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

教育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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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報讀了擬任校長課程,完成了「需要分析」,算是開展了校長認證的程序。正在思索究竟所謂「教育行政」是怎樣的一回事,是為了教育而行政?抑或是為了行政而行政呢?

何秀煌教授曾說「教育是一項良心的任務」。曾任國子監祭酒的唐代文學家韓愈,他曾言簡意賅指出所謂「師」有三項要務:「傳道」、「授業」、「解惑」(《師說》),這是古人對教師的期望。今天,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傳播者,性格的模塑者、需要的協助者、憂愁的安慰者、公義的仲裁者」(梁子勤,1971)。

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不論任何一個環節,人都是處於最重要的位置。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學校管理、課堂管理、德育、授課、以至訓育、輔導等各個位置,人的參與是必然的。這當然是由於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人才以利社會發展,「科教興國」亦早已成了中國的國策,可見教育於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

加入成為教育同工的人,不少最初都本著一顆熱誠的心,有同工認為「教書很神聖,當你教導一個人的時候,你是在影響他和他周圍的人」(陳楷文,1998),故此有說教育工作是一項「人影響人」的工作。教師的工作之所以與其他行業不同,是「良心」二字。不是本著良心為師,不論這個教師能在社會上有多高的地位,也是枉然。我相信能一直在教育行業堅持下去的,都應本著這份心去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社會都期望教師「學富五車」、「為人正直」、「不偏不倚」、「因材施教」、「愛心爆棚」……,然而這是合理的期望嗎?是否合理,見人見智,但我深信,教師應該不時反思身教言教的重要,為年輕人指引未來,只要深信自己所做的正確,就不怕外界的刁難。

然而,今天當教師實在不容易。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社會視師生關係變成了消費者與供應商的關係,社會動輒對教師諸多刁難,教師因而沒有了空間去經營與學生的關係、沒有了師生之間重情的理念。小思是我大學時的恩師,她在《一生承教》一書中,寫了對老師的眷念,令人動容,但今天要找著一如老師當年的那種師生關係,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沒有空間。

老師的文章公認寫得好,正常去想,鼓勵她創作的應該是中文老師吧。然而,鼓勵她寫第一個專欄的,卻是當時新亞書院生物系的系主任任國榮老師。老師回憶在大學二年級時,任老師每星期都會跟她「喝杯香片茶,跟他聊天,——談的竟是文學和創作」。試問這樣的空間,身教言傳,在今天忙亂的教育環境下,恐怕是妄想吧?一位生物學的教授,看到了學生的文章寫得好,不單鼓勵,還有空間為學生批改,使其進步。我相信今天很多教師,都會很嚮往有這樣的空間,為學生的成長努力,但是,這不過是嚮往而已。

教育當局常常以為,不斷的給錢學校,就能為教師「創造空間」。這種事事以為錢可以解決問題的思維,不單無法解決問題,反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假如真的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請認真給教師空間,別太多干預。

我有時在想,當有一天我有機會擔任校長的話,究竟我要辦一間怎樣的學校呢?而這個社會又會想要怎樣的教育呢?

(原文刊「明報讀書網」,2012年8月29日。修訂於201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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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意義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文本正本,現存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12月2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中國政府拒絕向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簽證赴港一事進行緊急辯論,委員會主席奧塔韋(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收到來自中國的官員指,《中英聯合聲明》已在1997年失效,故此英國無權就「聯合聲明」在香港施行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事帶出了兩個訊息,一是究竟兩個締約國簽訂的條約,能否由其中一國單方面宣稱失效?二是《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清末時三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北京條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將同時恢復效力呢?

