟我說:「阿sir,有家長今早打電話來投訴,說你上星期家長晚會時,只說了幾句話,便留下了另一位中文不太好的班主任,離開了課室,是嗎?」

「是啊。」我說。

「那是什麼原因呢?」副校長說。

「我出了去跟家長有點事要談。」

「為什麼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了才見呢?」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對呀,為什麼你就不等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與那家長會面呢?

的確,我本來也是如此打算的。但是當天家長晚會時,校長及一眾高層在禮堂的演說嚴重超了時,本來是晚會完結的時間才放家長回課室見班主任,我若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談,恐怕凌晨12時也未能離校。即使我不介意凌晨才下班,也總不能要家長也那麼晚離開吧?於是,我當下就與班主任拍檔說,我跟所有家長交代了我要說的話,便離開課室,跟那家長單獨談他們關注的事。再說,我也不是唯一的班主任吧?

家長的投訴,是因為聽不明白我的拍檔說什麼,因為他是外國回來的,說的是英文。

然而,那校是自稱「EMI」啊。

副校長收到這個投訴,很緊張,走來問我:「那你有什麼解決方案?」

「解決?解什麼決?你跟家長說明我離開課室的原因不就可以了嗎?」

「萬一家長不接受呢?」

「阿副校長,事實就是如此,家長接不接受我控制不到,我說什麼他也可以不接受吧?」我已經在教員室開始忿怒,同事全都沉默了。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那位家長跟我說,發現近來兒子的書包有被同學用小刀割破的痕跡,擔心他在校是不是跟同學的相處出了問題、甚至是被欺凌?由於事情的嚴重性,我也擔心他兒子有機會受傷,於是在家長致電我之時,我便決定要在家長晚會後跟進。可是晚會超了時,唯有跟拍檔夾好,我單獨見家長,他在課室跟家長會面同步進行。

「但是我也要給家長一個答覆。」副校長說。

「我不是已經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嗎?」

「但如果家長不接受……」

「……」我真是無言了。「這樣吧,你跟家長說,如果他真的那麼在意要我見他,那請你邀請他來校,他想何時來校見我,我也等他,那可以了吧?」

「你確定這是你offer的solution?」副校長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

結果呢?那位投訴的家長是誰我也不知道。

說這個故事,不是要批評現在我們的學校管理人員有多不濟事,但我頗肯定,上面的那種故事,天天也在我們的學校發生。家長把自己當消費者,喜歡事事投訴;學校怕了家長,事事要息事寧人;社會喜歡事事說「問責」,但根本不先去了解同工的工作,結果教育生態被扭曲,學校怪事頻生。

而我,最後不能再忍受學校的管理層,辭職離開了。

香港須全面改革教師聘任制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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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教育界發生了兩件涉及教師與學生的死亡事件,分別是有多年浮沉於合約制的教師陳老師,不堪於有志難伸而自殺;以及小學女生在校墮樓身亡,死因庭研訊後,裁判官嚴辭狠批涉事的教師,未有把學生的福祉放在心上,而且在庭上謊話連篇,毫不專業。

兩件事都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意見紛紜,但都有帶出現時香港教師的聘任制度問題。

香港的公營學校主要有幾類:官立、資助、直資。

官立學校由政府營辦,教師大部分由政府以公務員條款聘任,可享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升遷機會;資助學校則是由政府出資,透過「辦學團體」來營辦學校,政府則透過教育局以〈資助則例〉來監察學校運作,以及進行質素保證,確保學校的運作在政府的規範之下,這種辦學模式,全世界絕無僅有。任職於資助學校的教師,聘任及升遷的權力在辦學團體及校方,但他們同樣能享有與官立學校教師同等的薪酬,即按政府訂定的薪級表支薪;直資學校則以政府透過學生平均單位成本,對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學校可以在聘任、課程、營運等方面的自由度,毋須接受〈資助則例〉的規範。

在上述各種公營學校類別當中,官立、直資學校只佔少數,大多數均屬於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工作的老師佔了香港教師人口的大多數。由於官立學校教師依循公務員制度,而直資學校的本質是私立學校,因此都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自殺過世的陳老師,多年來都以「合約教師」的身份,在不同的學校擔任教職,進不了「編制」、亦即所謂「常額」教席。有很多人不明白,「合約教師」跟「常額教師」不就都是教師嗎?有什麼分別呢?

