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真假難辨,培養下一代媒體素養刻不容緩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德國時,在一個跟德國總理默克爾同場的記者會上提及現時在社交媒體及其他網上平台上充斥著的假新聞。 他說:「如果我們不認真看待事實及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如果我們分辨不到嚴肅的辯論及政治宣傳,那麼我們便會遇上麻煩。」(If we are not serious about facts and what’s true and what’s not, if we ca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erious arguments and propaganda, then we have problems.)他更指出,任由假新聞充斥,民主制度也會隨時崩潰。

自從互聯網出現,除了使我們在獲取新聞及資訊的方式與從前大有不同外,互聯網的發達也讓「媒體」的角色身份也出現了轉變。在傳統意義上媒體是一種訊息傳遞的工具,它可以是電視、電台、報章等等。這些都是單向的訊息傳遞,觀眾、讀者等媒體受眾因此也都是單向地、被動地接受訊息的。但當互聯網踏入了Web 2.0的年代,媒體受眾不單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權選取有用資訊,而且更可以成為發放資訊的人,扮演著若干的媒體角色(如透過網誌、網台、以至視象來發放訊息)。 本來,互聯網應是言論自由更實在表現的空間,但要這個空間能發揮正面的作用,就要有賴網民的自律及負責。 奧巴馬說:「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太多虛假訊息,這些訊息都包裝得很好,當你通過Facebook主頁或者電視看到這些內容時,它們看起來跟其他消息完全一樣。」[註1] 本屆美國總統大選,就有評論指出,在Facebook上橫行的假新聞,要為特朗普當選總統負上一定的責任。 由此可見,互聯網上的假新聞,已被視為威脅到現實社會正常運作的問題。

不單在美國,香港也有同樣的危機。 近年,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這些網站會假扮新聞網站,除了抄襲其他網站的內容外,更會胡亂推砌內容,並利用一些譁眾取寵的標題來吸引網民,令大家在社交網站上不斷「分享」、「點讚」。 當中曾經有一篇「報導」指出「新移民綜援婦,月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不少人信以為真,在Facebook瘋傳,並錄得過百萬的點擊。很多人在自己的Facebook上狠批「新移民呃綜援」,加劇了對新移民的仇視。 後來這篇「報導」被揭穿造假,但不少人已對該文章的內容深信不疑,令一種本來不應該存在的仇恨也在社會形成。

假新聞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會令傳統媒體也受害。 現時主要的傳統媒體都有網上媒體的部門,而「即時新聞」更是各媒體爭奪網民瀏覽的利器。由於此類新聞的「即時」性質,編採人員不可能投入太多時間對報導的內容作出準確的核實,有些時候只好未經嚴格把關便上載至網站。 前陣子,Facebook上廣傳一個聲稱是美國太空總署國際太空站的太空直播,就連傳統媒體的網站及社交網站也作出報導並且將相關「直播」影像嵌入貼文當中。 然而,不久之後,太空總署便已否認曾在該網站進行直播。該網站其實是盜用了太空總署的片段,並剪輯假扮直播以吸引網民觀看。 事實上,在被揭穿作假後,該網站很快便將影片下架,而曾作出報導的媒體也只好承認錯誤,撤回報導。

一如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W. James Potter(2016)所言,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已填塞了媒體資訊,數量之多已超越了大家所想像,而且訊息量亦以幾何級數增長。如何在眾多的資訊當中分辨真假,將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大挑戰, 因此,從小教導下一代媒體素養就變得非常重要。 甚麼是「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現時一般都會採用美國民間組織「媒體素養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義,他們認為「媒體素養是二十世紀的教育理念。 它提供了一個框架,媒體形式不拘——由印刷到影視到電腦網絡,來獲取、分析、估量、創造訊息。 媒體素養建立了人們對媒體角色的理解,同時也是民主社會的公民賴以問詢與自我表達的必要能力。」[註2] 媒體素養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是一種可放在不同學科當中的學習方式,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可以藉由不同的學科學習,得到媒體素養的培育,從而讓他們掌握怎樣在浩瀚無邊的資訊世界,分辨真偽,並讓資訊可為己所用。

雖然前教育統籌局早於2005年已發表了「香港學生資訊素養架構」,詳細提出我們的年輕一代要如何成為一個具備「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人;教育局在2015年8月發表的「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當中也曾提及「學生必須重點加強其數碼素養」,可是上述文件提及的,都主要與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ICT skills)有關,故此多是著墨於技術層面,而較少聚焦於思維層面。