政府及建制派常說,香港應以中史科取代通識科,認為學生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那麼,我們就翻開歷史,看看怎樣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這個訊息。

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急需尋求海外市場來傾銷大量生產的商品,以換取更多的資本作生意的擴張。相比於西方如歐美,遠在東方的亞洲,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尤以當時中國為甚。從前,我們的中史教科書都說,自清於1644年立國,即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因此中外交往不多。其實這是大可商榷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從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事實上,去到晚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已達四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對於急於尋找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說,自是非常希望能在中國營商了。而且,假如清廷是「閉關自守」,便難以解釋為何葡萄牙自16世紀一直管治澳門,直至2000年。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中國並非沒有和外國做生意,只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饒,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中國手工業興旺,反而是外國渴求中國產品,導致長時間都是中國享有貿易順差。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以擁有中國製產品為身份象徵,尤以貴族為甚。這個情況終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被打破。

由於清廷的天朝心態,對外國來華貿易視之為「恩賜」,初期外國人來華貿易顯然都接受清廷的這種態度。但是後來清廷因為未能趕上世界的潮流,對外國來華貿易諸多限制,商人遂轉而要求其所屬政府向清廷施壓,包括使用軍事力量來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當軍事力量一出,外國便發現了清廷的軍力不堪,於是便對用軍力威嚇的忌諱減低了,這就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1839年清廷與英國政府就貿易問題交戰,導火線是鴉片問題,故此中國歷史稱之為「鴉片戰爭」。戰爭歷時3年,至1842年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戰事。《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其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也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

《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是這樣描述割讓香港島的:

……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文版的描述則是: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從文本看來,香港島是永久讓英國掌管的。即使中史書上常以「不平等條約」來說明《南京條約》以至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各項條約,以說明條約的不合理,我們不應予以承認。但是我們同時卻要了解,所謂「不平等」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的,環顧中外歷史,這樣的條約不知凡幾。戰敗國要對戰勝國俯首,這不是西方的權利,中國歷朝也有對周邊國家用兵,戰勝了便要他人俯首稱臣,朝鮮、日本、安南等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都成了中國的朝貢國;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曾經不是「中國」一部分,是在戰敗後被強行納入版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些周邊國家來說,也應該是「不平等」的。

因此,雙方簽訂條約,本質上是雙方都必須遵守,除非締約雙方議訂修改或取消。

然而,1984年由中英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即《中英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開首是這樣說的: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明的內容只提及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交還」香港給中國,並未提到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如何處置。當然,中共一早已表示不承認所謂「不平等條約」,但英國則一直認為條約有效,相信因此兩國在香港問題上是刻意迴避提及三約的。

聯合聲明的句式,其實大部分條款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中文版)及「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英文版)開首的,這意味著這份文件對締約國雙方都有同等的約束力,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此外,聯合聲明並沒有為有效期作明確的規定,中國政府卻有此聲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見「聯合聲明」三‧(十二))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解,是整份聯合聲明,有效期至少應有五十年。在這個「五十年」之內,中英雙方都有不論是政治、道德、以至實質上,在香港事務上都有共同的責任,以體現兩國遵行聯合聲明的要求。

假如中國的官員真的認為聯合聲明失效,並以此作為拒絕英國國會調查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理由,即是單方面撕毀國與國之間的協議,理論上即是將香港問題推回至1984年12月19日之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既從未明言廢止,即持續有效,直至有另行的商討為止。如果聯合聲明失效,當可理解為英國與中國從沒有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英國當可立即領回香港的管治權。

還有一點很重要,清廷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是由國民政府繼承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到台灣,事實上並未亡國,只是被中共逼到台灣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歷史,就不能否認,民國建立了103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北京不願承認、也不想大家承認而已。如果真的要談香港「回歸」,對象也該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共。

當然,這不可能是政治現實。歷史也沒有如果,但我們卻可跳出管治者欲灌輸給我們的歷史角度,大膽思考,太史公也說,觀照歷史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從小學歷史,甚少要我們質疑,因為歷史都被認為是「事實」,政府與部分政客也是如此認為,所以提出要「必修」中史。但我們要閱讀歷史,就要建立自己的史觀,揭破當權者的謬誤,才是學歷史的應有態度。從這次有中國官員聲稱聯合聲明失效為引,回看歷史,揭穿荒謬,這樣的歷史課又如何?

