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

「仇警」情緒是警隊一手造成

最近教育大學講師蔡俊威因為一個時事評論節目的內容而被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教大校長張仁良,要求就講師的評論作出「處理」。鄧炳強所持的理由是該節目內容被通訊局認為不當,有所謂「仇警」之嫌,而播出節目的香港電台因此而被「嚴重警告」云云。

通訊局的責任,是就廣播機構的節目管理作出規管,從來都不是處理「人」。但鄧炳強卻以通訊局的裁決,試圖將責任轉嫁至「人」的身上。如果他真的認為某人的言論違法,他大可以利用法律程序,合理地去追責,甚至交由法庭裁斷。他向講師的僱主施壓,要求「處理」。身為警隊之首,寧用批鬥手法迫害,也不用他口中念念有詞的「法治」,真的為整個警隊在過去一年的所作所為立下一個很好的註腳。

濫權濫暴在鏡頭下表露無遺

香港警隊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擁有亞洲一流警隊的稱譽,是因為警隊整體上都能夠公平公正執法,市民大致上都信任警察。即使經歷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曾經一度緊張的警民關係大致上都可以回復。可是在過去一年,警察的所謂執法,不單沒有做到公平公正,在電視、網絡的直播鏡頭下,濫權濫暴全都讓人看得清清楚楚。本來警隊管理層如果可以制止警察的濫權濫暴,對違規違紀甚至違法的警察作出恰當的「處理」,社會也未至於會出現如今天般大規模對警隊的不信任。然而警隊管理層一次又一次在大眾面前護短,以謊言及歪理來掩飾警察的不當行為,放任他們繼續違規違紀甚至違法,這才是令他們口中「仇警」現象出現的根本因由。

我們都不想看到社會出現暴力,但是作為管治者的政府不單沒有好好反省過去一年的混亂,始作俑者就是林鄭政權。在面對大規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聲音時,仍然一意孤行,最終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社會運動。整個政府上下不單沒有為自己的決策失敗而道歉並撥亂反正,反而利用警察在武力上的絕對優勢,鎮壓市民的反對聲音。同時政府更容忍警察在執法過程的濫權濫暴,甚至對他們侮辱示威者為「曱甴」也從無半句譴責。警方經常推說「有人犯法才需執法」,這些大家都沒異議,但是警察在所謂執法時濫用權力才是問題所在。執勤時不出示委任證、喬裝示威者、高聲侮辱市民、市民被制服後依然被拳打腳踢至嚴重受傷、到了警署拖延市民獲得法律支援……等等,警察都沒有承認責任,全都推說警察投訴課沒有收到投訴就想蒙混過關。事實上,市民沒有投訴並不是因為市民認為警察沒問題,反之是對一個「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制度已經完全失去信任。過去一年已有不少投訴,即使證據已在,也遭到投訴課無視。

一年前,「仇警」並不是社會的共識,即使警民關係曾經有一段時間的低潮,但至少都慢慢修補過來。但過去一年,警方的執法幾乎已喪失所有正當性,一而再再而三顯示出他們在服侍政權而不是服務市民,最近政府更打算濫用反恐法律,鎮壓市民權利,繼續為他們的管治失敗而轉移視線。即使社會真的存在「仇警」的現象,都是由警察自己的所謂「執法」質素一手造成,而不會由一位大學講師的一次時事評論做得到。

抵抗教育界的白色恐怖

由去年6月至今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動盪,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眼見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對警暴問題毫無反省,便走到街上發聲,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固有價值,追求民主與自由。但政府及建制派不單對政權的錯誤沒有反省,更試圖把社會的亂局歸咎教師,在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過去政府及建制派不斷高呼要把政治從教育分離開去,但政府、尤其是教育局一再以政治為由,妄評教師操守,目的是要恐嚇教師,以圖滅聲。

楊潤雄曾經指出,教師的「私人空間」也要受到規範,一旦教師被當局認為違反專業操守,可以被停職、解聘,甚至是取消教師註冊。他把所謂操守的規範無限延伸,甚至把手伸進教師的私人空間,這是明顯的不合比例。今天他可以因為教師在私人時間發表所謂「仇警」言論而受罰,他日也可以因為發表與政府看法不一的政治想法而被罰。這事實上就是對教師作出思想審查,務求教師要為政府的政治理念服務。這是非常危險而不合理的一步。在香港,教師的專業是建立在教學與學生成長的工作上,而不是為政權服務,維持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單說出教師的私人空間要受規範,楊潤雄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也曾指,當教師因為社會運動被投訴,教育局作出調查,校方、校長也必須「配合」,否則校長也可能因此獲罪,政府有權解除校長的委任。他甚至說,學校如有教師涉事,但學校、校長認為該教師「沒有問題」,他們就會判斷校長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有問題」,然後就會「處理」。換言之,教育局是在恐嚇校長,必須聽令於局方,否則他們個人也要承擔後果。這不是白色恐怖,又是甚麼?

此外,一如既往,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派總是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他們總是咬着通識不放,最近甚至要求出版商把建議學習材料上繳局方審查,目的就是要出版商按政治正確的需要編訂教材。這不單是自己推翻訂立通識教育科的目的,更是警告出版商小心編輯角度,這不也是白色恐怖嗎?

沒有人希望見到社會亂象叢生,但修訂《逃犯修例》引起的事端,由始至終都是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唯一責任者。但由去年6月至今,政府不單沒有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不斷以警察暴力、制度暴力去傷害市民,用不同的藉口去轉移視線,尋找代罪羔羊,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罪孽,可是香港人並不受這一套。眼下社會的動盪有所緩減,不是政府的策略奏效,只是大家正在沉澱再找出路。要讓社會復原,政府必須罪己,承擔責任,不能再以政治介入教育。停止對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方為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