在今天的學習環境中,學生都不能避免要利用互聯網來學習,例如小學常見的「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中學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等,他們都會在網上搜尋資料來建構自己的學習成果,但在辨別資料真偽的能力上,現時我們的同學仍然有所不足,結果學習成果往往打了折扣。更甚的,是擔心他們會被不實的資訊扭曲了對某事某物的認知與了解。

當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更加要認知按下Like與Share的一刻,其實影響力可能超出了他們的想像。網上的「迴聲效應」(echo chamber)會令他們一旦遇到錯誤的認知,會漸漸誤以為是真實,上面曾提及的「新移民呃綜援」假新聞便是一例。

因此,我們應當思考,怎樣給我們的學生自小培養對於媒體的觸覺,省察我們如何接收資訊,判辨真偽,並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站穩陣腳。

 

[註1] 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17/barack-obama-fake-news-facebook-social-media,英文原文:Because in an age where there’s so much active misinformation, and it’s packaged very well and it looks the same when you see it on a Facebook page or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註2]見http://medialit.org/site-overview-whats-where-and-how-find-it,英文原文:Media Literacy is a 21st century approach to education.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and participate with mess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 from print to video to the Internet. Media literacy buil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dia in society as well as essential skills of inquiry and self-expression necessary for citizens of a democracy.

 

(本文刊於「傳媒透視」,2016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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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未解之疑

歷史是一種書寫,中國歷史的傳統是「勝利者」的書寫,至今依然。因此,為免墮入統治者對歷史的演繹,我們都應當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史觀。台灣學者詹素娟曾指:「所謂『史觀』,既可視為對『歷史』的觀點,也指涉時間觀、對『歷史』的概念或發展的邏輯」,而「由於主體不同,看到的歷史也不會一樣,以致於同處一個社會,卻有多種歷史觀點的記憶並存,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爭奪與壓制,也可以是相互尊重與理解。」歷史教育因此不單是了解歷史發生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能用自己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自己的關係,才可能「鑑古知今」,並且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覆犯錯。

教育局剛公布初中中國歷史科第一階段的修訂諮詢文件,稱將集中諮詢「課程理念、宗旨和目標、初擬課程架構等。」並「提供未來課程實施的初步構思」。修訂文件當中稱將中國歷史「化繁為簡」,「不以帝制王朝的起訖作為畫分不同課題的標準」,「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在有限的課時下,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作某種整合,是無可厚非的。是次修訂,便將中國歷史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當中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來貫穿各個時期。表面上,這大致上沒有什麼大問題,但當我們細看「課程大綱」,卻發現有以下未解之處。

諮詢稿指出,預算初中中史科大約有150教節,但與香港有關的只有15節,即佔全科10%,比例少得不合理。其中三年的建議課時分別只有:中一兩節、中二四節、中三九節。這樣的課時比例,顯示出本科的目標仍然傾向給學生灌輸「中國」的那套歷史演繹,並非讓學生建立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史觀,也缺乏立足於香港的獨特性。

當我們細看「香港發展」的部分,文件顯示談香港會在秦史部分說起,但秦以前的香港到底如何?秦以前的香港就沒有人在生活嗎?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港島舂坎灣、南丫島深灣及大灣、赤鱲角虎地灣、屯門龍鼓洲和湧浪等地點,曾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陶器有炊煮器和盛食器,多飾以彩繪或拍印細繩紋,石器則有各式生活工具和裝飾物,推測先民過著簡單的漁獵生活。」換言之,遠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4500至6000年)在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生活的紀錄,而且從未間斷,但在「課程大綱」卻沒有述及,反而只談所謂「華夏的起源」,就是所謂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我無意猜度當局為何不談秦一統以前的香港,但當局應該有一個說法,論證不談的理由。

在論及「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時,課程大綱並沒有詳細交代會涉及什麼內容,但當局必須留意,不應過份偏重中共的那套抗日論述,而忽略了戰時英軍(尤其是加拿大軍)的為保衛香港的犧牲,更不可只說「抗戰勝利」而不談「香港重光」。同樣地,在論及「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時,必須清楚分辨國軍與共軍的不同,不能任由中共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說法橫行。只有將不同論述鋪陳出來,讓學生有多元認知,並建立自己的看法,才是歷史教育應有的態度。

