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

未能限權,焉能達義?──向馬道立首席法官請教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大律師公會的活動指出,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尋求司法協助,他說與訟雙方都能夠請到資深大律師在法庭上打官司,反映在法援制度下,香港司法系統能夠做到「以法達義」。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直到當下這一刻,香港仍然能夠維持司法獨立,法庭能夠在審理案件時超越一切考慮,並以法律及公眾利益為依歸,這是為甚麼即使面對政府的橫蠻,市民仍然信靠法庭的原因,其中又以「司法覆核」的制度最為市民信任。在眾多司法覆核的案件上,即使有些判決不為市民認同,但大家仍然相信,「根據法律」,法庭也只能如此判決,表現出對法治精神的重視。

然而,香港現在是不是就如馬官所言,是一個能做到「以法達義」的地方呢?看來這是值得商榷的。

當下社會對法治的理解,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有法可以」、「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一般來說,香港社會在前兩個層次一直都做得很好,市民的守法意識尚高,非到了必要之時,也不會以違法的手段來挑戰不公義。不論是「佔領中環」,還是「雨傘運動」,基本的理念就是要挑戰不乎公義的政府決策,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選舉的831決定,明顯就是違反法治在先,市民以公民抗命來抵抗,這不是單以「違法就不對」就可以掩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錯誤。

七十多天以來,在三大佔領區,抗爭者的和平克制是有目共睹的。反而是一些一心要破壞運動的人,包括擁有公權力的政府,一再濫用權力來對付抗爭者,甚至做出了一些明顯超越法律認許的暴力時,才是真正破壞法治精神。法律的作用,在太平的日子是用來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規範,保障了大部份人的利益不會無理受損;但在非常時期,作用遠不至此。當社會有動蕩,法律除了用作維持社會秩序之外,更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政府假借秩序之名來鎮壓反對聲音,但在過去的七十多天,我們一再看到的,是政府對反對者的聲音肆無忌憚地鎮壓,甚至已經去到無視法律本來對他們權力的制約。

「以法限權」在過去七十多天,並沒有在掌握公權力的人身上看到,他們往往只會躲在法律的背後作威作福,無視自己是問題的始作俑者。

既然「以法限權」這個層次未達,「以法達義」就無從談起。再說,法援制度本來就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之義,讓所有人都可以不論社經地位及背景,都可以得到法律服務,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將法援演繹為「以法達義」似乎是過份簡化了。

當然,我們仍然對馬官捍衛法治是有信心的,也希望法庭仍然是彰顯法治與公義的地方,是市民尋求公正的最後防線。

學好通識 還需知識

佔領運動超過一個月,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人,他們對民主政制的訴求合理,爭取的態度謙卑,身為教師,我實在為社會有這樣的一群年輕人而感到自豪。自運動開展以來,就不斷有來自建制派的人批評是新學制推行通識教育科,增加學生對社會事務的關心,成為推動佔領運動的助力。假如這樣的說法成立,我們真的要感謝通識科同工五年以來的努力,令這個科目成功造就出關心社會的新一代。

最近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通識教育科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因此要求政府把通識教育科在核心科目中剔除,「轉為選修」,以中國歷史科取而代之。是否應以中國歷史科取代通識教育科,暫且不談,但「通識教育科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此一批評,則大有商榷的餘地。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主要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期望學生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全球的教育工作者都認同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能力是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能力之一,令新一代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增強競爭力。 其中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組織提出的「3R4C」——3R:閱讀(Reading)、書寫(wRiting)、運算(aRithmetic);4C:批判性思考與解難(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合作(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意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讀者可瀏覽該組織網頁:http://www.p21.org/),更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所重視的要素之一。

本港2009年起推行的新高中學制,以中、英、數、通識四科為核心,加上不同的選修組合及應用學習,整個課程架構,在學理上可算是回應了新世代的需要;其中,在新高中推行通識教育科,可算是最大的改變。

不過,在教育學生獨立思考的時候,是不是會令「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呢?前教統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通識教育/跨課程學習)陳岡(2007)曾指出「知識不足,通識『難讀』」,因此在為通識教育科作準備的時候,學校須以整全的觀念來規劃課程。陳岡指出:「就初中課程的規劃,學校應確保這些基礎知識的教授,並提供足夠課時讓學生掌握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因為在高中階段,學生有需要運用這些學習內容來學習通識科。學校若沒有作好這方面的準備,將會令預算用作教授通識科的課時,變為補充教授初中學習階段本應掌握的知識,此舉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

由此可見,通識教育科本身並非以知識為本的學科,反之,學生在整個中學學習過程所學的學科知識,都是他們學好通識教育科的知識來源;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基本知識水平降低」一說明顯是不準確的。 葉劉淑儀更批評通識教育科「問題是缺乏內容,學生基本知識水平根本下跌了,在知識水平不足的情況下,要他們讀獨立專題研究,好多學生都會覺得吃力」。這說法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在某些學生身上,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問題的出現不單在學科本身,學生的學習能力、成長背景、學校的支援等同樣有影響。

事實上,學科本身早已要求學生掌握好基礎知識,陳岡也曾經表示,「培養通識科所需要的專題研習和思考能力固然重要,但這些能力不能在『知識真空』中建立;相反,在堅實和相關的知識情景當中培養這些能力,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通識教育科「缺乏內容」,而是要思考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上,學校和老師還有什麼可以做。把通識教育科剔出核心科目的建議,是對下一代不負責任的說法。

故此,學生要學習通識教育,需要的知識並不少,但需要的更是在掌握知識以外,如何獨立思考,洞悉世情,也許比知識的本身意義更大。

因此,社會要共同思考的,是怎樣才可把通識教育科做得更好,例如增撥通識教育科的常額教席、加強校本支援、增加教師專業培訓、加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讓教師同工可以安心繼續把學科做好,這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既然葉太及不少建制派中人聲稱通識教育科的問題不是政治的問題,那麼就請大家把問題留給專業的前線教師同工好好處理,讓他們繼續為培養下一代而努力吧。

(文章刊於《信報》,201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