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固定的,一般而言是政府按照學校的班數,來編配教師人手給學校,再由學校公開招聘合適的教師到校工作。以一間24班的中學為例,人手編制如下:

初中:一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
高中:一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換言之,該校在「編制內」的教師人數是44.4人,而按照政府政策,當中6.66人屬於「文憑職級」;37.74人屬於「學位職級」。這兩個職級的入職起薪點、頂薪點、升遷機會都不同。

除了「編制內」的教師,也有為數不少的「編制外」教師,通常是透過政府給予學校各種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聘用,以紓緩教師的工作量,自殺的陳老師,就是「編制外」的合約教師,他們通常都只獲一年聘約,續約與否要視乎相關的政府現金津貼會否繼續發放。此外,由於很多此類津貼往往不足以按照教師薪級表聘用合約教師,故此「合約教師」獲得的薪酬往往與擁用同等資歷編制教師為低。這些津貼的運用,學校擁有自主權,有些校長為免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便會巧立名目,以如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在法例規範下的職銜來聘用教師。

需要說明的是,這44.4位教師,已經包括了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他們一般在教學上的工作較少(校長更大部份不用上課),以騰出空間來處理學校行政與管理的職務,因此教師的職級越低,上課的節數就會越多。

因此,即使有同等、甚或更高資歷的教師,只要不能進入編制,便會隨時面對失業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未必與教師的教學表現相關,而是制度使然。更由於近年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的班級數目下降,編制教師的數目亦會按照比例減少。政府早幾年提出的「三保」措施,暫保編制內的教席數目不變,但同時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去的教席空缺卻不得重新聘用教師,故此,新入職的教師,「常額」職位競爭就越來越大,這也是政策使然。但別忘記,既然政府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容許學校聘請「編制外」教師,也即是承認了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只是政府不願長遠承擔而已。

社會有批評說,各行各業當中,「合約制」也是常規,為什麼偏要保障教師的「飯碗」呢?這便要由教育工作的本質談起。

教育工作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是要「服務」的對象是人,而且是在成長中關鍵時期的人。很多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越了解,學生的表現會越進步,而這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假如學校經常更換教師,對學生的成長也是不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師工作需要一定的穩定,才可以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帶領他們成長。故此,「常額」制度要保障的,不只是教師的「飯碗」,也是學生的成長。

大家不妨想想,讀書時期,你學習過的課程內容,還剩多少?還是曾經對你成長有所啟發的老師,記憶比較深刻?很多時,對你影響較深的老師,他們很可能跟你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嗎?這就是教師能長時間待在崗位上的重要。

當然,我也同意,需要有一定的機制來確保教師的水平,而這機制現在是沒有的。不單是前線教師,現時也沒有機制確保學校管理人員的水平。這也是為什麼女生墮樓的聆訊後,社會對該校管理人員的表現譁然的原因。

香港學校的管理人員,是透過晉升制度而來的。通常是一些在教學、培育等工作的前線教師表現優秀,便獲得校長認可,獲得了晉升的機會。晉升後便要擔任管理工作,如科主任、行政組別主管等等。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擅於教學、長於學生工作的人,未必是管理人才,但由於晉升涉及薪酬的增加,為現實考慮,很少獲推薦的人會拒絕晉升。

問題就來了,行內有句說話批評這樣的晉升制度是令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多了一個壞上司」。是的,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合適的,因為這當中涉及了許多非單純教學的能力,但在現時的制度下,卻暫無解決辦法。這也是為什麼案件聆訊中,該幾位老師被裁判官狠批之同時,有家長在網上力撐幾位涉事教師是好老師的原因。也許幾位涉事教師都是好老師,但從案件看來,肯定不是好的管理人員。