此外,課程大綱用了「國民黨退守台灣」的描述,是不妥的。退守到台灣的,並不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中華民國政府」,將此說為「國民黨退守台灣」無疑就是一種站在中共眼光看歷史的立場,來貶抑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今天的當權者當然不肯承認,但事實是中華民國至今仍然存在,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承認。如果是次課程修訂真的如當局所說「沒有政治考慮」,便應如實讓學生學習,更充分了解歷史的複雜。

到了談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討論了新中國成立便談「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充滿思識形態的描述背後,卻沒有交代是不是會談及五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及其後果,便已跳到「文化大革命」,但又沒有交代會否談及文革影響香港的「六七暴動」。到了談「改革開放」,除了說到經濟發展,會不會也讓學生認識「六四」?會不會讓學生認識改革開放後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疑問,期望當局下一階段諮詢可以說明清楚。

最後是「回歸後的香港」。為什麼不談過渡期(即回歸前)的香港?即使是所謂「回歸後」,是去到什麼時間? 內容會否觸及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這些在這次的諮詢當中都沒有交代。

吳克儉說這次是「方向性諮詢」,但各界也應小心留意,一旦文件內的「方向」獲通過,往後便會按此框架制訂新課程,因此一些應問的必須要問,而且要細緻地問。學校同工也不應只靠教育局的問卷表達意見,必要時應該將書面意見也一併交給當局,讓他們考慮。

歷史的複雜不是在於已發生的「事實」,而是書寫歷史的人究竟怎樣表達。歷史教育不應暗渡陳倉,成為「洗腦」教育,而應該成為一種多元、批判思維的訓練,讓下一代可以警覺統治者要向我們灌輸怎樣的歷史認識,以達到其統治目的。趁這個修訂課程的機會,應該讓歷史教育打開更廣的空間,就如詹素娟說:「多重史觀若能並存,即使價值反轉,也應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參考文章:

高明士(2009):〈歷史教育與教育目的〉,載《歷史教育》第14期,2009年6月,台北:師大歷史系。

詹素娟(2015):〈原住民的歷史書寫與「史觀」〉,載《原住民族文獻》第24期,2015年12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局應開放培訓活動予所有註冊教師參與

社會一直都對教師的專業質素有所要求,而政府也一直聯同院校、非政府組織及不同範疇的專家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活動,由數小時的講座、研討會,至5星期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Full-time Block Release)」的課程也有。

現時大部分的培訓活動都由教育局資助,參加的教師都可免費參與。其中報讀「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的教師,其學校亦可獲撥款聘用代課教師,讓參與課程的教師可以暫時放下學校繁忙的工作,安心進修。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由教育局舉辦或資助的培訓活動,目標都是現時在校有教席的教師,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得悉各項培訓活動的資訊,以及可以經由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參加大部分的相關活動,並由校長批核申請。

然而近年由於適齡入學的學生數目持續下降,不少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縮班」、甚至「殺校」,不少教師因此失去教席,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當他們離開了學校,意味着他們不能夠再透過「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站」獲得報名資格參加在「培訓行事曆」內載有的培訓活動。他們當中很多仍然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只是暫時未能在校執教,但他們仍希望持續更新對教育工作的知識,可是在現行制度下,當他們離開了學校,便不能再參加上述的培訓活動。

這是對他們不公道的。

他們大都跟在校的教師一樣,是根據《教育條例》下註冊的合資格教師,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暫時未能覓得教席或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政府不應該因為他們未有在學校工作而剝奪他們可以參加培訓的機會,反而應該向他們開放報名,讓他們可以持續更新教育知識,更好地準備重新投入教育工作的一天。

對政府來說,接受這些教師參加培訓,並不會在財政上有太大的額外承擔,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講座及研討會;反之,讓他們參與培訓,卻可令社會儲備好一批富經驗的教師,他們可以隨時重投教學,這對教育發展肯定有益。

當然,在有效運用資源的角度看,讓在職教師可獲得優先權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局也應同時考慮讓非在職的教師參與(例如可讓他們以候補的身分參與),既可滿足在職教師的培訓需要,也可讓非在職教師有持續進修的機會,更可使資源充分運用,是多贏之策。

前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即今「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發表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曾說:「我們希望能夠為教師提供一個推動及支援教師持續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成為積極、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固地植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我相信不只在校教師,非在校的教師也應有同樣的機會持續參與培訓,他們既是按例註冊的教師,教育局也應一視同仁,使他們可以參加培訓,並為他們再可以投入教學作好準備,也能為社會儲備良師,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講粗口」可以踢出校?

