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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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未解之疑

歷史是一種書寫,中國歷史的傳統是「勝利者」的書寫,至今依然。因此,為免墮入統治者對歷史的演繹,我們都應當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史觀。台灣學者詹素娟曾指:「所謂『史觀』,既可視為對『歷史』的觀點,也指涉時間觀、對『歷史』的概念或發展的邏輯」,而「由於主體不同,看到的歷史也不會一樣,以致於同處一個社會,卻有多種歷史觀點的記憶並存,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爭奪與壓制,也可以是相互尊重與理解。」歷史教育因此不單是了解歷史發生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能用自己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自己的關係,才可能「鑑古知今」,並且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覆犯錯。

教育局剛公布初中中國歷史科第一階段的修訂諮詢文件,稱將集中諮詢「課程理念、宗旨和目標、初擬課程架構等。」並「提供未來課程實施的初步構思」。修訂文件當中稱將中國歷史「化繁為簡」,「不以帝制王朝的起訖作為畫分不同課題的標準」,「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在有限的課時下,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作某種整合,是無可厚非的。是次修訂,便將中國歷史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當中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來貫穿各個時期。表面上,這大致上沒有什麼大問題,但當我們細看「課程大綱」,卻發現有以下未解之處。

諮詢稿指出,預算初中中史科大約有150教節,但與香港有關的只有15節,即佔全科10%,比例少得不合理。其中三年的建議課時分別只有:中一兩節、中二四節、中三九節。這樣的課時比例,顯示出本科的目標仍然傾向給學生灌輸「中國」的那套歷史演繹,並非讓學生建立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史觀,也缺乏立足於香港的獨特性。

當我們細看「香港發展」的部分,文件顯示談香港會在秦史部分說起,但秦以前的香港到底如何?秦以前的香港就沒有人在生活嗎?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港島舂坎灣、南丫島深灣及大灣、赤鱲角虎地灣、屯門龍鼓洲和湧浪等地點,曾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陶器有炊煮器和盛食器,多飾以彩繪或拍印細繩紋,石器則有各式生活工具和裝飾物,推測先民過著簡單的漁獵生活。」換言之,遠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4500至6000年)在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生活的紀錄,而且從未間斷,但在「課程大綱」卻沒有述及,反而只談所謂「華夏的起源」,就是所謂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我無意猜度當局為何不談秦一統以前的香港,但當局應該有一個說法,論證不談的理由。

在論及「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時,課程大綱並沒有詳細交代會涉及什麼內容,但當局必須留意,不應過份偏重中共的那套抗日論述,而忽略了戰時英軍(尤其是加拿大軍)的為保衛香港的犧牲,更不可只說「抗戰勝利」而不談「香港重光」。同樣地,在論及「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時,必須清楚分辨國軍與共軍的不同,不能任由中共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說法橫行。只有將不同論述鋪陳出來,讓學生有多元認知,並建立自己的看法,才是歷史教育應有的態度。

此外,課程大綱用了「國民黨退守台灣」的描述,是不妥的。退守到台灣的,並不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中華民國政府」,將此說為「國民黨退守台灣」無疑就是一種站在中共眼光看歷史的立場,來貶抑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今天的當權者當然不肯承認,但事實是中華民國至今仍然存在,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承認。如果是次課程修訂真的如當局所說「沒有政治考慮」,便應如實讓學生學習,更充分了解歷史的複雜。

到了談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討論了新中國成立便談「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充滿思識形態的描述背後,卻沒有交代是不是會談及五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及其後果,便已跳到「文化大革命」,但又沒有交代會否談及文革影響香港的「六七暴動」。到了談「改革開放」,除了說到經濟發展,會不會也讓學生認識「六四」?會不會讓學生認識改革開放後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疑問,期望當局下一階段諮詢可以說明清楚。

最後是「回歸後的香港」。為什麼不談過渡期(即回歸前)的香港?即使是所謂「回歸後」,是去到什麼時間? 內容會否觸及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這些在這次的諮詢當中都沒有交代。