美麗新世界呢?──看西西《我城》

「一眨眼,二十二年了。」西西在小說《我城》的序如是說。由一九九六年起算,至今又十八年了。

最初看《我城》這本小說,原因很簡單,功課。當我還在大學念書,修讀了一科當時的新科目:香港文學導論,老師是黃維樑教授。黃老師在課程中,選了西西的作品作為研讀的對象,這當然是因為西西絕對是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黃老師跟我們說,一部好的小說作品,總是主線明確,無論你翻到那裏,你總能看到作者欲藉作品帶出的訊息。當時,黃老師說,《我城》的主題是「溝通」。

初看《我城》,是臺灣允晨(1989)的版本,總覺得內容零碎,基本沒有情節可言,有點東拼西湊的感覺,更加難以用閱讀小說結構的方式去分析。西西在序中說:「小說刊載時(按:即為1975年),在街上碰見一位文警,說道:壓根兒不知道你寫甚麼。」大概我當時即為這樣的讀者,但西西對那位文警的批評,「聽了很高興,因為我一開始就對他的『視野』並沒有『期待』」。既然我的視野有限,當時的功課成績也好不了,雖然我已經忘記了成績如何。

後來看到「素葉」的版本,看到西西的序,決心要從新再看《我城》,果然,沒有帶功課的包袱,這次卻看得高興,結果這部作品前前後後我也看了近十次。一部作品能夠讓讀者一看再看,總有原因。於我而言,是《我城》有一種跨越時空的力量,在不同的時空,你會看出不同的面貌。

《我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髮一封給鄰居的信,信很長,內容大概是阿髮跟哥哥阿果及母親有一天搬到木馬道一號一座有十七扇門的大屋子,在兩星期之間,她看到木馬道一號的天臺上滿是垃圾,她不可以「踢毽子」、又不可以「跳繩」了,於是她跟哥哥合力把天臺收拾乾淨,可是,翌天天臺仍滿滿是垃圾。阿髮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鄰居,她不是投訴鄰居把天臺弄得污穢不堪,而是因為看到「那幅牆上因為有那麼多的蟲,也許我們會漏了幾隻沒有趕走,那麼,它們就會爬進你們的窗子,跑到你們的廚房裏去了。所以,當你們吃晚飯的時候,最好小心看看鍋子碟子,不要把它們吃到肚子裏面去。」今天,在我們這個事事投訴,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社會,還有阿髮這種可愛的人嗎?

歷來研究西西作品的學者,皆同意《我城》顯出了西西那一顆充滿童真的心,在作品當中,事物總是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坦誠真挈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城》與西西的其他作品一樣,「的確經得起咀嚼」(黃繼持,1990)。

《我城》的「我」字,確切的在告訴大家,西西對於「我」城──香港──的感情,以陌生化的技法,你能細味西西在作品中濃厚的本地情懷。《我城》不是一部容易讀的小說,但愈讀卻令讀者愈希望多讀,細嚼當中的人與事。西西不是流行作家,她的作品也多在臺灣出版,這是香港文學的一種矛盾。就如《我城》,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在《快報》連載,共刊十六萬字,到了首個單行本,因為當時素葉出版社的經濟狀況,不得已只能修訂刊為六萬字,後來臺灣允晨出版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版本。西西說:「素葉最初的意思又指數頁。」

香港書展剛過,過百萬人次進場,平均消費近千元,即近十億元的銷售額,但嚴肅的文學作品卻只可出版「數頁」,這顯示「我城」出了什麼問題?主辦單位雖多次出來說要多元,但容下了多元之時,真正值得推動的閱讀文化,又走到哪裏去呢?