除非社會都認為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可以接受另類教育如在家教育,否則我們要深思的是整個教師聘任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改革,從而令到學校可以聘用合適的人當教師、有完善的機制革除不合適的教師、建立多元的晉升制度,可以人盡其才。舉例說,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雙軌制」,教師可以按能力及性向選擇成為教學專家、或者成為教育管理者,而兩者各司其職,令學校發展可以對學生更有裨益,也可以避免了職務上的錯配,最終影響學生學習及成長。

教育工作的性質不能與其他界別、尤其是商界比較,經常責難教育界的人也沒有深思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角色。社會要持續進步,很多行業都可以隨時代而轉化、甚至消失,但教育可以嗎?我們大可一起來改革教育,甚至以合理的方式來改變教師的聘任制度,做到任人唯才,賞罰分明,對不合格的教師毋須姑息,才是社會之福。

從教師自殺想起

未命名

又有一位教師同工自殺。

一個人要以結束生命來逃離現世人生,背後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誰也不能否定,與他的工作沒關係。

報載那位同工,喜歡讀書、成績也好,是三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志向,教學表現也曾獲讚揚。可惜的是,入行以來卻未能成功進入編制,在教育界浮浮沉沉,近兩年更一直未能找到教席,情緒的困擾可想而知。

坊間常常有種看法,說找不到教席,可以嘗試轉行,再等待機會不遲。說這種話的人,肯定是對香港教育行業的運作沒有了解。也錯誤地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怪罪在教師身上。

教育跟社會上其他行業不一樣,本質上不是一個「搵錢」的行業。教育要照顧的,是整個社會的兒童及年青人,政府的資源投放是不能迴避的。香港政府對待教育,常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商業」運作原則,便一定可以做到「成本效益」。事實上,政府眾多政策範疇,教育是其中一個不能以「成本效益」來看的政策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個性、出身、能力都不一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會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但偏偏教育制度卻為他們劃了一條線作為基準,政府的教育政策便以這一條線來作為衡量「成本效益」的標準。這種無視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思維,放在教育上,是注定會出問題的。

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不會了解問題所在。

那位自殺的同工,就是這種扭曲政策下的犧牲者。近十年,政府大量提供現金津貼給學校「靈活運用」,但大部分校長都會用來聘請人手,協助學校推行各種計劃,一時間,學校職位名目叢生:合約教師、教學助理、計劃助理、計劃主任、副教師、導師、統籌教師……不一而足。

這些巧立名目的學校職位,不少的工作性質其實跟普通教師分別不大,但是在薪酬福利、退休保障、升遷機會等等各方面,明顯相差十萬八千里,毫無保障可言。但弔詭的是,那些職位的入職者,往往卻是經政府檢定的合格教師,更多是初畢業的年青教師。由於政府寧願給錢給學校,也不願意開編制內的教席,結果新入職的教師,只能無奈接受剝削、接受朝不保夕的威脅。

有很多人會說:各行各業也是合約制,為什麼教師要有特殊待遇?有必要說明一下,教育界的「合約制」是什麼的一回事:合約教師「制度」的問題,是在於續約與否,不一定看老師的教學表現、教學質素。但大家別忽略一點,其他行業續約與否,當與業績、表現掛勾,汰弱留強。但香港教育界,續約與否,看的是政府政策,即使老師做得好,只要進不了編制,老師還是要隨時失業。

又有人會說,身為老師,作育英才,就別太計較待遇,否則何以為學生榜樣?社會上有一群人,邏輯很奇怪,只要你為了理想,就不要太計較收入。所以你做教師,不斷為學生付出就好,不要計較;你要做藝術家,不斷去創作就好,不要計較。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有理想、願意付出的,就必然要犧牲?現在教師爭取的,並不是額外的東西,而只是本來應該有的東西。如果身為老師,面對不公與剝削也不挺身而出,我們還有何資格教導學生公義?

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教師團隊的不穩定,會一點一滴影響教育質素,這種影響不會一朝一夕立時可見,但當影響已經可被看見之時,破壞已經不能逆轉,社會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破壞尚未成形之時,政府可有勇氣,防患於未燃呢?

