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悼六四,是關於良知

一早醒來,就讀到中大學生會的六四聲明,心中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哀愁。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學生及群眾,以屠殺結束了學運。

在隨後的28年,每一年香港都風雨不改,聚集在一起悼念學運的殉難者,也稍慰天安門母親群體無辜失去兒女與家人的痛。

28年來,年復一年的悼念,早已無關中國人的身份與否,而是人之所以為人都應有的良知。因此讀到中大學生會的聲明,怎能不黯然?

關注本土、不承認中共政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不認同支聯會,其實都不是問題。但把人之所以為人的良知都拋棄,我們將要怎樣面對未來?我們不能只怪政權,身為教師,我們也要反躬自省,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有人說,因為我們更重視本土,所以六四與我無關,那麼我們是不是同樣不應關注世界各地無日無之的戰亂?是不是不應關注環境問題?是不是不應關注恐怖主義?因為這些似乎都不「本土」。

如果我們都相信民主、相信自由、相信公義,那麼六四更不應缺席,當年學生、民眾不正正是在爭取民主、自由、公義嗎?如果中國能脫離獨裁專政,對香港不是更有好處嗎?要談本土可以,但不要狹隘了自己的目光,否則只是坐井觀天。

但願新一代的學生領袖,知所進退。

今晚八時,維園見。

「考評」的迷思

一提起「考試」、「測驗」、「評核」,同學腦海裡會出現怎樣的畫面呢?近一兩年,有關取消小學三年級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爭論,社會的討論焦點多是放在「操練」上,認為學校為了TSA的成績不斷要求學生操練題目,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壓力,而且操練的內容沒多大學習意義,剝削了學生真正的學習。

對於是否取消小學三年級的TSA,又或是政府現在聲稱的「基本能力評估(BCA)研究計劃」,這問題還可有不同看法,但當我們將問題拉闊來看,就是我們能怎樣看待「考評」。

我們都不能否認,在教育當中,「考評」都有一定的角色,學者吉布斯(Graham Gibbs)(2003)指出,「考評」有以下六大功能:
1.    讓學生抓緊學習時間及專注力;
2.    讓老師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
3.    讓老師可以給予學生適時的學習回饋;
4.    協助學生內化及在公平的情況下了解學科要求;
5.    利用分數或等級分辨出學生的學習成績,並分辨出「合格」、「不合格」的學生;
6.    向外界提供判斷課程水平的實證。

前四項功能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目的是透過測考,讓師生都可以了解學習的情況,從而作出回饋,讓學生可以知道如何改善,學得更好。後兩項的功能在於「篩選」,利用測考把學生的成績排序,分辨高低,強調的是「競爭」。

現時,所有的「公開評核」,都是以後兩項功能為主要目的,方便政府分配教育資源。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家長、教師、學生都在同一的制度下「競爭」。適當的「競爭」可以促使進步,但過度激烈的「競爭」就會產生壓力,反不利於學習,而無論是TSA、BCA,以至文憑試,都對學生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在小學三年級TSA的爭議上,教育局一再強調TSA(或BCA)只是低風險的測試,目的是要向學校提供回饋以協助學校、協助老師改善教學。然而,如曾榮光教授(2015)指出「TSA在評估整體學校系統方面根本是不必要的,在評估個別學校效能方面是不可靠的,在評估個別學生學習並加以支援方面是無效的」。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不單是否取消TSA的問題,在更闊的層面我們要思考在21世紀的今天,傳統的考評方法究竟是不是仍然符合時代的需要?我們都相信每個人都不同,那為什麼我們要強行為所有人劃一條線來判斷其能力?所謂學業成績的高低,長久以來都成為了一種大家都在追求的唯一指標,幾乎完全無視學業成績以外的才能,這樣又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呢?