吳克儉說這次是「方向性諮詢」,但各界也應小心留意,一旦文件內的「方向」獲通過,往後便會按此框架制訂新課程,因此一些應問的必須要問,而且要細緻地問。學校同工也不應只靠教育局的問卷表達意見,必要時應該將書面意見也一併交給當局,讓他們考慮。

歷史的複雜不是在於已發生的「事實」,而是書寫歷史的人究竟怎樣表達。歷史教育不應暗渡陳倉,成為「洗腦」教育,而應該成為一種多元、批判思維的訓練,讓下一代可以警覺統治者要向我們灌輸怎樣的歷史認識,以達到其統治目的。趁這個修訂課程的機會,應該讓歷史教育打開更廣的空間,就如詹素娟說:「多重史觀若能並存,即使價值反轉,也應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參考文章:

高明士(2009):〈歷史教育與教育目的〉,載《歷史教育》第14期,2009年6月,台北:師大歷史系。

詹素娟(2015):〈原住民的歷史書寫與「史觀」〉,載《原住民族文獻》第24期,2015年12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談《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意義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文本正本,現存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12月2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中國政府拒絕向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簽證赴港一事進行緊急辯論,委員會主席奧塔韋(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收到來自中國的官員指,《中英聯合聲明》已在1997年失效,故此英國無權就「聯合聲明」在香港施行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事帶出了兩個訊息,一是究竟兩個締約國簽訂的條約,能否由其中一國單方面宣稱失效?二是《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清末時三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北京條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將同時恢復效力呢?

政府及建制派常說,香港應以中史科取代通識科,認為學生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那麼,我們就翻開歷史,看看怎樣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這個訊息。

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急需尋求海外市場來傾銷大量生產的商品,以換取更多的資本作生意的擴張。相比於西方如歐美,遠在東方的亞洲,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尤以當時中國為甚。從前,我們的中史教科書都說,自清於1644年立國,即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因此中外交往不多。其實這是大可商榷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從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事實上,去到晚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已達四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對於急於尋找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說,自是非常希望能在中國營商了。而且,假如清廷是「閉關自守」,便難以解釋為何葡萄牙自16世紀一直管治澳門,直至2000年。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中國並非沒有和外國做生意,只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饒,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中國手工業興旺,反而是外國渴求中國產品,導致長時間都是中國享有貿易順差。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以擁有中國製產品為身份象徵,尤以貴族為甚。這個情況終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被打破。

由於清廷的天朝心態,對外國來華貿易視之為「恩賜」,初期外國人來華貿易顯然都接受清廷的這種態度。但是後來清廷因為未能趕上世界的潮流,對外國來華貿易諸多限制,商人遂轉而要求其所屬政府向清廷施壓,包括使用軍事力量來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當軍事力量一出,外國便發現了清廷的軍力不堪,於是便對用軍力威嚇的忌諱減低了,這就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1839年清廷與英國政府就貿易問題交戰,導火線是鴉片問題,故此中國歷史稱之為「鴉片戰爭」。戰爭歷時3年,至1842年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戰事。《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其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也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

《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是這樣描述割讓香港島的:

……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文版的描述則是: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從文本看來,香港島是永久讓英國掌管的。即使中史書上常以「不平等條約」來說明《南京條約》以至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各項條約,以說明條約的不合理,我們不應予以承認。但是我們同時卻要了解,所謂「不平等」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的,環顧中外歷史,這樣的條約不知凡幾。戰敗國要對戰勝國俯首,這不是西方的權利,中國歷朝也有對周邊國家用兵,戰勝了便要他人俯首稱臣,朝鮮、日本、安南等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都成了中國的朝貢國;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曾經不是「中國」一部分,是在戰敗後被強行納入版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些周邊國家來說,也應該是「不平等」的。

因此,雙方簽訂條約,本質上是雙方都必須遵守,除非締約雙方議訂修改或取消。

然而,1984年由中英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即《中英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開首是這樣說的: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明的內容只提及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交還」香港給中國,並未提到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如何處置。當然,中共一早已表示不承認所謂「不平等條約」,但英國則一直認為條約有效,相信因此兩國在香港問題上是刻意迴避提及三約的。

