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開發郊野公園 威脅食水安全

終於,梁振英臨落任都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要求相關部門對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作為房屋用途作「初步」研究。他指出研究的對象是「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並且會增加郊野公園的總面積以作補償。但觀乎本屆政府的「語言偽術」,我們還是不能盡信。

不論在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泳灘還是元朗南生圍發展的問題上,政府對於環境問題,還是以不惜破壞來達至發展目的。今次提出開發郊野公園,不過是這些問題的惡化版本而已。

郊野公園為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態,也同時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選擇。香港郊區的生物多樣性,也很大程度得益於郊野公園提供了良好保護,免受城市發展而破壞。

除此之外,郊野公園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保護本地的淡水資源。我們都知道,雖然香港的食水很多都是來自東江水的供應,但其實香港本身的水塘也是重要的食水來源之一,而且供水成本遠比來自大陸的東江水便宜(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以2013/14年度計算,由本地水塘供應的食水每立方米的成本為4元,但東江水的成本則為8.6元,相差超過一倍)。

現時所有的食用水塘都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範圍之內,詳見附表。

除了食用水塘外,根據水務署網頁所示,現時8個灌溉水塘,也是位於郊野公園範圍之內,由此可見郊野公園肩負起保護本地水資源的重任。梁振英所謂「生態價值較低」的地帶,因此也是偽命題。以大欖郊野公園為例,在大欖涌水塘建成前,按漁護署的說法,該地範圍土地貧瘠,「幾乎寸草不生」,為「保護水塘集水區免受侵蝕而致水土流失」,當局便開始廣植林木,經過多年的努力,現時該地生機蓬勃、生態多元。

此路一開 往後破壞只會更多

更甚的是每一個開發工程,就必然會帶來污染。人類生活一定會對原生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開發郊野公園此路一開,往後的破壞只會更多,並且威脅本地水資源的安全。一旦集水區被污染、被破壞,我們將要更依賴大陸的供水,等於將生存的大權拱手讓予外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

根據公共專業聯盟2012年的研究,現時香港土地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沒有土地,而是政府對於土地的整理及規劃,尤其是棕地的運用與管制出現了漏洞,導致大量土地被不適當地使用,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梁振英政府不去處理現有土地而在即將落任時打郊野公園的主意,既不恰當,也有違當日「不開發郊野公園」的承諾。

還是那句:開發郊野公園,「諗吓」都不應該。

廣告

資訊真假難辨,培養下一代媒體素養刻不容緩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德國時,在一個跟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場的記者會上提及現時在社交媒體及其他網上平台上充斥著的假新聞。 他說:「如果我們不認真看待事實及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如果我們分辨不到嚴肅的辯論及政治宣傳,那麼我們便會遇上麻煩。」(If we are not serious about facts and what’s true and what’s not, if we ca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erious arguments and propaganda, then we have problems.)他更指出,任由假新聞充斥,民主制度也會隨時崩潰。

自從互聯網出現,除了使我們在獲取新聞及資訊的方式與從前大有不同外,互聯網的發達也讓「媒體」的角色身份也出現了轉變。在傳統意義上媒體是一種訊息傳遞的工具,它可以是電視、電台、報章等等。這些都是單向的訊息傳遞,觀眾、讀者等媒體受眾因此也都是單向地、被動地接受訊息的。但當互聯網踏入了Web 2.0的年代,媒體受眾不單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選取有用資訊,而且更可以成為發放資訊的人,扮演著若干的媒體角色(如透過網誌、網台、以至視象來發放訊息)。 本來,互聯網應是言論自由更實在表現的空間,但要這個空間能發揮正面的作用,就要有賴網民的自律及負責。 奧巴馬說:「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太多虛假訊息,這些訊息都包裝得很好,當你通過Facebook主頁或者電視看到這些內容時,它們看起來跟其他消息完全一樣。」[註1] 本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評論指出,在Facebook上橫行的假新聞,要為特朗普當選總統負上一定的責任。 由此可見,互聯網上的假新聞,已被視為威脅到現實社會正常運作的問題。

