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大和解

梁振英已在溫家寶總理手上接過委任狀,由特首選舉當選人,正式成為候任特首。早在上月他當選以來,說得最多的三個字,相信是「大和解」了。不單梁振英本人常說,就連他的支持者也常將「大和解」放到嘴邊。我的一些政界朋友說,如何能「大和解」,就看梁振英在這幾個月的表現,包括如何組成政府內閣,以及他將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不支持他的人。

在特首選舉期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工商界對梁振英相當猜忌,這可以從工商界選委多支持唐英年可以證明。當然,這與唐英年的背景與出身,能令工商界這些既得利益者安心,期望唐英年的當選可以維持他們的工商利益有關。

「官商勾結」是民間常聽到的用語。最近由特首曾蔭權捲入連串利益嫌疑、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兩名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捲入涉嫌貪污的案件、以至幾年前的梁展文案,都強化了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印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指出,在殖民地年代,政府為了「有效壓抑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引Ian Scott),「專門從商界與專業階層中物色代表進入政府管理架構」以「替代民主選舉」。很明顯,以這些「代表」作為一種緩衝,與他們有限度地「分享權力」,造成了官商之間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係,所不同的是,殖民地時代是英資代表為主,97後則以華資代表為主而已。因此,不難看到,商人及專業人士常獲委任為政府各級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的管治成員,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康曉光(2002)認為「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統承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動。」

然而,自97以後的情,即使工商界很想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面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他們很難完全不理會市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注。可是在同一時間,他們又會千方百計,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官員及商家的緊密合作,導致殖民地政府部門形成了『支持商界』的文化。」本來,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發展也有益處的,但顧汝德認為在97之後卻迎來了另一種轉向:「在向特區政府榨取利益上,地產發展商比工業界更為成功。」尤其是北京在中英有關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爭持不下之時,拉攏了不少香港商家支持,導致他們在回歸後有渠道「直達天聽」,制衡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官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勾結」之形象更加鞏固,「霸權」幾乎成為了本地社會的共通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界當然支持唐英年了。可是當選的,卻是梁振英——商界開宗明義不信任的下任特首,他如何可以成功「大和解」,在讓商界安心之餘,又能維護基層及中產的利益,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別忘記,社會對他是否「狼」、是否「地下黨員」、以至他會否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否真誠推動普選,仍然抱有懷疑。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由《脫節的國度》想起《獨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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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這兩周最廣為報道的新聞,必然是溫州的鐵路相撞意外。由鐵道部的處理手法、到溫家寶的投入「演出」都廣為各界談論,鐵道部發言人的一句「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更成了金句。

意外後,官方的救災處理固然已為各界詬病,更值得留意的是上至中央電視台、下至南方電視台,都眾口一詞,對是次高鐵(「動車」也是高鐵吧?)意外的批評不絕於耳,結果引來中宣部要下達「指令」,為報道「降溫」。

內地著名作家韓寒,就這次事故在其「新浪博客」上發表了《脫節的國度》一文,對於由高鐵意外帶出的內地種種問題,表達出一種看法及態度,當中他說:「他們認為,總體來說,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時的。調度合理,統籌規範,善後滿意。唯一的遺憾是在輿論上有點失控,他們覺得這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輿論不歸我們管。」

此文一出,立即在各個社交網站廣傳,當時我也在「臉書」上說:「韓寒的博文,要睇快手,隨時會被和諧掉。」結果在我貼出連結的三小時後,韓寒的文章就被新浪的網管刪掉了。

在內地求個言論自由,真的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在自家的新浪博客轉貼韓寒的這篇好文章,換來的是在不足一小時內被網管三度刪文。我不明白,究竟他們怕什麼?是怕文章?還是怕韓寒本人?

在我的書架上,有這麼的一本「書」:它本來應該是一本文學期刊,卻不知為何,一直沒有獲批「刊號」(ISSN),結果發行時只好用「書號」(ISBN),並在2010年7月6日正式面世。

這本「期刊」,也可以說是「書」,名字是《獨唱團》。

說這是「期刊」,因為創辦時真的是以一本「期刊」的規劃來做的,所以它是「第一輯」,即意味主事者已打算會有(起碼會有)「第二輯」;說這是「書」,因為它也沒有「刊號」,似乎也說不上是「期刊」。因此,它也是一部「單行本」,刊載了來自內地、台灣、香港三地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艾未未、蔡康永、彭浩翔等,當然,也包括韓寒自己。

正當大家都為《獨唱團》能在艱難的環境下面世、並期待第二輯發行之際,卻傳來了它停刊的消息。這本由初訂發行10萬冊、至最終售出了150萬冊的文學期刊,終於在2010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解散編輯團隊。主編韓寒在博客上說:「出版後由於被認為是以書代刊,所以相關合作單位受到牽連,為了避免牽連到市場上其他一些叢書的出版,做到完全符合國家的相關出版條例,所以《獨唱團》轉到了磨鐵圖書之下作正規刊物化的努力,但所有的努力包括已經談定簽訂的多家合作方,均會在談判完成或者下廠印刷之際突然表示無法操作,我對此深表理解,但為了防止造成誤會,我也多方打聽,只能說這確非新聞出版單位或者宣傳單位施加壓力,大家不要錯怪,但其他打探都無果,可能中國相關部門相關人太多,太多人都有讓文藝讀物變成文物的能耐,所以具體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是得罪了哪位朋友,我在明處,你在暗處,山不窮水不盡,柳不暗花不明,若能知曉,恰能相逢,我不記恨,但請告訴我,這是怎麼了。」

就這樣,《獨唱團》的第一輯,就成為了一本文集,也見證內地如何嚴控出版,人民言論自由遭受怎樣的打壓。一個虛怯的政權,總是怕,但當你問他們怕什麼,恐怕他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們身處香港,不是更應珍惜這樣的自由嗎?回看剛結束的書展,入場人數又創新高,但我城的閱讀風氣及層次,可有提升?當「低能」系列大賣、但利志達卻說要放棄漫畫之時,難道我們不應反思?

