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

黃均瑜枉稱人師

為了替獨裁者護航,究竟可以怎樣埋沒良心?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作了最佳示範。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退休校長,教聯會是工聯會的屬會,政治取態親建制、親北京自是當然,事實上,黃均瑜一直以來的言論都是這樣,本來就不足為奇。而身為「反佔中大聯盟」的一員,黃均瑜在政治上的取態與「大聯盟」站在同一陣線,也就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大聯盟」要把學校、學生置於「文革式」的鬥爭之下的時候,身為教師,黃均瑜不但沒有阻止,還加入抹黑,這就沒可能接受了。

黃均瑜在媒體發言,把學生罷課的呼籲,胡亂砌詞說成是黑社會,就是顛倒是非,實非教師所為。他說:「最先可能係打吓波,之後係食吓嘢,跟住就去偷吓嘢,冇事嘅,偷嘢捉唔到嘅,拉你唔到嘅,一步一步來,你問任何一個老師,任何一個社工,接觸過都知。」他還稱自己在教育界「經驗豐富」,以這樣的「經驗」來類比,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判斷是比喻不倫。

同學面對強權,爭取公義,為的是更好的社會,罷課是他們能夠表達的方式之一。學校可以不同意,甚至可以利用校規來「懲罰」他們,但這絕不等如他們就是犯錯。身為教師,假如連這一點認知都沒有,只能說這樣的教師水平甚低,其實是不應踏入課室的。而黃均瑜在「大聯盟」的記者會上說:「學校係無罷課呢樣嘢,喺中學來講,只有曠課」,正是低水平的明證。

教師的其中一個天職,就是保護學生,但「大聯盟」設立熱線電話、傳真、電郵來供社會「舉報」學生,並且恐嚇會公開他們的校名、以至個人資料,製造白色恐怖、寒蟬效應,全都是傷害學生、傷害教育界之舉。黃均瑜身為教聯會會長,不但未有制止,更為「大聯盟」的行動說項,為獨裁者壓迫人民添柴添火。

大家儘管可以不同意學生「佔中」,事實上「和平佔中」運動亦不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與「佔中」,但這不等於連學生在校內表達意見也要遭受無理的打壓。曾為校長,如果也沒有這樣的認識,由是觀之,黃均瑜枉稱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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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怎樣才算「多元化」?

自然中學暑期班

攝於自然中學暑期班結業禮

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上說教育要「多元化」,因為多元化的教育才有機會讓擁有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成功。我們的政府也常常就鼓勵多元的辦學模式,但是究竟怎樣才是教育的「多元化」卻甚少有深入的討論。

就看看我們身處的香港。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適齡兒童由入學到完成學業,政府都管得非常細微。高度中央化的課程、評量、升學階梯、學生分流,基本上所有環節都有政府的身影。全香港絕大部分的學生,所學的是同一樣的課程、所考的是同一樣的考試。在政府的主導下,學校的分類其實非常單一:只有按學生所謂學業成績來排等第,出現有所謂Band 1、2、3的學校。位於不同Band的學校,校情固然不同,但不爭的事實是所有學校學的東西,基本上還是那套由政府中央製訂的課程,所有學生幾乎是沒有選擇的在同一套課程內打滾,而所有學校也幾乎無可選擇地採取大同小異的模式來辦學。

教育官員會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元化,既有政府官辦的學校、亦有政府資助的公營學校、也有直資學校、也有私立學校。當我們細心留意,這裡說的只是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財政來源,並非在辦學、課程等有不同的地方。官校的辦學以至管理架構,與公營、直資學校可以幾乎一樣,更別論是辦學的模式了。

當我幾年前有機會認識自然學校的朋友,才發現多元辦學是有可能的。在自校裡,同學的個性得到尊重,學與教不再是千篇一律,老師也可發揮自己的專長,不拘一格的實踐教學理念。同學學到的不單是知識,還學習生活、學習欣賞、學習自律。因此走進自校,不會有一般學校的壓迫感,同學學習也可以從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出發,老師更多時是促導者,從旁引導,讓同學自己找尋學習的意義。

有一次我參加自校的畢業禮,在校園閒逛,偶然看到同學的文字作品,身為中文老師,看到小四同學的文章,竟比我當時任教的中四同學水平還要高,我想必然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中文課程缺了些什麼,才令高中生的文章水平不及自校的小四同學。又有一次到自校參加分享,還未放學的同學,開心的在校園玩耍,看到我這個陌生人,他非但沒有害羞,還主動走過來問我是誰、來學校做什麼。這令我反思,傳統學校教育,是不是也缺少了什麼?