不單在美國,香港也有同樣的危機。 近年,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這些網站會假扮新聞網站,除了抄襲其他網站的內容外,更會胡亂推砌內容,並利用一些譁眾取寵的標題來吸引網民,令大家在社交網站上不斷「分享」、「點讚」。 當中曾經有一篇「報導」指出「新移民綜援婦,月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不少人信以為真,在Facebook瘋傳,並錄得過百萬的點擊。很多人在自己的Facebook上狠批「新移民呃綜援」,加劇了對新移民的仇視。 後來這篇「報導」被揭穿造假,但不少人已對該文章的內容深信不疑,令一種本來不應該存在的仇恨也在社會形成。

假新聞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會令傳統媒體也受害。 現時主要的傳統媒體都有網上媒體的部門,而「即時新聞」更是各媒體爭奪網民瀏覽的利器。由於此類新聞的「即時」性質,編採人員不可能投入太多時間對報導的內容作出準確的核實,有些時候只好未經嚴格把關便上載至網站。 前陣子,Facebook上廣傳一個聲稱是美國太空總署國際太空站的太空直播,就連傳統媒體的網站及社交網站也作出報導並且將相關「直播」影像嵌入貼文當中。 然而,不久之後,太空總署便已否認曾在該網站進行直播。該網站其實是盜用了太空總署的片段,並剪輯假扮直播以吸引網民觀看。 事實上,在被揭穿作假後,該網站很快便將影片下架,而曾作出報導的媒體也只好承認錯誤,撤回報導。

一如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W. James Potter(2016)所言,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已填塞了媒體資訊,數量之多已超越了大家所想像,而且訊息量亦以幾何級數增長。如何在眾多的資訊當中分辨真假,將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大挑戰, 因此,從小教導下一代媒體素養就變得非常重要。 甚麼是「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現時一般都會採用美國民間組織「媒體素養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義,他們認為「媒體素養是二十世紀的教育理念。 它提供了一個框架,媒體形式不拘——由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絡,來獲取、分析、估量、創造訊息。 媒體素養建立了人們對媒體角色的理解,同時也是民主社會的公民賴以問詢與自我表達的必要能力。」[註2] 媒體素養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種可放在不同學科當中的學習方式,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學科學習,得到媒體素養的培育,從而讓他們掌握怎樣在浩瀚無邊的資訊世界,分辨真偽,並讓資訊可為己所用。

雖然前教育統籌局早於2005年已發表了「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架構」,詳細提出我們的年輕一代要如何成為一個具備「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人;教育局在2015年8月發表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當中也曾提及「學生必須重點加強其數碼素養」,可是上述文件提及的,都主要與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ICT skills)有關,故此多是著墨於技術層面,而較少聚焦於思維層面。

在今天的學習環境中,學生都不能避免要利用互聯網來學習,例如小學常見的「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中學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等,他們都會在網上搜尋資料來建構自己的學習成果,但在辨別資料真偽的能力上,現時我們的同學仍然有所不足,結果學習成果往往打了折扣。更甚的,是擔心他們會被不實的資訊扭曲了對某事某物的認知與了解。

當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更加要認知按下Like與Share的一刻,其實影響力可能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網上的「迴聲效應」(echo chamber)會令他們一旦遇到錯誤的認知,會漸漸誤以為是真實,上面曾提及的「新移民呃綜援」假新聞便是一例。

因此,我們應當思考,怎樣給我們的學生自小培養對於媒體的觸覺,省察我們如何接收資訊,判辨真偽,並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站穩陣腳。

 

[註1] 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17/barack-obama-fake-news-facebook-social-media,英文原文:Because in an age where there’s so much active misinformation, and it’s packaged very well and it looks the same when you see it on a Facebook page or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註2]見http://medialit.org/site-overview-whats-where-and-how-find-it,英文原文:Media Literacy is a 21st century approach to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and participate with mess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 from print to video to the Internet. Media literacy buil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dia in society as well as essential skills of inquiry and self-expression necessary for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本文刊於「傳媒透視」,2016年12月16日)

教育局應開放培訓活動予所有註冊教師參與

社會一直都對教師的專業質素有所要求,而政府也一直聯同院校、非政府組織及不同範疇的專家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活動,由數小時的講座、研討會,至5星期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Full-time Block Release)」的課程也有。