吳克儉的無知與可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該局網站「局中人語」發表了題為《教育撥款受阻 究竟是誰搬走了我們的「乳酪」?》一文,反駁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政府玩弄行政手段,以撤回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不是政府的問題,是因為議會內「拉布」所致。

吳克儉說,「拉布」的議員是「始作俑者」,令教育相關撥款未能審議。 他更責難葉建源,認為他「沒有在議會內盡力阻止『拉布』影響教育撥款」,是不做實事之舉,然後羅列一大批數字,證明政府的教育的重視。

本來,教育界對於吳克儉當教育局長,早已不存任何期望,但他這篇文章混淆視聽、歪論連連,社會就不可不防。

首先,關於「始作俑者」。稍為有留意新聞的人,都知道立法會內出現「拉布」是因為現屆政府在梁振英治下,正把過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文化逐點破壞,社會在梁振英上任後,出現前所未有的撕裂,但政府非但沒有措施修補社會裂痕,更採取鬥爭心態與反對者周旋。非友即敵、敵我矛盾的心態充斥著政府的管治。

「拉布」是早已事先張揚的不合作抗爭,政府掌握資源與權力,本應好好與各界談判,爭取最大公因數,但這屆政府卻是爭取「你死我亡」,既不願談判,更玩弄手段,論「始作俑者」,肯定就是政府整個問責團隊。吳克儉卻試圖把屬於政府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然後倒轉因果,反責難議員了。

近來財委會審議撥款申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打破慣例,抽起一些沒有爭議的撥款申請,目的是要讓有爭議的項目夾硬上馬(如創科局),我們要反問吳克儉,在議員無權抽走、調動財委會議程的情況下,把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抽走,誰才是「始作俑者」?

其次,吳克儉玩弄大量數字,試圖向公眾說明「政府向來十分重視教育,視之為『投資』而非開支」,但他用的仍然是那套慣技:以「錢」來衡量。由學生的資助額,到加大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吳克儉都是在說錢錢錢,彷彿有了錢的投入,就是教育的質素保證。

歪理就在這裡了。

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教育,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之義,教育質素的提高,資源的投放是必須的。但是資源並不是全都可以用「使了多少錢」來衡量,還要看是不是用得其所,還要看是不是能夠分配得宜。吳克儉不懂教育,不懂得分配教育資源幾乎是肯定的。

例如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這根本沒有改善教師編制,只是加強了現有編制內的公平程度,因為現時持有學位的小學教師,不少仍然需要擔任文憑教師職級,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只是把教師應有的東西還給他們而已。但是吳克儉沒說的,是班師比例完全沒變,教師的工作量仍是超負荷,學生並沒有因此而得益。

又例如他提到「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現時的做法只是給現金津貼,讓學校運用,並沒有全面在人手規劃上作出配合,讓學校可以有更佳的人力資源把學生的生涯規劃工作做得更好。雖然這筆津貼數目不少,但問題並非是錢給多少的問題,而是怎樣可以用的更好的問題,在這方面,吳克儉肯定是沒有概念的。

還有他提到的「籌劃免費幼稚園教育、加強支援清貧、非華語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優化課程及加強師資培訓、深化學校及學生交流計劃,以及推動商校合作」等,都是未能適當地配合教育前線,有了錢,又如何?

吳克儉試圖駁斥葉建源,責難議會拉布是抽走教育撥款議案的「始作俑者」,所顯示的,就是不懂教育的layman,走去當教育局長究竟有多可笑。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教育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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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報讀了擬任校長課程,完成了「需要分析」,算是開展了校長認證的程序。正在思索究竟所謂「教育行政」是怎樣的一回事,是為了教育而行政?抑或是為了行政而行政呢?