過去幾年,自校小學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為香港的教育添了亮麗的一筆。現在來到籌辦中學,前面要面對的問題與困難更大。但我樂觀其成,可讓我們的年青人在傳統學校教育之外,有不同的學習選擇,令香港教育有真正的多元化,也希望決策者能以新思維,支持自校。

 

本文亦刊於自然中學網誌

《施政匯報》教育政績掩耳盜鈴

去年6月25日,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匯報》(下稱《匯報》),當時我在本報撰文(《獻醜不如藏拙 評梁振英六大教育「政績」》,刊2013年7月3日),勸其「獻醜不如藏拙」。一年過去,政府的教育工作究竟有何寸進?今年竟又再發表第二份《匯報》(6月24日),羅列所謂教育「政績」。今年的《匯報》以「培育下一代」為題,列出過去一年政府在教育上的「成果」,絕大部分都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本身甚至不是政策的使然。《匯報》可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掩耳盜鈴,文過飾非」。

專上教育方面

《匯報》的首段:「2013-14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38%」。表面看,好像有所增加承擔,但這種數字遊戲又騙得了誰?教育局網頁資料表明:「現時透過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提供約146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往我們常說高中學生(即中學會考程度)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在18%左右,在學額不變的情況下,升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比例高了,原因顯然只是適齡學生的人數下降,並非政府的實質承擔增加。教育界一直向政府爭取增加大學學額均不得要領,如今卻這樣玩弄數字,變成所謂「施政成果」,相信就只有梁振英政府做得出來。

這還不止,《匯報》又指出政府於2014年1月宣布「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的確,這1000個額外資助學位是由本屆政府增加的,值得肯定,但政策本身卻是由上一屆政府於2010年確立的。相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位畢業生,1000個額外學位只是杯水車薪。只提出增加1000學位,而不提這是上屆政府的政策延續,不過是把別人的功勞挪為己用而已。

至於其他的「獎學金計劃」、「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新計劃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至「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措施,顯示的,只是政府對專上教育仍然認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去思考專上教育的定位,一而再只把教育看成職業培訓,絕口不提鼓勵人文思維、全人教育等理念,這又是什麼「成果」?

中學教育方面

《匯報》更是無視中學教育生態面臨的大變。去年的《匯報》,政府煞有介事地說要穩定中學教育界生態,提出矮化教師的「三保」政策,其結果是沒有多大效果,中學仍要面對縮班困擾、教師入職困難、職位前景不明等狀況;大量合約教席正在動搖教育界的穩定,這不是教師要職位穩定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學界正面臨斷層,學校開始無法建立穩定的團隊。教育工作與其他界別不一樣,它極需穩定的教師團隊照顧學生,尤其是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師團隊不穩定,將難以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果,過去一年,政府仍舊對中學界的主要訴求充耳不聞,只《匯報》加強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等雞肋式措施。至於把檢討新高中課程這項本來在改制之初早已決定會做的工作也視為「成果」,以梁振英的思維,我們自是不感意外了。

小學教育方面

今年北區小一派位亂局依然,家長仍舊怨聲載道,政府則視新的「分流」機制為功績;免費幼教在成立委員會後仍無具體結果,便以學券稍為加強而作為「成果」;今年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更沒有任何內容。至於資助學校提升網絡設備,在現今這個世代,只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責,如何談得上是功績?面對這樣的「成果」,教育界只可被動接受而已。這裏無意否定政府的工作,但修修補補的措施,有大書特書的價值嗎?