現時大部分的培訓活動都由教育局資助,參加的教師都可免費參與。其中報讀「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的教師,其學校亦可獲撥款聘用代課教師,讓參與課程的教師可以暫時放下學校繁忙的工作,安心進修。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由教育局舉辦或資助的培訓活動,目標都是現時在校有教席的教師,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得悉各項培訓活動的資訊,以及可以經由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參加大部分的相關活動,並由校長批核申請。

然而近年由於適齡入學的學生數目持續下降,不少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縮班」、甚至「殺校」,不少教師因此失去教席,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當他們離開了學校,意味着他們不能夠再透過「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站」獲得報名資格參加在「培訓行事曆」內載有的培訓活動。他們當中很多仍然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只是暫時未能在校執教,但他們仍希望持續更新對教育工作的知識,可是在現行制度下,當他們離開了學校,便不能再參加上述的培訓活動。

這是對他們不公道的。

他們大都跟在校的教師一樣,是根據《教育條例》下註冊的合資格教師,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暫時未能覓得教席或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政府不應該因為他們未有在學校工作而剝奪他們可以參加培訓的機會,反而應該向他們開放報名,讓他們可以持續更新教育知識,更好地準備重新投入教育工作的一天。

對政府來說,接受這些教師參加培訓,並不會在財政上有太大的額外承擔,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講座及研討會;反之,讓他們參與培訓,卻可令社會儲備好一批富經驗的教師,他們可以隨時重投教學,這對教育發展肯定有益。

當然,在有效運用資源的角度看,讓在職教師可獲得優先權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局也應同時考慮讓非在職的教師參與(例如可讓他們以候補的身分參與),既可滿足在職教師的培訓需要,也可讓非在職教師有持續進修的機會,更可使資源充分運用,是多贏之策。

前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即今「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發表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曾說:「我們希望能夠為教師提供一個推動及支援教師持續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成為積極、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固地植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我相信不只在校教師,非在校的教師也應有同樣的機會持續參與培訓,他們既是按例註冊的教師,教育局也應一視同仁,使他們可以參加培訓,並為他們再可以投入教學作好準備,也能為社會儲備良師,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明擺著的歧視,最差的身教

媒體報道,位於大嶼山東灣的群育學校莫羅瑞華學校及石壁宿舍,因為校舍及設施已經不符今天的教育要求,但因為地契所限,不能原址重建,政府遂於屯門撥地供該校遷校之用,並且會增強服務,開辦中學。

群育學校的服務對象是一些因為行為偏差、或暫時不適應主流學校教育的學生,他們可以在一個獲得更多照顧的環境下繼續學習,當他們的行為及學習狀態可以回復到跟一般學生一樣時,便能重回主流學校,繼續學業。

然而,遷校一事卻引發了鄰近學校的校長不滿。在莫羅瑞華學校新址旁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蔡國光去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至擬定新址,理由竟然是他認為「群育學校只取錄情緒及行為問題中等至嚴重的學生,按教育局的《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學生的行為問題包括逃學、輟學、參與不良份子的活動,甚至吸食毒品、性濫交和援交等行為」,所以「應遠離民居」。

如果以上的看法,只是一般的社區人士,或對教育無知的人(如同樣反對的工聯會、新民黨區議員),我不會覺得意外,但是出自一位自稱已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學校長之口,就實在很難接受。因為這不單是明擺著的歧視,而且是極差的身教。

我們都知道,青少年在成長時期,都會經歷著不同的轉變,有些人可以做到社會的「要求」,於是我們就認為他們「正常」;有些人因為成長經歷、家庭問題、個人情緒問題等因素,未能做到社會的「要求」,便往往被視為「不正常」。即便如此,我們要做的、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要幫助他們早日重回社會,而不是要把他們跟社會隔離。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帶領社區內不同的持分者接納及包容群育學校的同學,讓他們知道社會並沒有放棄他們。

但很明顯,蔡國光校長並沒有這樣做,反而跟那些對教育無知的區議員一道,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址。很難想像,平日蔡校長怎樣教導學生包容跟接納跟自己不同的人?他自己向學生示範歧視別人,他的學生又怎能成為尊重不同價值的人?