聯合聲明的句式,其實大部分條款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中文版)及「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英文版)開首的,這意味著這份文件對締約國雙方都有同等的約束力,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此外,聯合聲明並沒有為有效期作明確的規定,中國政府卻有此聲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見「聯合聲明」三‧(十二))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解,是整份聯合聲明,有效期至少應有五十年。在這個「五十年」之內,中英雙方都有不論是政治、道德、以至實質上,在香港事務上都有共同的責任,以體現兩國遵行聯合聲明的要求。

假如中國的官員真的認為聯合聲明失效,並以此作為拒絕英國國會調查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理由,即是單方面撕毀國與國之間的協議,理論上即是將香港問題推回至1984年12月19日之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既從未明言廢止,即持續有效,直至有另行的商討為止。如果聯合聲明失效,當可理解為英國與中國從沒有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英國當可立即領回香港的管治權。

還有一點很重要,清廷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是由國民政府繼承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到台灣,事實上並未亡國,只是被中共逼到台灣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歷史,就不能否認,民國建立了103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北京不願承認、也不想大家承認而已。如果真的要談香港「回歸」,對象也該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共。

當然,這不可能是政治現實。歷史也沒有如果,但我們卻可跳出管治者欲灌輸給我們的歷史角度,大膽思考,太史公也說,觀照歷史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從小學歷史,甚少要我們質疑,因為歷史都被認為是「事實」,政府與部分政客也是如此認為,所以提出要「必修」中史。但我們要閱讀歷史,就要建立自己的史觀,揭破當權者的謬誤,才是學歷史的應有態度。從這次有中國官員聲稱聯合聲明失效為引,回看歷史,揭穿荒謬,這樣的歷史課又如何?

今日香港,比殖民地還不如

香港紋章解下的一刻,香港真的更好了嗎?

香港紋章解下的一刻,香港真的更好了嗎?(網上圖片)

人大一錘定音,香港民主被毀,真普選落空。

京官的咀臉有多可惡,這幾天表露無遺。由「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到「提委會是一塊愈看愈可愛的美玉」,還有「民主不是天生就有的」,這些說話顯出的是大陸根本無視香港人對於民主自由的合理要求,也顯出他們跟世界文明是如何脫節的。

北京及建制派常說,殖民地時代英國人何嘗給予香港民主?英國派來的港督也不是由民選產生,今天有機會讓香港人「走入票站」投下一票,那不是前所未有的是嗎?這是中央聖恩大赦,香港人為何就不知感恩?

關於民選港督問題,已有報導指出,根據英國已解密的文件證實,英國早在30年前,已有研究在香港民選港督或行政首長事宜,但不能成事的原因,大部分是恐怕來自大陸的反對,當時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表示「香港人怕中國承諾的高度自治會反口;而戴卓爾夫人亦說,這個都是她的懼怕,更形容中國沒有自由社會的概念」(1)。更有文件顯示,英國為保香港的自治不受干擾,「爭取在中英協議中,寫得盡量詳盡,並在附件中寫清楚」,但此舉卻引起大陸狠批。因此,不是英國政府無意給香港民主,是大陸從中作梗而已。

而今天,這樣的一個專制政權,卻以民主之神的姿態,要給香港民主,但重點卻是要一切在其控制當中。所以很多人說,這是「伊朗式」、「北韓式」的。

曾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指出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港督要向英國國會負責,他的權力因而受到了英國的民主制衡;而中國是一個專制政權,權力毫無制衡,而現實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在這裡橫行無忌,跋扈霸道。

英治時期的香港,殖民地政府雖然只給香港人有限的民主,但他們對香港人仍然是尊重的,也願意努力於民生的改善,香港人的生活還相當不錯。換上了五星紅旗這十七年呢?不單民主倒退,而且中共對於香港的文化與文明毫不尊重,以強權把香港踩在腳下,找來梁振英消滅香港政府重視程序公義的文官制度,把大陸式的人治引到行政機關,將「行政主導」演化為「行政霸道」。

