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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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待遇改善了,大學老師呢?

政府公佈,中小學教席全面學位化的時間表,讓擁有大學學位及師訓資歷的同工獲得應有的待遇,對於吸引及挽留優秀教育人才是合理的措施,雖然遲了很多年,但總算回歸正途。

可是,在同時間大專界卻的同工卻面臨比中小學同工更嚴峻的處境。在這個學年末,大學接二連三發生教學人員不獲續約、或被逼由全職轉為兼職的事件,而且不少都是大學內資深的教師,教學表現優良。

香港的大學「重研輕教」已不是什麼秘密,教資會的政策要求大學在研究上「交數」也早有同工詳述,在大學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間大學的管理層便只好把資源都盡量調配到研究方面,以應付教資會兩年一度的「研究評審工作(RAE)」,而且在所謂「國際化」的要求下,多聘外國教授來港做研究。最近就有本地大學的校長遠赴英國,欲以優厚的聘用條件物色名牌大學的教授來港從事研究工作,以爭取提高大學排名。

然而,大學即使有能力籌款,政府也有配對基金,但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於是大學便需要縮減現有的資源來騰出空間,結果很多時就向教學人員開刀。

現時,除了教育大學以外,其餘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都沒有明確為教學人員(teaching staff)提供清晰的就業階梯。一般來說大學都以「研究人員」(research staff)為主,「教學人員」為副,而且「教學人員」大部分都沒有「終身制」(tenure)的安排,多以「合約制」聘任,合約年期可短至一年、甚或一個學期,薪酬很多時比起中小學老師的起薪點更低。在大學更普遍存在「流浪講師」,他們在同一學期要在不同的大學兼課,才能勉強獲得足夠的薪酬維持生活。

由於「研究人員」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各類的學術研究,不能兼顧太多的教學工作,於是「教學人員」便要肩負起大量的前線教學工作。我知道有大學講師一年需要任教十一個科目、涉及八個不同的課程,其工作量之沉重可想而知,但即使他的教學表現如何理想,也要隨時面臨失業的威脅。

大學的使命,除了藉學術研究創建知識以外,同樣重要的是為社會培育人才,故此研究與教學應該得到同樣的重視。要有高質素的教學,就需要優秀的大學教師,因此政府必須設法讓熱心於教學的大學教師可以安心在大學發揮所長。院校自主是重要的,但不能讓大學管理層以此作為藉口,不公平對待、甚至剝削我們的大學教師。

本屆政府的教育新資源,大部分都落在基礎教育方面,中小學教師的待遇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樣作為教育同工一員的大學教師,似乎不單未能受惠,處境更日益嚴峻。我想合理的做法是政府應分配資源給大學,專項要求大學訂立教學職系(teaching track)架構,明確晉升階梯,讓擅於教學的大學老師可以安心發展教學,與屬於研究職系(research track)的人員有更清晰的分工,真正做到教研並重。

政府坐擁龐大財政盈餘,絕對有承擔能力將教育做得更好,為下一代作裝備,面對未來的挑戰。

 

(文章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5月31日)

唔用普通話教中文,唔得咩?

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 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 年的統計資料,6 至65 歲的人士當中,有88.1%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 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 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如此「成果」:評梁振英「施政匯報」教育部分

梁振英真的很有創意,整個班底也很自我感覺良好,推出《本屆政府上任一周年施政匯報》,為各二次創作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身為教師,當然要看看他在教育範疇有什麼「階段性成果」,嘩!不看由可,一看他羅列的六大「階段性成果」,實在看到了梁振英跟吳克儉對教育界現狀是如何脫節的。

一、「2013年4月,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為15年免費教育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梁振英在競選時,說的15年免費教育,政綱寫的是「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工作小組,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現在卻變了「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研究」二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結果可以是「推行」、也可以是「不推行」。如此模棱兩可,卻自誇是「踏出歷史性的一步」,「語言偽術」表露無遺。

二、「於北區公營小學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由於今年該區出現約1,700個跨境學童所需的額外小一學位,並研究優化2014-15學年及以後的安排,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在本地居住的學童。」

說得真好,但實情卻是政府無視問題,終在今年小一派位出現問題。北區學額不足,原區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臨急臨忙弄個「返回機制」,把學生及家長都折騰一番,然梁振英竟說政府把派位亂局說成是政績,究竟這個政府還知不知「醜」?

三、「應對未來數年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情況,由2013-14學年開始實施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這種說法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訊息,政府已仁至義盡「保」著教師的工作,但對於透過改善師資以提升教育質素卻隻字不提。把教師矮化成一群為要「保」的人,加上師訓畢業生找尋教席無期,又如何能吸引人才入行?須知道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極需要穩定的環境才可發展,教師也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安心照顧學生成長。不去檢討教師編制、穩定人手,卻以所謂「紓緩措施」來蒙混過去,還好意思認為這是「成果」?

四、「由2013-14學年開始,每年發給每所公營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將增加五成至150萬元。」

這項用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津貼,並不能長遠改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由於津貼多寡要視乎學校取錄多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定,資源不穩定,學校難以制訂長遠的發展,包括人手安排、培訓等。表面上,「增加五成」好像很慷慨,但細想一下,不過是過去津貼太少而已,別把一些本來就是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應有之義說成好像皇恩浩蕩一樣好嗎?

五、「在2013-14學年,更改支援學校的模式,向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撥款,以擴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選擇,及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融入社會;預計共約100所學校受惠。」

在本地公營學生讀書的非華語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除了語言外,還要照顧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等的差異,只是向學校提供撥款,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有課程的制訂、調適,教育界也向政府建議過為非華語生制訂「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本地課程,才是真正能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但政府就是拖著,但又同時讓這些學生進入本地學校,學習一種對他們來說相當困難的科目。這樣的不對焦,怎算是「成果」?

六、「2013年4月,分配三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由2013-14學年起逐步提供約1,700個學額。」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已是老問題,也令不少外資企業放棄來港。造成學額不足,除了是學位短缺外,不少國際學校取錄的本地生比例偏高也是問題之一,不少達官貴人也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亦早已不是新聞。而重要的是,國際學校體系與本地公營教育關係也不大,把「分配校舍」這樣的行政操作,也說成是「成果」,也可想而知,梁振英政府對教育有多重視。

教育界一早預警,不要再以外行領導內行,結果教育局正副局長都是外行人,上面六項都敢拿出來獻世,說成是「成果」,實在是丟人現眼。

本地大學教育正步向死亡?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

【註】讀者可瀏覽http://junctrebellion.wordpress.com/2012/08/12/how-the-american-university-was-killed-in-five-easy-steps/

(本文獲刊於《信報》,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