更甚者,蔡校長更視群育學校的學生是「炸彈」,假設他們一定會「搞事」,甚至說會影響他的學生上學。但他是否真的不知道,現時多所群育學校都是位處學校群附近,也似乎甚少聽到群育學校的學生會跟附近的學生「撩事鬥非」。明顯地為了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校,便胡亂為群育學校貼上標籤,完全不是一位專業校長應有的表現。

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專業的學校領導,應帶領社區人士認識教育,而不應反過來帶頭歧視有不同學習、成長需要的學生,我相信這絕不是過份的要求。

 

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一件小事

近兩星期,社會各界都在討論學校的管理文化。

讓我說一個小故事。

我曾任教於一所地區學校,是科主任,在校內算是中層管理的一員。當時也是初中的班主任。

有一天,學校的副校長氣急敗壞的來跟我說:「阿sir,有家長今早打電話來投訴,說你上星期家長晚會時,只說了幾句話,便留下了另一位中文不太好的班主任,離開了課室,是嗎?」

「是啊。」我說。

「那是什麼原因呢?」副校長說。

「我出了去跟家長有點事要談。」

「為什麼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了才見呢?」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對呀,為什麼你就不等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與那家長會面呢?

的確,我本來也是如此打算的。但是當天家長晚會時,校長及一眾高層在禮堂的演說嚴重超了時,本來是晚會完結的時間才放家長回課室見班主任,我若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談,恐怕凌晨12時也未能離校。即使我不介意凌晨才下班,也總不能要家長也那麼晚離開吧?於是,我當下就與班主任拍檔說,我跟所有家長交代了我要說的話,便離開課室,跟那家長單獨談他們關注的事。再說,我也不是唯一的班主任吧?

家長的投訴,是因為聽不明白我的拍檔說什麼,因為他是外國回來的,說的是英文。

然而,那校是自稱「EMI」啊。

副校長收到這個投訴,很緊張,走來問我:「那你有什麼解決方案?」

「解決?解什麼決?你跟家長說明我離開課室的原因不就可以了嗎?」

「萬一家長不接受呢?」

「阿副校長,事實就是如此,家長接不接受我控制不到,我說什麼他也可以不接受吧?」我已經在教員室開始忿怒,同事全都沉默了。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那位家長跟我說,發現近來兒子的書包有被同學用小刀割破的痕跡,擔心他在校是不是跟同學的相處出了問題、甚至是被欺凌?由於事情的嚴重性,我也擔心他兒子有機會受傷,於是在家長致電我之時,我便決定要在家長晚會後跟進。可是晚會超了時,唯有跟拍檔夾好,我單獨見家長,他在課室跟家長會面同步進行。

「但是我也要給家長一個答覆。」副校長說。

「我不是已經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嗎?」

「但如果家長不接受……」

「……」我真是無言了。「這樣吧,你跟家長說,如果他真的那麼在意要我見他,那請你邀請他來校,他想何時來校見我,我也等他,那可以了吧?」

「你確定這是你offer的solution?」副校長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

結果呢?那位投訴的家長是誰我也不知道。

說這個故事,不是要批評現在我們的學校管理人員有多不濟事,但我頗肯定,上面的那種故事,天天也在我們的學校發生。家長把自己當消費者,喜歡事事投訴;學校怕了家長,事事要息事寧人;社會喜歡事事說「問責」,但根本不先去了解同工的工作,結果教育生態被扭曲,學校怪事頻生。

而我,最後不能再忍受學校的管理層,辭職離開了。

香港須全面改革教師聘任制度嗎?

未命名 3.001

最近教育界發生了兩件涉及教師與學生的死亡事件,分別是有多年浮沉於合約制的教師陳老師,不堪於有志難伸而自殺;以及小學女生在校墮樓身亡,死因庭研訊後,裁判官嚴辭狠批涉事的教師,未有把學生的福祉放在心上,而且在庭上謊話連篇,毫不專業。

兩件事都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意見紛紜,但都有帶出現時香港教師的聘任制度問題。

香港的公營學校主要有幾類:官立、資助、直資。

官立學校由政府營辦,教師大部分由政府以公務員條款聘任,可享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升遷機會;資助學校則是由政府出資,透過「辦學團體」來營辦學校,政府則透過教育局以〈資助則例〉來監察學校運作,以及進行質素保證,確保學校的運作在政府的規範之下,這種辦學模式,全世界絕無僅有。任職於資助學校的教師,聘任及升遷的權力在辦學團體及校方,但他們同樣能享有與官立學校教師同等的薪酬,即按政府訂定的薪級表支薪;直資學校則以政府透過學生平均單位成本,對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學校可以在聘任、課程、營運等方面的自由度,毋須接受〈資助則例〉的規範。