還有一點:書中對於「美麗新世界」的期盼,在2014年的今天,似乎將會永遠落空。

我城

西西(1996):《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

 

(根據原刊於明報讀書網2009年8月4日的文章修訂,原文題為〈一看再看《我城》〉。)

大和解

梁振英已在溫家寶總理手上接過委任狀,由特首選舉當選人,正式成為候任特首。早在上月他當選以來,說得最多的三個字,相信是「大和解」了。不單梁振英本人常說,就連他的支持者也常將「大和解」放到嘴邊。我的一些政界朋友說,如何能「大和解」,就看梁振英在這幾個月的表現,包括如何組成政府內閣,以及他將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不支持他的人。

在特首選舉期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工商界對梁振英相當猜忌,這可以從工商界選委多支持唐英年可以證明。當然,這與唐英年的背景與出身,能令工商界這些既得利益者安心,期望唐英年的當選可以維持他們的工商利益有關。

「官商勾結」是民間常聽到的用語。最近由特首曾蔭權捲入連串利益嫌疑、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兩名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捲入涉嫌貪污的案件、以至幾年前的梁展文案,都強化了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印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指出,在殖民地年代,政府為了「有效壓抑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引Ian Scott),「專門從商界與專業階層中物色代表進入政府管理架構」以「替代民主選舉」。很明顯,以這些「代表」作為一種緩衝,與他們有限度地「分享權力」,造成了官商之間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係,所不同的是,殖民地時代是英資代表為主,97後則以華資代表為主而已。因此,不難看到,商人及專業人士常獲委任為政府各級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的管治成員,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康曉光(2002)認為「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統承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動。」

然而,自97以後的情,即使工商界很想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面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他們很難完全不理會市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注。可是在同一時間,他們又會千方百計,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官員及商家的緊密合作,導致殖民地政府部門形成了『支持商界』的文化。」本來,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發展也有益處的,但顧汝德認為在97之後卻迎來了另一種轉向:「在向特區政府榨取利益上,地產發展商比工業界更為成功。」尤其是北京在中英有關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爭持不下之時,拉攏了不少香港商家支持,導致他們在回歸後有渠道「直達天聽」,制衡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官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勾結」之形象更加鞏固,「霸權」幾乎成為了本地社會的共通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界當然支持唐英年了。可是當選的,卻是梁振英——商界開宗明義不信任的下任特首,他如何可以成功「大和解」,在讓商界安心之餘,又能維護基層及中產的利益,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別忘記,社會對他是否「狼」、是否「地下黨員」、以至他會否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否真誠推動普選,仍然抱有懷疑。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由《脫節的國度》想起《獨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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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這兩周最廣為報道的新聞,必然是溫州的鐵路相撞意外。由鐵道部的處理手法、到溫家寶的投入「演出」都廣為各界談論,鐵道部發言人的一句「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更成了金句。

意外後,官方的救災處理固然已為各界詬病,更值得留意的是上至中央電視台、下至南方電視台,都眾口一詞,對是次高鐵(「動車」也是高鐵吧?)意外的批評不絕於耳,結果引來中宣部要下達「指令」,為報道「降溫」。

內地著名作家韓寒,就這次事故在其「新浪博客」上發表了《脫節的國度》一文,對於由高鐵意外帶出的內地種種問題,表達出一種看法及態度,當中他說:「他們認為,總體來說,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時的。調度合理,統籌規範,善後滿意。唯一的遺憾是在輿論上有點失控,他們覺得這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輿論不歸我們管。」

此文一出,立即在各個社交網站廣傳,當時我也在「臉書」上說:「韓寒的博文,要睇快手,隨時會被和諧掉。」結果在我貼出連結的三小時後,韓寒的文章就被新浪的網管刪掉了。

在內地求個言論自由,真的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在自家的新浪博客轉貼韓寒的這篇好文章,換來的是在不足一小時內被網管三度刪文。我不明白,究竟他們怕什麼?是怕文章?還是怕韓寒本人?