(本文載於香港電台通識網2017年4月3日)


參考資料:
1. Graham Gibbs, Claire Simpson and Ranald Macdonald: 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changing assessment – a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2003)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to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Padova.
2. 明報:〈TSA有效?與操練無關?〉(2015-12-30)

開發郊野公園 威脅食水安全

終於,梁振英臨落任都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要求相關部門對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作為房屋用途作「初步」研究。他指出研究的對象是「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並且會增加郊野公園的總面積以作補償。但觀乎本屆政府的「語言偽術」,我們還是不能盡信。

不論在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泳灘還是元朗南生圍發展的問題上,政府對於環境問題,還是以不惜破壞來達至發展目的。今次提出開發郊野公園,不過是這些問題的惡化版本而已。

郊野公園為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態,也同時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選擇。香港郊區的生物多樣性,也很大程度得益於郊野公園提供了良好保護,免受城市發展而破壞。

除此之外,郊野公園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保護本地的淡水資源。我們都知道,雖然香港的食水很多都是來自東江水的供應,但其實香港本身的水塘也是重要的食水來源之一,而且供水成本遠比來自大陸的東江水便宜(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以2013/14年度計算,由本地水塘供應的食水每立方米的成本為4元,但東江水的成本則為8.6元,相差超過一倍)。

現時所有的食用水塘都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範圍之內,詳見附表。

除了食用水塘外,根據水務署網頁所示,現時8個灌溉水塘,也是位於郊野公園範圍之內,由此可見郊野公園肩負起保護本地水資源的重任。梁振英所謂「生態價值較低」的地帶,因此也是偽命題。以大欖郊野公園為例,在大欖涌水塘建成前,按漁護署的說法,該地範圍土地貧瘠,「幾乎寸草不生」,為「保護水塘集水區免受侵蝕而致水土流失」,當局便開始廣植林木,經過多年的努力,現時該地生機蓬勃、生態多元。

此路一開 往後破壞只會更多

更甚的是每一個開發工程,就必然會帶來污染。人類生活一定會對原生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開發郊野公園此路一開,往後的破壞只會更多,並且威脅本地水資源的安全。一旦集水區被污染、被破壞,我們將要更依賴大陸的供水,等於將生存的大權拱手讓予外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

根據公共專業聯盟2012年的研究,現時香港土地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沒有土地,而是政府對於土地的整理及規劃,尤其是棕地的運用與管制出現了漏洞,導致大量土地被不適當地使用,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梁振英政府不去處理現有土地而在即將落任時打郊野公園的主意,既不恰當,也有違當日「不開發郊野公園」的承諾。

還是那句:開發郊野公園,「諗吓」都不應該。

資訊真假難辨,培養下一代媒體素養刻不容緩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德國時,在一個跟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場的記者會上提及現時在社交媒體及其他網上平台上充斥著的假新聞。 他說:「如果我們不認真看待事實及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如果我們分辨不到嚴肅的辯論及政治宣傳,那麼我們便會遇上麻煩。」(If we are not serious about facts and what’s true and what’s not, if we ca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erious arguments and propaganda, then we have problems.)他更指出,任由假新聞充斥,民主制度也會隨時崩潰。

自從互聯網出現,除了使我們在獲取新聞及資訊的方式與從前大有不同外,互聯網的發達也讓「媒體」的角色身份也出現了轉變。在傳統意義上媒體是一種訊息傳遞的工具,它可以是電視、電台、報章等等。這些都是單向的訊息傳遞,觀眾、讀者等媒體受眾因此也都是單向地、被動地接受訊息的。但當互聯網踏入了Web 2.0的年代,媒體受眾不單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選取有用資訊,而且更可以成為發放資訊的人,扮演著若干的媒體角色(如透過網誌、網台、以至視象來發放訊息)。 本來,互聯網應是言論自由更實在表現的空間,但要這個空間能發揮正面的作用,就要有賴網民的自律及負責。 奧巴馬說:「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太多虛假訊息,這些訊息都包裝得很好,當你通過Facebook主頁或者電視看到這些內容時,它們看起來跟其他消息完全一樣。」[註1] 本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評論指出,在Facebook上橫行的假新聞,要為特朗普當選總統負上一定的責任。 由此可見,互聯網上的假新聞,已被視為威脅到現實社會正常運作的問題。