在上述各種公營學校類別當中,官立、直資學校只佔少數,大多數均屬於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工作的老師佔了香港教師人口的大多數。由於官立學校教師依循公務員制度,而直資學校的本質是私立學校,因此都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自殺過世的陳老師,多年來都以「合約教師」的身份,在不同的學校擔任教職,進不了「編制」、亦即所謂「常額」教席。有很多人不明白,「合約教師」跟「常額教師」不就都是教師嗎?有什麼分別呢?

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固定的,一般而言是政府按照學校的班數,來編配教師人手給學校,再由學校公開招聘合適的教師到校工作。以一間24班的中學為例,人手編制如下:

初中:一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
高中:一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換言之,該校在「編制內」的教師人數是44.4人,而按照政府政策,當中6.66人屬於「文憑職級」;37.74人屬於「學位職級」。這兩個職級的入職起薪點、頂薪點、升遷機會都不同。

除了「編制內」的教師,也有為數不少的「編制外」教師,通常是透過政府給予學校各種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聘用,以紓緩教師的工作量,自殺的陳老師,就是「編制外」的合約教師,他們通常都只獲一年聘約,續約與否要視乎相關的政府現金津貼會否繼續發放。此外,由於很多此類津貼往往不足以按照教師薪級表聘用合約教師,故此「合約教師」獲得的薪酬往往與擁用同等資歷編制教師為低。這些津貼的運用,學校擁有自主權,有些校長為免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便會巧立名目,以如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在法例規範下的職銜來聘用教師。

需要說明的是,這44.4位教師,已經包括了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他們一般在教學上的工作較少(校長更大部份不用上課),以騰出空間來處理學校行政與管理的職務,因此教師的職級越低,上課的節數就會越多。

因此,即使有同等、甚或更高資歷的教師,只要不能進入編制,便會隨時面對失業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未必與教師的教學表現相關,而是制度使然。更由於近年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的班級數目下降,編制教師的數目亦會按照比例減少。政府早幾年提出的「三保」措施,暫保編制內的教席數目不變,但同時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去的教席空缺卻不得重新聘用教師,故此,新入職的教師,「常額」職位競爭就越來越大,這也是政策使然。但別忘記,既然政府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容許學校聘請「編制外」教師,也即是承認了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只是政府不願長遠承擔而已。

社會有批評說,各行各業當中,「合約制」也是常規,為什麼偏要保障教師的「飯碗」呢?這便要由教育工作的本質談起。

教育工作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是要「服務」的對象是人,而且是在成長中關鍵時期的人。很多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越了解,學生的表現會越進步,而這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假如學校經常更換教師,對學生的成長也是不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師工作需要一定的穩定,才可以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帶領他們成長。故此,「常額」制度要保障的,不只是教師的「飯碗」,也是學生的成長。

大家不妨想想,讀書時期,你學習過的課程內容,還剩多少?還是曾經對你成長有所啟發的老師,記憶比較深刻?很多時,對你影響較深的老師,他們很可能跟你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嗎?這就是教師能長時間待在崗位上的重要。

當然,我也同意,需要有一定的機制來確保教師的水平,而這機制現在是沒有的。不單是前線教師,現時也沒有機制確保學校管理人員的水平。這也是為什麼女生墮樓的聆訊後,社會對該校管理人員的表現譁然的原因。

香港學校的管理人員,是透過晉升制度而來的。通常是一些在教學、培育等工作的前線教師表現優秀,便獲得校長認可,獲得了晉升的機會。晉升後便要擔任管理工作,如科主任、行政組別主管等等。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擅於教學、長於學生工作的人,未必是管理人才,但由於晉升涉及薪酬的增加,為現實考慮,很少獲推薦的人會拒絕晉升。

問題就來了,行內有句說話批評這樣的晉升制度是令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多了一個壞上司」。是的,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合適的,因為這當中涉及了許多非單純教學的能力,但在現時的制度下,卻暫無解決辦法。這也是為什麼案件聆訊中,該幾位老師被裁判官狠批之同時,有家長在網上力撐幾位涉事教師是好老師的原因。也許幾位涉事教師都是好老師,但從案件看來,肯定不是好的管理人員。