或者這樣說,現在的香港,在中共治下,其實比殖民地還不如。

註:
(1):英解禁機密文件曾考慮民選港督,NOW新聞報導,2014年1月4日。

當政權無道,顛覆理所當然

香港政制改革正走在關鍵的十字路口,踏錯一步將恨錯難返。

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包括建制派、中聯辦、梁愛詩、劉兆佳等,為了搶奪政制改革的發言權,正全面鼓動輿論,誓要影響民情,為不/假民主的政制改革製造民意。

其中一種說法是香港的政制改革不單是香港內部事務,更牽涉了所謂國家安全,不能容許香港的政治制度,將香港演化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地方。因此,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百分百安全」、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出閘參與特首選舉、甚至要讓中共能預知並操控選舉結果。所以,由提委會組成、提委會提名門檻、以至最終由什麼人出選,中共都要完全掌控。

八月尾人大的決議,肯肯定,是反民主的。

有建制派的人公開說,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不重要的,國家安全及利益更重要。「國家安全及利益」聽落的確好像很重要,但只要大家細心留意,就知道在中國現時的情境下,所謂「國家安全及利益」其實只是中共的政權安全及利益而已。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是建制派、以至京官常常掛在咀邊的話,只要大家細心留意,這句話其實只是「香港不能成為反共基地」而已。問題正在這裡,中共自己也說,共產黨已轉型成執政黨,按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即是中共不過是由人民授予管治國家的權力,意味著假如人民認為中共的管治不濟,人民理當可以按民主選舉把其轟下台,換上另一批人執掌國家政權。當然,我們也明白,在今天的中國,這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按道理,政權無道,把其顛覆是理所當然的事。歷史上,多少朝代的覆滅正正是因為政權無道,受壓迫的人民舉起大旗,把無道的政權消滅,重新建立秩序。反之,如何政權治之有道,人民生活幸福富足,管治者也根本不用擔心會被人民起來反抗。建制派念茲在茲恐懼中共被顛覆,究竟說明了什麼?

與其恐懼香港會成為所謂顛覆基地,不如想法子如何令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而「結束一黨專政」正是其中的顯證。當政權的管治有道,顛覆之論也就無從談起。

官員要簽名「反佔中」,請先交出公權力

陸續有問責官員、行會成員簽名/或表示會簽名「反佔中」,並說簽名是以「個人名義」云云。這一屆政府有一項特色,是不論行會成員、抑或是問責官員,都喜歡「以個人名義」月旦時政,甚至對管治問題「表達意見」。

首先是張志剛。這位除了是梁振英的心腹之外,不知憑甚麼可晉身行會的人,繼承了梁振英以往在《明報》的「筆陣」專欄,每星期有幾千字的版位讓他「以個人名義」大發謬論。他出席不少時政論壇時,也往往「以個人身份」。尤記得去年在教協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上,他回答我的提問時,一再強調自己「不代表政府」,然後爆出了當時行會仍未討論政改,令全場譁然。

其次是羅范椒芬。這個前高官,出席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為梁振英護航之時,卻又說是「以個人身份」,彷彿又忘了自己是行會成員的身份。

之後就到一眾簽名「反佔中」的行會成員及問責官員,說自己甚麼「以個人身份」簽名,支持「反佔中」,就連梁振英也說順路經過的話,也會簽名支持。

這堆人忘了,他們掌握公權,由履任公職當日起,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個人身份」。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共同監察。正因為他們掌管了社會大眾的生活每一個細節,權力甚大,故此他們必須以放棄若干個人權利(包括部份言論自由)作交換,才可以行使公權,否則他們就是濫權。

行會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處於高位,《基本法》第五十六條明文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可見行會成員對特首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外的一言一行理論上都不可視之等閒,更不能以所謂「個人身份」蒙混過去。

至於問責官員,他們的每一個政策及決定,更是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在社會爭議面前、在任何社會行動面前,他們更應持守中立,不能偏頗。但這次所謂「反佔中」簽名,官員紛紛走出來,偏袒爭議的其中一方,客觀效果就是把爭議加倍極端化,讓社會的撕裂惡化,這樣的行為絕不合適。在掌有公權之時,官員就沒資格說「個人身份」。

那麼,他們可以簽名「反佔中」嗎?可以,但先交出公權力,辭去公職,便可大簽特簽。

劉兆佳教授:那是甚麼狗屁選舉?