何秀煌教授曾說「教育是一項良心的任務」。曾任國子監祭酒的唐代文學家韓愈,他曾言簡意賅指出所謂「師」有三項要務:「傳道」、「授業」、「解惑」(《師說》),這是古人對教師的期望。今天,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傳播者,性格的模塑者、需要的協助者、憂愁的安慰者、公義的仲裁者」(梁子勤,1971)。

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不論任何一個環節,人都是處於最重要的位置。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學校管理、課堂管理、德育、授課、以至訓育、輔導等各個位置,人的參與是必然的。這當然是由於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人才以利社會發展,「科教興國」亦早已成了中國的國策,可見教育於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

加入成為教育同工的人,不少最初都本著一顆熱誠的心,有同工認為「教書很神聖,當你教導一個人的時候,你是在影響他和他周圍的人」(陳楷文,1998),故此有說教育工作是一項「人影響人」的工作。教師的工作之所以與其他行業不同,是「良心」二字。不是本著良心為師,不論這個教師能在社會上有多高的地位,也是枉然。我相信能一直在教育行業堅持下去的,都應本著這份心去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社會都期望教師「學富五車」、「為人正直」、「不偏不倚」、「因材施教」、「愛心爆棚」……,然而這是合理的期望嗎?是否合理,見人見智,但我深信,教師應該不時反思身教言教的重要,為年輕人指引未來,只要深信自己所做的正確,就不怕外界的刁難。

然而,今天當教師實在不容易。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社會視師生關係變成了消費者與供應商的關係,社會動輒對教師諸多刁難,教師因而沒有了空間去經營與學生的關係、沒有了師生之間重情的理念。小思是我大學時的恩師,她在《一生承教》一書中,寫了對老師的眷念,令人動容,但今天要找著一如老師當年的那種師生關係,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沒有空間。

老師的文章公認寫得好,正常去想,鼓勵她創作的應該是中文老師吧。然而,鼓勵她寫第一個專欄的,卻是當時新亞書院生物系的系主任任國榮老師。老師回憶在大學二年級時,任老師每星期都會跟她「喝杯香片茶,跟他聊天,——談的竟是文學和創作」。試問這樣的空間,身教言傳,在今天忙亂的教育環境下,恐怕是妄想吧?一位生物學的教授,看到了學生的文章寫得好,不單鼓勵,還有空間為學生批改,使其進步。我相信今天很多教師,都會很嚮往有這樣的空間,為學生的成長努力,但是,這不過是嚮往而已。

教育當局常常以為,不斷的給錢學校,就能為教師「創造空間」。這種事事以為錢可以解決問題的思維,不單無法解決問題,反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假如真的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請認真給教師空間,別太多干預。

我有時在想,當有一天我有機會擔任校長的話,究竟我要辦一間怎樣的學校呢?而這個社會又會想要怎樣的教育呢?

(原文刊「明報讀書網」,2012年8月29日。修訂於2014年12月9日)

學好通識 還需知識

佔領運動超過一個月,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人,他們對民主政制的訴求合理,爭取的態度謙卑,身為教師,我實在為社會有這樣的一群年輕人而感到自豪。自運動開展以來,就不斷有來自建制派的人批評是新學制推行通識教育科,增加學生對社會事務的關心,成為推動佔領運動的助力。假如這樣的說法成立,我們真的要感謝通識科同工五年以來的努力,令這個科目成功造就出關心社會的新一代。

最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通識教育科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因此要求政府把通識教育科在核心科目中剔除,「轉為選修」,以中國歷史科取而代之。是否應以中國歷史科取代通識教育科,暫且不談,但「通識教育科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此一批評,則大有商榷的餘地。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主要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期望學生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全球的教育工作者都認同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能力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能力之一,令新一代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增強競爭力。 其中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組織提出的「3R4C」——3R:閱讀(Reading)、書寫(wRiting)、運算(aRithmetic);4C:批判性思考與解難(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意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讀者可瀏覽該組織網頁:http://www.p21.org/),更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所重視的要素之一。

本港2009年起推行的新高中學制,以中、英、數、通識四科為核心,加上不同的選修組合及應用學習,整個課程架構,在學理上可算是回應了新世代的需要;其中,在新高中推行通識教育科,可算是最大的改變。

不過,在教育學生獨立思考的時候,是不是會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呢?前教統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通識教育/跨課程學習)陳岡(2007)曾指出「知識不足,通識『難讀』」,因此在為通識教育科作準備的時候,學校須以整全的觀念來規劃課程。陳岡指出:「就初中課程的規劃,學校應確保這些基礎知識的教授,並提供足夠課時讓學生掌握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因為在高中階段,學生有需要運用這些學習內容來學習通識科。學校若沒有作好這方面的準備,將會令預算用作教授通識科的課時,變為補充教授初中學習階段本應掌握的知識,此舉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