梁振英今天(8月23日)回應記者有關學校在處理「港獨」的討論時說:

喺學校入面講粗口,呢個係犯校規,唔犯法但係會犯校規,社會上講粗口唔會上法庭,但喺學校講粗口,屢勸不改可能會被趕出校,學校有佢嘅規定,呢個完全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呢個無咩好討論,香港係國家不可分離嘅一部分,有咩好討論嘅餘地呢?

先不討論「香港是不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但究竟學生「講粗口」是不是能作為被學校「趕出校」的理由?

根據教育局通告第1/2009號「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有以下兩段:

學校不應強迫學生離校或以各種方式或理由勸諭學生自願離校,因為這些做法並不符合教育的原則,同時亦違背了政府給予學 校各種資源,以便為不同能力和性向 的學生提供多元化和優質教育的目的。對於經常違反此教育原則的學校,我們會發信警告其校董會 / 法團校董會;必要時,我們會考慮採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布這些學校,以進一步保障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第6段)

基於教育原則,學校不應開除學生。如果學生成績欠佳,學校宜盡量調配資源,及由校內全體教師積極參與協助學生解決在學習上或適應學校生活上的一切困難。學校亦應讓教師知悉輔導學生的方法,而教師則應全面參與,務求在校內營造良好而又積極的學習環境。本局重申,在任何情況下, 學校都必須嚴格依照資助則例所載的有關規定辦理。(第18段)

由此可見,為了所謂「反港獨」,梁振英與他的團夥已經去到隨便信口雌黃的地步,目的就是要控制言論,箝制思想,讓教師、學校為政權服務。事實上,教育局一向反對學校開除學生,以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再說,我相信全港都不會有一條校規訂明「講粗口」是會導致被學校開除學籍的。

學校在面對這些學生時,要做的不是恐嚇、威脅要把他們趕走,而是要了解他們為什麼要以「粗口」來表達情緒,有需要的時候要加以輔導,讓他們成為一個有禮的人。把這些學生開除,難道就等如把問題解決?身為特首,這樣的言論水平實在太低。

 

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明擺著的歧視,最差的身教

媒體報道,位於大嶼山東灣的群育學校莫羅瑞華學校及石壁宿舍,因為校舍及設施已經不符今天的教育要求,但因為地契所限,不能原址重建,政府遂於屯門撥地供該校遷校之用,並且會增強服務,開辦中學。

群育學校的服務對象是一些因為行為偏差、或暫時不適應主流學校教育的學生,他們可以在一個獲得更多照顧的環境下繼續學習,當他們的行為及學習狀態可以回復到跟一般學生一樣時,便能重回主流學校,繼續學業。

然而,遷校一事卻引發了鄰近學校的校長不滿。在莫羅瑞華學校新址旁的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蔡國光去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至擬定新址,理由竟然是他認為「群育學校只取錄情緒及行為問題中等至嚴重的學生,按教育局的《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的概念綱領》,學生的行為問題包括逃學、輟學、參與不良份子的活動,甚至吸食毒品、性濫交和援交等行為」,所以「應遠離民居」。

如果以上的看法,只是一般的社區人士,或對教育無知的人(如同樣反對的工聯會、新民黨區議員),我不會覺得意外,但是出自一位自稱已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的中學校長之口,就實在很難接受。因為這不單是明擺著的歧視,而且是極差的身教。

我們都知道,青少年在成長時期,都會經歷著不同的轉變,有些人可以做到社會的「要求」,於是我們就認為他們「正常」;有些人因為成長經歷、家庭問題、個人情緒問題等因素,未能做到社會的「要求」,便往往被視為「不正常」。即便如此,我們要做的、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要幫助他們早日重回社會,而不是要把他們跟社會隔離。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是帶領社區內不同的持分者接納及包容群育學校的同學,讓他們知道社會並沒有放棄他們。

但很明顯,蔡國光校長並沒有這樣做,反而跟那些對教育無知的區議員一道,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址。很難想像,平日蔡校長怎樣教導學生包容跟接納跟自己不同的人?他自己向學生示範歧視別人,他的學生又怎能成為尊重不同價值的人?