《信報》今天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前中大社會系教授劉兆佳在他的新書裡明言:「在一國兩制下的選舉結果必須是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是對一國兩制實施有利的結果,而不可以是其他結果,更不可以是與一國兩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

實在難以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從前頗受尊敬的社會學者的口。

究竟要是怎樣的利益引誘,才會令到這樣的人可以完全泯滅良知,發謬論而不臉紅?

所謂民主、所謂選舉,重點竟然不是人民的選擇?竟然只是當權者的操控?那麼人民在當權者的眼裡,究竟是甚麼?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中聯辦的前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當時我曾認為中國政府「還不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中共利益集團內戰以後的管治團伙,根本稱不上尊重人民的權利。而今天,這種意識,卻蔓延來到香港,赤裸裸的要把人民固有的權力奪走。

而跟這種狗屁選舉鳴鑼開道的,卻是一位香港的學者。

我想,就算是中學生選舉學生會,都不會接受是校方「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因為這些經選舉出來的代表,是獲得群眾授權、向群眾負責的人。一旦這只是一場「預定和計劃好的」選舉,已幾可肯定群眾的利益將會被抹煞,選舉出來的人先天只能當傀儡。

難以想像,香港人只能在傀儡與傀儡之間選擇。

原來從前說笑的「在曾鈺成與曾德成之間」選擇特首的日子,一點也不是玩笑。

早已說過,讓一群獨裁慣了的人來搞民主,只是緣木求魚,只是萬萬想不到,現在竟是這樣撕破臉皮,毫不矯飾。

劉教授,身為香港人、身為學者,你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就算了,可否不要把大陸那種狗屁東西,拿來污染香港呢?

大和解

梁振英已在溫家寶總理手上接過委任狀,由特首選舉當選人,正式成為候任特首。早在上月他當選以來,說得最多的三個字,相信是「大和解」了。不單梁振英本人常說,就連他的支持者也常將「大和解」放到嘴邊。我的一些政界朋友說,如何能「大和解」,就看梁振英在這幾個月的表現,包括如何組成政府內閣,以及他將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不支持他的人。

在特首選舉期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工商界對梁振英相當猜忌,這可以從工商界選委多支持唐英年可以證明。當然,這與唐英年的背景與出身,能令工商界這些既得利益者安心,期望唐英年的當選可以維持他們的工商利益有關。

「官商勾結」是民間常聽到的用語。最近由特首曾蔭權捲入連串利益嫌疑、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兩名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捲入涉嫌貪污的案件、以至幾年前的梁展文案,都強化了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印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指出,在殖民地年代,政府為了「有效壓抑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引Ian Scott),「專門從商界與專業階層中物色代表進入政府管理架構」以「替代民主選舉」。很明顯,以這些「代表」作為一種緩衝,與他們有限度地「分享權力」,造成了官商之間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係,所不同的是,殖民地時代是英資代表為主,97後則以華資代表為主而已。因此,不難看到,商人及專業人士常獲委任為政府各級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的管治成員,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康曉光(2002)認為「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統承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動。」

然而,自97以後的情,即使工商界很想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面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他們很難完全不理會市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注。可是在同一時間,他們又會千方百計,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官員及商家的緊密合作,導致殖民地政府部門形成了『支持商界』的文化。」本來,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發展也有益處的,但顧汝德認為在97之後卻迎來了另一種轉向:「在向特區政府榨取利益上,地產發展商比工業界更為成功。」尤其是北京在中英有關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爭持不下之時,拉攏了不少香港商家支持,導致他們在回歸後有渠道「直達天聽」,制衡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官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勾結」之形象更加鞏固,「霸權」幾乎成為了本地社會的共通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界當然支持唐英年了。可是當選的,卻是梁振英——商界開宗明義不信任的下任特首,他如何可以成功「大和解」,在讓商界安心之餘,又能維護基層及中產的利益,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別忘記,社會對他是否「狼」、是否「地下黨員」、以至他會否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否真誠推動普選,仍然抱有懷疑。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