除非社會都認為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可以接受另類教育如在家教育,否則我們要深思的是整個教師聘任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改革,從而令到學校可以聘用合適的人當教師、有完善的機制革除不合適的教師、建立多元的晉升制度,可以人盡其才。舉例說,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雙軌制」,教師可以按能力及性向選擇成為教學專家、或者成為教育管理者,而兩者各司其職,令學校發展可以對學生更有裨益,也可以避免了職務上的錯配,最終影響學生學習及成長。

教育工作的性質不能與其他界別、尤其是商界比較,經常責難教育界的人也沒有深思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角色。社會要持續進步,很多行業都可以隨時代而轉化、甚至消失,但教育可以嗎?我們大可一起來改革教育,甚至以合理的方式來改變教師的聘任制度,做到任人唯才,賞罰分明,對不合格的教師毋須姑息,才是社會之福。

從教師自殺想起

未命名

又有一位教師同工自殺。

一個人要以結束生命來逃離現世人生,背後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誰也不能否定,與他的工作沒關係。

報載那位同工,喜歡讀書、成績也好,是三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志向,教學表現也曾獲讚揚。可惜的是,入行以來卻未能成功進入編制,在教育界浮浮沉沉,近兩年更一直未能找到教席,情緒的困擾可想而知。

坊間常常有種看法,說找不到教席,可以嘗試轉行,再等待機會不遲。說這種話的人,肯定是對香港教育行業的運作沒有了解。也錯誤地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怪罪在教師身上。

教育跟社會上其他行業不一樣,本質上不是一個「搵錢」的行業。教育要照顧的,是整個社會的兒童及年青人,政府的資源投放是不能迴避的。香港政府對待教育,常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商業」運作原則,便一定可以做到「成本效益」。事實上,政府眾多政策範疇,教育是其中一個不能以「成本效益」來看的政策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個性、出身、能力都不一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會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但偏偏教育制度卻為他們劃了一條線作為基準,政府的教育政策便以這一條線來作為衡量「成本效益」的標準。這種無視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思維,放在教育上,是注定會出問題的。

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不會了解問題所在。

那位自殺的同工,就是這種扭曲政策下的犧牲者。近十年,政府大量提供現金津貼給學校「靈活運用」,但大部分校長都會用來聘請人手,協助學校推行各種計劃,一時間,學校職位名目叢生:合約教師、教學助理、計劃助理、計劃主任、副教師、導師、統籌教師……不一而足。

這些巧立名目的學校職位,不少的工作性質其實跟普通教師分別不大,但是在薪酬福利、退休保障、升遷機會等等各方面,明顯相差十萬八千里,毫無保障可言。但弔詭的是,那些職位的入職者,往往卻是經政府檢定的合格教師,更多是初畢業的年青教師。由於政府寧願給錢給學校,也不願意開編制內的教席,結果新入職的教師,只能無奈接受剝削、接受朝不保夕的威脅。

有很多人會說:各行各業也是合約制,為什麼教師要有特殊待遇?有必要說明一下,教育界的「合約制」是什麼的一回事:合約教師「制度」的問題,是在於續約與否,不一定看老師的教學表現、教學質素。但大家別忽略一點,其他行業續約與否,當與業績、表現掛勾,汰弱留強。但香港教育界,續約與否,看的是政府政策,即使老師做得好,只要進不了編制,老師還是要隨時失業。

又有人會說,身為老師,作育英才,就別太計較待遇,否則何以為學生榜樣?社會上有一群人,邏輯很奇怪,只要你為了理想,就不要太計較收入。所以你做教師,不斷為學生付出就好,不要計較;你要做藝術家,不斷去創作就好,不要計較。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有理想、願意付出的,就必然要犧牲?現在教師爭取的,並不是額外的東西,而只是本來應該有的東西。如果身為老師,面對不公與剝削也不挺身而出,我們還有何資格教導學生公義?

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教師團隊的不穩定,會一點一滴影響教育質素,這種影響不會一朝一夕立時可見,但當影響已經可被看見之時,破壞已經不能逆轉,社會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破壞尚未成形之時,政府可有勇氣,防患於未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