(本文同時載於「明報讀書網」及「新浪博客」,但在「新浪」的一篇,已被網管刪除了。)

韓信的死是必然──《拜將臺》管窺

《拜將臺》選擇韓信為故事的主線,是聰明的。聰明之處乃在於韓信的生平故事本身就充滿戲劇張力。他切切實實為大將之才,行兵如神,加以生於亂世,足以成就一生功業。然而,偏偏世事如棋,他為項羽所棄,正當他以為無事可做,卻遇上了劉邦,讓他可以一展身手,奈何劉邦此人心胸狹窄,性格多疑。韓信為劉邦打下了江山,劉邦卻要置他於死地。

跟劉邦不一樣,韓信是一個口快心直的人,不懂裝模作樣。有一次劉邦問韓信:「你看我可帶多少兵?」韓信說:「十萬。」劉邦再問:「那你又可帶多少兵?」韓信一句「多多益善」,就令劉邦內心不是味兒:「即是說我令兵之能不及你了?」韓信一時不防,只有說:「我是領兵之才,主公卻是領將之才。」由此可見,韓信的有意無意,漸漸成了劉邦眼中的一條刺,只是天下初定,仍須韓信協助,但對劉邦來說,韓信都是潛在威脅。

漢之天下大定,劉邦為表仁德,赦免了包括項羽家人在內的一干人等。鍾離昧為項羽的舊部之一,卻逃不過劉邦的追殺,更下令韓信須把鍾離昧的首級奉上。劉邦這樣做,目的根本不在鍾離昧,而是韓信。一直以來,劉邦都怕韓信會擁兵自重,已多次削其兵權,劉邦明知鍾離昧跟韓信友好,而韓信又重情義,殺鍾離昧之令乃在於試驗韓信的忠心。韓信接令後,滿心躊躇,甚至暗中叫鍾離昧遠走他鄉。鍾離昧不欲劉邦之計得逞,自殺而死,韓信奉上載有鍾離昧首級的錦盒予劉邦,但內心的憤懣,從他的面上已明明白白的刻劃出來。

有人認為韓信之死,乃其對漢室之異心。司馬遷在《史記》對韓信的評價是「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司馬遷之評韓信,認為他「不識時務」,因為他所侍奉的劉氏天下,劉邦、呂后皆平民出身,對自己沒有信心,韓信的才,可以借用為打天下的利器,但一旦天下大定,他的死是似乎是必然的結果。齊人蒯通曾警告韓信:「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明代茅坤的《史記鈔》有云:「予覽觀古兵家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辭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韓信用兵之神,被冠以「兵仙」的稱號,看《拜將臺》的韓信,是令人惋惜的。惋惜的不單是他未能善終,更是因為揭示了中國文化的一種劣根性,動聽點說,是「謙遜」,其實是「忌才」。在權力面前,我們從少就被教導有才能的人不能鋒芒太露,切忌「功高蓋主」,否則空有才能也難以發揮。學「做人」比學「做事」更加緊要、更加決定你的「成就」能去到多遠。韓信的死,從這個角度看,也是必然。

《拜將臺》
演出日期:2011年1月15及16日
演出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香港還是殖民地?

回歸,有什麼意涵?去殖民地化在香港有什麼意義?曾聽過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

最近政制改革諮詢,社會都在看泛民主派如何回應、「五區總辭」是否落實、政制發展能否彰顯民主等。然而,心照不宣的是,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不論速度抑或深度,香港人都不在掌握話語權。英殖時代固然如此,英國在香港實行統治,政制根本不是香港人能參與的;但回歸以後,情況亦沒有多大改變:親建制人士一再說明,香港的政制發展最後始終掌控在中央手裏。從這個意義看來,回歸與否,分別不大。

有人說,香港回歸不過12年,還未是時候實行普選。也有人說,由「八八直選」起計,香港人爭取民主也起碼二十年了。更有人說,就是西方,民主發展也是百年之大業。香港得到中國政府首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在時間上已是很快了,再說要爭取2012年雙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如在當權者既定的框架下行事,以期盡快得到普選,豈不更好?

這樣的論述似乎很正確,但這卻是一種某種程度的殖民心態。過去我們受殖民者統治,無可奈何;但假如現在我們相信的「港人治港」,是我們在當家作主之時,為何仍要我們受著當權者的擺佈、受著國家機器的控制呢?更甚者,是大部分人仍甘之如飴,認為無可厚非。

尤記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這句話出在殖民者的口中,大家不會覺得出奇,但當這句說話出自所謂「祖國」的領導人之口,我等蟻民,還可如何?然而大家別忘了,國家有多少權,理應是人民授予的吧?怎麼一句倒轉了說的話,我們竟也接受了?

王慧麟的《閱讀殖民地II》,既論香港、亦兼論國際,引發大家對於香港管治現狀、以及未來的省思。一如作者在序言所言:「對香港的管治不感樂觀」,以其法律的專業背景、曾在政圈的經驗(包括曾任政務官)、及學者的眼光,我們當可細緻反思,「殖民」兩字在香港有何現實意義。

政制諮詢三個月,這一步能向民主走多遠,我也不感樂觀。

 

閱讀殖民地

王慧麟(2007),《閱讀殖民地II》,香港,上書局

(原文刊於明報讀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