由此可見,通識教育科本身並非以知識為本的學科,反之,學生在整個中學學習過程所學的學科知識,都是他們學好通識教育科的知識來源;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一說明顯是不準確的。 葉劉淑儀更批評通識教育科「問題是缺乏內容,學生基本知識水平根本下跌了,在知識水平不足的情況下,要他們讀獨立專題研究,好多學生都會覺得吃力」。這說法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在某些學生身上,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問題的出現不單在學科本身,學生的學習能力、成長背景、學校的支援等同樣有影響。

事實上,學科本身早已要求學生掌握好基礎知識,陳岡也曾經表示,「培養通識科所需要的專題研習和思考能力固然重要,但這些能力不能在『知識真空』中建立;相反,在堅實和相關的知識情景當中培養這些能力,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通識教育科「缺乏內容」,而是要思考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上,學校和老師還有什麼可以做。把通識教育科剔出核心科目的建議,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的說法。

故此,學生要學習通識教育,需要的知識並不少,但需要的更是在掌握知識以外,如何獨立思考,洞悉世情,也許比知識的本身意義更大。

因此,社會要共同思考的,是怎樣才可把通識教育科做得更好,例如增撥通識教育科的常額教席、加強校本支援、增加教師專業培訓、加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讓教師同工可以安心繼續把學科做好,這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既然葉太及不少建制派中人聲稱通識教育科的問題不是政治的問題,那麼就請大家把問題留給專業的前線教師同工好好處理,讓他們繼續為培養下一代而努力吧。

(文章刊於《信報》,2014年11月11日。)

黃均瑜枉稱人師

為了替獨裁者護航,究竟可以怎樣埋沒良心?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作了最佳示範。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退休校長,教聯會是工聯會的屬會,政治取態親建制、親北京自是當然,事實上,黃均瑜一直以來的言論都是這樣,本來就不足為奇。而身為「反佔中大聯盟」的一員,黃均瑜在政治上的取態與「大聯盟」站在同一陣線,也就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大聯盟」要把學校、學生置於「文革式」的鬥爭之下的時候,身為教師,黃均瑜不但沒有阻止,還加入抹黑,這就沒可能接受了。

黃均瑜在媒體發言,把學生罷課的呼籲,胡亂砌詞說成是黑社會,就是顛倒是非,實非教師所為。他說:「最先可能係打吓波,之後係食吓嘢,跟住就去偷吓嘢,冇事嘅,偷嘢捉唔到嘅,拉你唔到嘅,一步一步來,你問任何一個老師,任何一個社工,接觸過都知。」他還稱自己在教育界「經驗豐富」,以這樣的「經驗」來類比,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判斷是比喻不倫。

同學面對強權,爭取公義,為的是更好的社會,罷課是他們能夠表達的方式之一。學校可以不同意,甚至可以利用校規來「懲罰」他們,但這絕不等如他們就是犯錯。身為教師,假如連這一點認知都沒有,只能說這樣的教師水平甚低,其實是不應踏入課室的。而黃均瑜在「大聯盟」的記者會上說:「學校係無罷課呢樣嘢,喺中學來講,只有曠課」,正是低水平的明證。

教師的其中一個天職,就是保護學生,但「大聯盟」設立熱線電話、傳真、電郵來供社會「舉報」學生,並且恐嚇會公開他們的校名、以至個人資料,製造白色恐怖、寒蟬效應,全都是傷害學生、傷害教育界之舉。黃均瑜身為教聯會會長,不但未有制止,更為「大聯盟」的行動說項,為獨裁者壓迫人民添柴添火。

大家儘管可以不同意學生「佔中」,事實上「和平佔中」運動亦不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與「佔中」,但這不等於連學生在校內表達意見也要遭受無理的打壓。曾為校長,如果也沒有這樣的認識,由是觀之,黃均瑜枉稱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