不單在美國,香港也有同樣的危機。 近年,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這些網站會假扮新聞網站,除了抄襲其他網站的內容外,更會胡亂推砌內容,並利用一些譁眾取寵的標題來吸引網民,令大家在社交網站上不斷「分享」、「點讚」。 當中曾經有一篇「報導」指出「新移民綜援婦,月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不少人信以為真,在Facebook瘋傳,並錄得過百萬的點擊。很多人在自己的Facebook上狠批「新移民呃綜援」,加劇了對新移民的仇視。 後來這篇「報導」被揭穿造假,但不少人已對該文章的內容深信不疑,令一種本來不應該存在的仇恨也在社會形成。

假新聞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會令傳統媒體也受害。 現時主要的傳統媒體都有網上媒體的部門,而「即時新聞」更是各媒體爭奪網民瀏覽的利器。由於此類新聞的「即時」性質,編採人員不可能投入太多時間對報導的內容作出準確的核實,有些時候只好未經嚴格把關便上載至網站。 前陣子,Facebook上廣傳一個聲稱是美國太空總署國際太空站的太空直播,就連傳統媒體的網站及社交網站也作出報導並且將相關「直播」影像嵌入貼文當中。 然而,不久之後,太空總署便已否認曾在該網站進行直播。該網站其實是盜用了太空總署的片段,並剪輯假扮直播以吸引網民觀看。 事實上,在被揭穿作假後,該網站很快便將影片下架,而曾作出報導的媒體也只好承認錯誤,撤回報導。

一如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W. James Potter(2016)所言,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已填塞了媒體資訊,數量之多已超越了大家所想像,而且訊息量亦以幾何級數增長。如何在眾多的資訊當中分辨真假,將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大挑戰, 因此,從小教導下一代媒體素養就變得非常重要。 甚麼是「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現時一般都會採用美國民間組織「媒體素養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義,他們認為「媒體素養是二十世紀的教育理念。 它提供了一個框架,媒體形式不拘——由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絡,來獲取、分析、估量、創造訊息。 媒體素養建立了人們對媒體角色的理解,同時也是民主社會的公民賴以問詢與自我表達的必要能力。」[註2] 媒體素養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種可放在不同學科當中的學習方式,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學科學習,得到媒體素養的培育,從而讓他們掌握怎樣在浩瀚無邊的資訊世界,分辨真偽,並讓資訊可為己所用。

雖然前教育統籌局早於2005年已發表了「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架構」,詳細提出我們的年輕一代要如何成為一個具備「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人;教育局在2015年8月發表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當中也曾提及「學生必須重點加強其數碼素養」,可是上述文件提及的,都主要與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ICT skills)有關,故此多是著墨於技術層面,而較少聚焦於思維層面。

在今天的學習環境中,學生都不能避免要利用互聯網來學習,例如小學常見的「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中學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等,他們都會在網上搜尋資料來建構自己的學習成果,但在辨別資料真偽的能力上,現時我們的同學仍然有所不足,結果學習成果往往打了折扣。更甚的,是擔心他們會被不實的資訊扭曲了對某事某物的認知與了解。

當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更加要認知按下Like與Share的一刻,其實影響力可能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網上的「迴聲效應」(echo chamber)會令他們一旦遇到錯誤的認知,會漸漸誤以為是真實,上面曾提及的「新移民呃綜援」假新聞便是一例。

因此,我們應當思考,怎樣給我們的學生自小培養對於媒體的觸覺,省察我們如何接收資訊,判辨真偽,並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站穩陣腳。

 

[註1] 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17/barack-obama-fake-news-facebook-social-media,英文原文:Because in an age where there’s so much active misinformation, and it’s packaged very well and it looks the same when you see it on a Facebook page or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註2]見http://medialit.org/site-overview-whats-where-and-how-find-it,英文原文:Media Literacy is a 21st century approach to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and participate with mess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 from print to video to the Internet. Media literacy buil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dia in society as well as essential skills of inquiry and self-expression necessary for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本文刊於「傳媒透視」,2016年12月16日)