在我的書架上,有這麼的一本「書」:它本來應該是一本文學期刊,卻不知為何,一直沒有獲批「刊號」(ISSN),結果發行時只好用「書號」(ISBN),並在2010年7月6日正式面世。

這本「期刊」,也可以說是「書」,名字是《獨唱團》。

說這是「期刊」,因為創辦時真的是以一本「期刊」的規劃來做的,所以它是「第一輯」,即意味主事者已打算會有(起碼會有)「第二輯」;說這是「書」,因為它也沒有「刊號」,似乎也說不上是「期刊」。因此,它也是一部「單行本」,刊載了來自內地、台灣、香港三地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艾未未、蔡康永、彭浩翔等,當然,也包括韓寒自己。

正當大家都為《獨唱團》能在艱難的環境下面世、並期待第二輯發行之際,卻傳來了它停刊的消息。這本由初訂發行10萬冊、至最終售出了150萬冊的文學期刊,終於在2010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解散編輯團隊。主編韓寒在博客上說:「出版後由於被認為是以書代刊,所以相關合作單位受到牽連,為了避免牽連到市場上其他一些叢書的出版,做到完全符合國家的相關出版條例,所以《獨唱團》轉到了磨鐵圖書之下作正規刊物化的努力,但所有的努力包括已經談定簽訂的多家合作方,均會在談判完成或者下廠印刷之際突然表示無法操作,我對此深表理解,但為了防止造成誤會,我也多方打聽,只能說這確非新聞出版單位或者宣傳單位施加壓力,大家不要錯怪,但其他打探都無果,可能中國相關部門相關人太多,太多人都有讓文藝讀物變成文物的能耐,所以具體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是得罪了哪位朋友,我在明處,你在暗處,山不窮水不盡,柳不暗花不明,若能知曉,恰能相逢,我不記恨,但請告訴我,這是怎麼了。」

就這樣,《獨唱團》的第一輯,就成為了一本文集,也見證內地如何嚴控出版,人民言論自由遭受怎樣的打壓。一個虛怯的政權,總是怕,但當你問他們怕什麼,恐怕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們身處香港,不是更應珍惜這樣的自由嗎?回看剛結束的書展,入場人數又創新高,但我城的閱讀風氣及層次,可有提升?當「低能」系列大賣、但利志達卻說要放棄漫畫之時,難道我們不應反思?

(本文同時載於「明報讀書網」及「新浪博客」,但在「新浪」的一篇,已被網管刪除了。)

香港還是殖民地?

回歸,有什麼意涵?去殖民地化在香港有什麼意義?曾聽過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

最近政制改革諮詢,社會都在看泛民主派如何回應、「五區總辭」是否落實、政制發展能否彰顯民主等。然而,心照不宣的是,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不論速度抑或深度,香港人都不在掌握話語權。英殖時代固然如此,英國在香港實行統治,政制根本不是香港人能參與的;但回歸以後,情況亦沒有多大改變:親建制人士一再說明,香港的政制發展最後始終掌控在中央手裏。從這個意義看來,回歸與否,分別不大。

有人說,香港回歸不過12年,還未是時候實行普選。也有人說,由「八八直選」起計,香港人爭取民主也起碼二十年了。更有人說,就是西方,民主發展也是百年之大業。香港得到中國政府首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在時間上已是很快了,再說要爭取2012年雙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如在當權者既定的框架下行事,以期盡快得到普選,豈不更好?

這樣的論述似乎很正確,但這卻是一種某種程度的殖民心態。過去我們受殖民者統治,無可奈何;但假如現在我們相信的「港人治港」,是我們在當家作主之時,為何仍要我們受著當權者的擺佈、受著國家機器的控制呢?更甚者,是大部分人仍甘之如飴,認為無可厚非。

尤記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這句話出在殖民者的口中,大家不會覺得出奇,但當這句說話出自所謂「祖國」的領導人之口,我等蟻民,還可如何?然而大家別忘了,國家有多少權,理應是人民授予的吧?怎麼一句倒轉了說的話,我們竟也接受了?

王慧麟的《閱讀殖民地II》,既論香港、亦兼論國際,引發大家對於香港管治現狀、以及未來的省思。一如作者在序言所言:「對香港的管治不感樂觀」,以其法律的專業背景、曾在政圈的經驗(包括曾任政務官)、及學者的眼光,我們當可細緻反思,「殖民」兩字在香港有何現實意義。

政制諮詢三個月,這一步能向民主走多遠,我也不感樂觀。

 

閱讀殖民地

王慧麟(2007),《閱讀殖民地II》,香港,上書局

(原文刊於明報讀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