梁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思維,有一點大家要細心留意,就是他們正大量推動香港學生回大陸交流,甚至就學,但對支持學生認識世界的力度則相對不足。與回大陸交流有關的撥款近4000萬,但支持學生到外國交流的撥款則不足300萬,究竟政府希望我們的學生有國際視野,抑或只希望他們認識所謂「國情」?在推倒國教科之後,大增這類回大陸的交流,是否為國教另闢蹊徑,值得留意。

連續兩年的《匯報》,一再顯出由吳克儉、楊潤雄這兩位教育外行人領導教育政策之弊,身為人力資源專家的吳克儉及政務官出身的楊潤雄,政策取態明顯只以教育作為職業培訓的主軸,並以「資源分配」作為所謂承擔的主要思維,這兩種取態本來沒有問題,都是教育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但是欠缺宏觀視野、欠缺對教育理念了解的話,這兩種取態注定造成教育政策的缺失,而這兩年的《匯報》則把這些缺失表露無遺。

無視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去思量解決,所有的所謂成果都不會得到教育界認同。與其自我感覺良好,不如切切實實,虛心向前線同工的智慧學習。把教育做好,對社會的將來只會有利無害。

(文章刊《信報》,2014年7月2日)

如此「成果」:評梁振英「施政匯報」教育部分

梁振英真的很有創意,整個班底也很自我感覺良好,推出《本屆政府上任一周年施政匯報》,為各二次創作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身為教師,當然要看看他在教育範疇有什麼「階段性成果」,嘩!不看由可,一看他羅列的六大「階段性成果」,實在看到了梁振英跟吳克儉對教育界現狀是如何脫節的。

一、「2013年4月,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為15年免費教育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梁振英在競選時,說的15年免費教育,政綱寫的是「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工作小組,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現在卻變了「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研究」二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結果可以是「推行」、也可以是「不推行」。如此模棱兩可,卻自誇是「踏出歷史性的一步」,「語言偽術」表露無遺。

二、「於北區公營小學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由於今年該區出現約1,700個跨境學童所需的額外小一學位,並研究優化2014-15學年及以後的安排,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在本地居住的學童。」

說得真好,但實情卻是政府無視問題,終在今年小一派位出現問題。北區學額不足,原區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臨急臨忙弄個「返回機制」,把學生及家長都折騰一番,然梁振英竟說政府把派位亂局說成是政績,究竟這個政府還知不知「醜」?

三、「應對未來數年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情況,由2013-14學年開始實施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這種說法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訊息,政府已仁至義盡「保」著教師的工作,但對於透過改善師資以提升教育質素卻隻字不提。把教師矮化成一群為要「保」的人,加上師訓畢業生找尋教席無期,又如何能吸引人才入行?須知道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極需要穩定的環境才可發展,教師也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安心照顧學生成長。不去檢討教師編制、穩定人手,卻以所謂「紓緩措施」來蒙混過去,還好意思認為這是「成果」?

四、「由2013-14學年開始,每年發給每所公營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將增加五成至150萬元。」

這項用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津貼,並不能長遠改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由於津貼多寡要視乎學校取錄多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定,資源不穩定,學校難以制訂長遠的發展,包括人手安排、培訓等。表面上,「增加五成」好像很慷慨,但細想一下,不過是過去津貼太少而已,別把一些本來就是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應有之義說成好像皇恩浩蕩一樣好嗎?

五、「在2013-14學年,更改支援學校的模式,向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撥款,以擴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選擇,及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融入社會;預計共約100所學校受惠。」

在本地公營學生讀書的非華語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除了語言外,還要照顧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等的差異,只是向學校提供撥款,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有課程的制訂、調適,教育界也向政府建議過為非華語生制訂「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本地課程,才是真正能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但政府就是拖著,但又同時讓這些學生進入本地學校,學習一種對他們來說相當困難的科目。這樣的不對焦,怎算是「成果」?

六、「2013年4月,分配三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由2013-14學年起逐步提供約1,700個學額。」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已是老問題,也令不少外資企業放棄來港。造成學額不足,除了是學位短缺外,不少國際學校取錄的本地生比例偏高也是問題之一,不少達官貴人也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亦早已不是新聞。而重要的是,國際學校體系與本地公營教育關係也不大,把「分配校舍」這樣的行政操作,也說成是「成果」,也可想而知,梁振英政府對教育有多重視。

教育界一早預警,不要再以外行領導內行,結果教育局正副局長都是外行人,上面六項都敢拿出來獻世,說成是「成果」,實在是丟人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