教育局應開放培訓活動予所有註冊教師參與

社會一直都對教師的專業質素有所要求,而政府也一直聯同院校、非政府組織及不同範疇的專家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活動,由數小時的講座、研討會,至5星期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Full-time Block Release)」的課程也有。

現時大部分的培訓活動都由教育局資助,參加的教師都可免費參與。其中報讀「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的教師,其學校亦可獲撥款聘用代課教師,讓參與課程的教師可以暫時放下學校繁忙的工作,安心進修。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由教育局舉辦或資助的培訓活動,目標都是現時在校有教席的教師,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得悉各項培訓活動的資訊,以及可以經由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參加大部分的相關活動,並由校長批核申請。

然而近年由於適齡入學的學生數目持續下降,不少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縮班」、甚至「殺校」,不少教師因此失去教席,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當他們離開了學校,意味着他們不能夠再透過「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站」獲得報名資格參加在「培訓行事曆」內載有的培訓活動。他們當中很多仍然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只是暫時未能在校執教,但他們仍希望持續更新對教育工作的知識,可是在現行制度下,當他們離開了學校,便不能再參加上述的培訓活動。

這是對他們不公道的。

他們大都跟在校的教師一樣,是根據《教育條例》下註冊的合資格教師,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暫時未能覓得教席或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政府不應該因為他們未有在學校工作而剝奪他們可以參加培訓的機會,反而應該向他們開放報名,讓他們可以持續更新教育知識,更好地準備重新投入教育工作的一天。

對政府來說,接受這些教師參加培訓,並不會在財政上有太大的額外承擔,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講座及研討會;反之,讓他們參與培訓,卻可令社會儲備好一批富經驗的教師,他們可以隨時重投教學,這對教育發展肯定有益。

當然,在有效運用資源的角度看,讓在職教師可獲得優先權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局也應同時考慮讓非在職的教師參與(例如可讓他們以候補的身分參與),既可滿足在職教師的培訓需要,也可讓非在職教師有持續進修的機會,更可使資源充分運用,是多贏之策。

前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即今「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發表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曾說:「我們希望能夠為教師提供一個推動及支援教師持續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成為積極、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固地植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我相信不只在校教師,非在校的教師也應有同樣的機會持續參與培訓,他們既是按例註冊的教師,教育局也應一視同仁,使他們可以參加培訓,並為他們再可以投入教學作好準備,也能為社會儲備良師,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明擺著的歧視,最差的身教

媒體報道,位於大嶼山東灣的群育學校莫羅瑞華學校及石壁宿舍,因為校舍及設施已經不符今天的教育要求,但因為地契所限,不能原址重建,政府遂於屯門撥地供該校遷校之用,並且會增強服務,開辦中學。

群育學校的服務對象是一些因為行為偏差、或暫時不適應主流學校教育的學生,他們可以在一個獲得更多照顧的環境下繼續學習,當他們的行為及學習狀態可以回復到跟一般學生一樣時,便能重回主流學校,繼續學業。

然而,遷校一事卻引發了鄰近學校的校長不滿。在莫羅瑞華學校新址旁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蔡國光去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至擬定新址,理由竟然是他認為「群育學校只取錄情緒及行為問題中等至嚴重的學生,按教育局的《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學生的行為問題包括逃學、輟學、參與不良份子的活動,甚至吸食毒品、性濫交和援交等行為」,所以「應遠離民居」。

如果以上的看法,只是一般的社區人士,或對教育無知的人(如同樣反對的工聯會、新民黨區議員),我不會覺得意外,但是出自一位自稱已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學校長之口,就實在很難接受。因為這不單是明擺著的歧視,而且是極差的身教。

我們都知道,青少年在成長時期,都會經歷著不同的轉變,有些人可以做到社會的「要求」,於是我們就認為他們「正常」;有些人因為成長經歷、家庭問題、個人情緒問題等因素,未能做到社會的「要求」,便往往被視為「不正常」。即便如此,我們要做的、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要幫助他們早日重回社會,而不是要把他們跟社會隔離。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帶領社區內不同的持分者接納及包容群育學校的同學,讓他們知道社會並沒有放棄他們。

但很明顯,蔡國光校長並沒有這樣做,反而跟那些對教育無知的區議員一道,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址。很難想像,平日蔡校長怎樣教導學生包容跟接納跟自己不同的人?他自己向學生示範歧視別人,他的學生又怎能成為尊重不同價值的人?