更甚者,蔡校長更視群育學校的學生是「炸彈」,假設他們一定會「搞事」,甚至說會影響他的學生上學。但他是否真的不知道,現時多所群育學校都是位處學校群附近,也似乎甚少聽到群育學校的學生會跟附近的學生「撩事鬥非」。明顯地為了反對莫羅瑞華學校遷校,便胡亂為群育學校貼上標籤,完全不是一位專業校長應有的表現。

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專業的學校領導,應帶領社區人士認識教育,而不應反過來帶頭歧視有不同學習、成長需要的學生,我相信這絕不是過份的要求。

 

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增加」常額教席未解的疑問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說:

191.       新學制高中階段的中期檢討已經完成,政府亦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計可提供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職位。我們會在未來兩個學年檢討學校的推行情況。

當中指出預料會「增加」約1000個學位教師的職位,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約10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要了解為什麼說政府沒有「增加」承擔,就必須了解學校的人手編制是如何的。根據《資助則例》,一般津貼中學的人手是按班級數量而定的,現時中一至中三班級,每開一班,就會分配有1.7位老師;中四至中六級,就會分配2位老師,以一間有24班的學校來說,就會有44.4位老師,連同包括因應母語教學政策下的額外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下聘用的外籍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等的教師(已包括校長),全校教師數目約為50人。但50人的教師編制明顯不足夠學校處理日常工作,因此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的各項現金津貼,聘用合約教師、教學助理來協助學校的工作,其中「生涯規劃津貼」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也是這類。

現在梁振英所謂「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其實是藉扣減上述兩項津貼而來,政府並沒有「額外」的資源承擔,而且這兩個教席還有一些問題,例如這是按編制可以享用「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或是只能按「強積金」供款作退休保障?兩個職位可否如一般的編制教師般享有升遷的機會?現時兩個職位在《資助則例》沒有列出,那職位的資源是否將撥入「薪金津貼(salaries grant)」資助類別?這些問題一日未解,職位仍然不穩定。

可見,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當然,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約10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蠢事,就什麼都不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本文增訂自《「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2016年1月8日。

難得的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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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毛記電視」網頁)

昨天(1月11日)是星期一,是打工仔女最不想面對的日子,平常也沒有力氣參與工餘活動,因為還有一整個星期的工作要做。

然而,昨晚全城熱烈地等待著一個「電視」節目,這個節目沒有在傳統的電視頻道出現、也從來沒有在傳統媒體見過任何宣傳,但卻為全城「廢青」所期待。沒有所謂大卡士、大明星的演出,也沒有節目前後的八卦新聞出現,但竟然令全城起哄。因為沒有在免費電視頻道播放,有人便自發安排戶外直播。

這個「分獎典禮」,早在售票階段已引來「撲飛」熱潮,及後網民不斷要求「毛記」搞現場直播,最終直播由NOW TV做,既在其有線電視的頻道播放,也利用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播放,一時間,網民競相交流觀看方法。

節目後,網上即時出現了不同的評論,有讚有彈,但不容否定的是,昨晚那三個小時,香港人經歷了近年少有的開懷。星期一喎!平時真係好難笑得出!

論製作,其實無甚可觀,既沒有「華麗」舞台,也沒有百人大樂隊,歌曲也不是所謂「主流」,全是二次創作。但是現場所見,觀眾全晚都笑容滿面,也看得出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開懷。就連陳奐仁來不到拿獎,現場只播出MV,大家不只沒有埋怨,還跟著字幕一起唱,而且唱得很開心。

也許,過去幾年,香港人真的沒有開心的理由,政治劣質化、社會沉淪、大陸黑手不斷入侵、梁振英好勇鬥狠、中港矛盾激烈、社會政策反智⋯⋯種種東西都向著更壞的方向,我們已很難找到笑的理由。昨晚因著一個網媒的節目,大家似乎可以暫時忘卻煩憂,開懷大笑。

說真的,這才是維穩、這才是和諧,而重點是,香港人可以在這幾小時當中,確認自己是真・香港人。

當然,我們儘管可以批評節目由一間破壞環境的油公司贊助、可以批評節目對社會議題的批判不足、甚至可以批判所謂「分發」「獎項」的理據。但是瑕不掩瑜,能讓香港人有幾個小時透透氣,開懷大笑一下,其實,在今天社會的低氣壓之下,已經功德無量。

就在節目進行之時,卻收到持有100毛及黑紙股份的萬華媒體(明報母公司)準備減持股份,令人擔心是不是打壓的開端。有人已倡議,利用眾籌,把萬華手上的100毛及黑紙買回來,以免「毛記」最終被河蟹掉。

香港人歡笑的權利,最終會不會同被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