更甚者,蔡校長更視群育學校的學生是「炸彈」,假設他們一定會「搞事」,甚至說會影響他的學生上學。但他是否真的不知道,現時多所群育學校都是位處學校群附近,也似乎甚少聽到群育學校的學生會跟附近的學生「撩事鬥非」。明顯地為了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校,便胡亂為群育學校貼上標籤,完全不是一位專業校長應有的表現。

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專業的學校領導,應帶領社區人士認識教育,而不應反過來帶頭歧視有不同學習、成長需要的學生,我相信這絕不是過份的要求。

 

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一件小事

近兩星期,社會各界都在討論學校的管理文化。

讓我說一個小故事。

我曾任教於一所地區學校,是科主任,在校內算是中層管理的一員。當時也是初中的班主任。

有一天,學校的副校長氣急敗壞的來跟我說:「阿sir,有家長今早打電話來投訴,說你上星期家長晚會時,只說了幾句話,便留下了另一位中文不太好的班主任,離開了課室,是嗎?」

「是啊。」我說。

「那是什麼原因呢?」副校長說。

「我出了去跟家長有點事要談。」

「為什麼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了才見呢?」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對呀,為什麼你就不等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與那家長會面呢?

的確,我本來也是如此打算的。但是當天家長晚會時,校長及一眾高層在禮堂的演說嚴重超了時,本來是晚會完結的時間才放家長回課室見班主任,我若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談,恐怕凌晨12時也未能離校。即使我不介意凌晨才下班,也總不能要家長也那麼晚離開吧?於是,我當下就與班主任拍檔說,我跟所有家長交代了我要說的話,便離開課室,跟那家長單獨談他們關注的事。再說,我也不是唯一的班主任吧?

家長的投訴,是因為聽不明白我的拍檔說什麼,因為他是外國回來的,說的是英文。

然而,那校是自稱「EMI」啊。

副校長收到這個投訴,很緊張,走來問我:「那你有什麼解決方案?」

「解決?解什麼決?你跟家長說明我離開課室的原因不就可以了嗎?」

「萬一家長不接受呢?」

「阿副校長,事實就是如此,家長接不接受我控制不到,我說什麼他也可以不接受吧?」我已經在教員室開始忿怒,同事全都沉默了。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那位家長跟我說,發現近來兒子的書包有被同學用小刀割破的痕跡,擔心他在校是不是跟同學的相處出了問題、甚至是被欺凌?由於事情的嚴重性,我也擔心他兒子有機會受傷,於是在家長致電我之時,我便決定要在家長晚會後跟進。可是晚會超了時,唯有跟拍檔夾好,我單獨見家長,他在課室跟家長會面同步進行。

「但是我也要給家長一個答覆。」副校長說。

「我不是已經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嗎?」

「但如果家長不接受……」

「……」我真是無言了。「這樣吧,你跟家長說,如果他真的那麼在意要我見他,那請你邀請他來校,他想何時來校見我,我也等他,那可以了吧?」

「你確定這是你offer的solution?」副校長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

結果呢?那位投訴的家長是誰我也不知道。

說這個故事,不是要批評現在我們的學校管理人員有多不濟事,但我頗肯定,上面的那種故事,天天也在我們的學校發生。家長把自己當消費者,喜歡事事投訴;學校怕了家長,事事要息事寧人;社會喜歡事事說「問責」,但根本不先去了解同工的工作,結果教育生態被扭曲,學校怪事頻生。

而我,最後不能再忍受學校的管理層,辭職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