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

唔用普通話教中文,唔得咩?

十多年前入行當中文科老師,大抵不會多想什麼是「母語」。我的理解是:中文書寫就是合乎語法規範的中文,口頭說的就是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廣州話、廣府話)。至於普通話,記得初入行教書,面試時曾經有校長問我怎樣看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我的答覆是:「學生有需要學普通話,但我不認同用普通話來教中文、或用來做教學語言。」我沒法估計當時校長怎樣看我這個答案,但大抵應該不太負面,因為最終我都獲得一紙聘書。然而我也在想,同樣的答案用在今天的面試,結果會否不一樣?

教育局要推普教中,已不是新聞,但他們所用的手法往往就是從貶抑廣東話開始。曾經有普通話教育電視節目把廣東話描述成惡魔的內容,要靠普通話來打敗惡魔。但同時又有中文科的教育電視說廣東話如何充滿古意、歷史如何悠久,甚至舉例說今天的廣東話用詞可以上溯《詩經》《楚辭》。同一個教育局,教學資源竟也自相矛盾,叫師生如何適應?

近日,中大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2013 年一篇備受談論的文章指「早在195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試圖把「母語」就是「普通話」畫上等號,但這是否事實呢?

「母語」竟然不能用

翻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他們是如何定義「母語」的? 2003 年,組織發表一份近500 頁、名為《Towards a Multilingual Culture of Education》的文件,當中有一整篇文章以印度的情况為例探討「母語」(mother tongue)的定義,其中有言:「今天,很多人會視母語就是『母親的語言』,但以印度而言,母親的語言及文化其實也就來自於父親,自然地『母語』的意思就是兒童首先學習的語言,如果兒童一開始便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那便可以假設他們有多於一種母語。」同年另一份名為《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的文件則更清楚說明「母語」的意義包含多個元素:「是所有人首先學習的語言;能透過該種語言確立身分;一種用者最熟悉及最常用的語言。」至2008 年,再有一份名為《Mother Tongue Matters: Local Language as a Key to Effective Learning》的文件也將「母語」定義為:「兒童的第一語言,也就是兒童在家中透過長輩學習到的語言。」

由以上定義可見,宋欣橋的文章是引喻失義的,至少所謂「民族語」(national language)的引述是不準確的。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母語」的定義,那香港居民的母語又應如何理解?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 年的統計資料,6 至65 歲的人士當中,有88.1% 的人以「廣州話」為母語;3.9% 以「普通話」為母語;3.7% 以「其他中國方言」為母語,餘下的則包括英語(1.4%)、其他歐洲語言(0.3%)、菲律賓語(0.3%)、印尼語(0.3%)、其他亞洲語言(1.9%)等。這些數字顯示的是「廣州話」在香港而言是最普遍使用的語言,該無異議。而宋欣橋試圖把「母語」等同於「普通話」,至少在香港是不適用的。

當然,教育局為了推廣普通話,以至推廣普教中,不由分說將所有對普通話、普教中持正面態度的言論都納入為「參考資料」,又的確是可以預期。其實不單是今次備受談論的宋文,在整本《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裏,也是一面倒為普通話、普教中說盡好話的,例如有老師撰文說「在我校試行了幾年的普教中後,不少非中文科教師都覺得學生的普通話『好厲害』,或者這麼說吧,普通話在我校『普及』了,這該是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話說回來,今天大家都「捍衛」廣東話,但返回教育的現場,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論是家長、同學,以至教育同工,想想當年政府強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以中文╱廣東話教學)時,大家又是怎樣反應的?呼天搶地有之,深深不忿有之,總之就是想保留「英文中學」的地位。今天去問小六家長是不是希望子女能入讀「英中」?相信十之八九都是當然希望。而現時即使在大學的校園裏,就算是老師,也不一定可以自己最擅長的語言來教學,在全班也是本地生的情况下,「母語」也都不用╱不能用了。

心理折射

因此,與其說大家都在「捍衛廣東話」,不如說實際上是一種「反共」的心理折射,怕的是某種文化缺口被打開以後,將來更難以抵禦來自大陸的各種衝擊,包括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至是生活上的。就像電影《十年.方言》內說的一樣,擔憂有一天,在公共場域裏說廣東話會被歧視,甚至於影響生計。因此說到底,要「捍衛廣東話」就是一種對現政權的不信任而來的抗拒,當然看來那政權也沒有打算認真思考香港人的憂慮,或就如林鄭月娥般認為是「無聊」的。

同樣的「不信任」,也在通識教育科呈現出來。除了中文科,我也曾任教通識科。通識科其實不是新高中才有,會考年代有綜合人文及科學與科技兩科;高考則有通識教育科,只是這些科目都是選修,直到新高中通識才成為了核心科目,學生需要必修必考。

有人說,通識科一直都有爭議,一時又說這科太政治化,一時又說這科只教學生批判,不教學生知識,教聯會黃均瑜更說「中學生不應有太多批判工具」云云。因此近日有傳要把通識科的考評制度更改,由按水平參照評級,變成只有及格及不及格,或加一級優異,又或將通識的核心科目地位改為選修,甚至只修不考。傳聞一出,擔憂便來。

一直以來,建制派的政客都對通識科持負面態度,要除之而後快。大抵他們就是認為通識科令中學生懂得「挑戰權威」,不利管治(其實是不利愚民),是「教壞細路」的。但在同一時間,在這科的同工多年努力之下,年輕人卻認同這科能教懂他們多角度思考、懂得建構自己對事物的看法,讓他們敢於懷疑眼前物事,正正做到了通識科的課程目標。

批評通識科政治化的人,大多數都是混政治飯吃的,他們的批評既非教育、又政治化,但又念念有詞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本身就充斥自我矛盾,亦無視老師在學校裏如何努力讓學生透過這科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建構知識、建構思考。總之他們把一切教育問題,都看成是通識科的問題,恍似在說,只有通識科一死,教育便有救了。

也談通識

但世事往往沒有如果,在當日決定要把通識科納入成為核心科目時,大抵當局沒有預到在今時今日,通識科反而成為了教育制度重要的一環,補了學科教育的不足。近年網絡發展飛快,新的一代被稱為「數碼原住民」,面對數量龐大、同時真假難辨的網上資訊,年輕人要在大量的資訊當中保持清醒,就必須讓他們有批判思維,懂得分辨真偽。我們的教育制度裏,學科大多是知識傳授,思維教育不多,通識教育也正能彌補不足,開了一扇門,讓學生可以有機會學習如何處理資訊,減低受假資訊、「農場文」的影響。

因此與其說通識科有問題,不如說有問題的是整個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來,政策、理念、教學法不斷推陳出新,但偏偏以紙筆考試作為篩選手段卻仍然不動如山,文憑試如是、TSA 如是,我視之為「科舉基因」作祟。君不見不論是新學制前後,每到放榜時,媒體都喜歡「找狀元」嗎?將考試、將成績作為衡量年輕人能力的標準,教改前後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還在用上世紀的方法去評估年輕人,是脫離時代的。香港的大學入學,還在用「聯招」方法,就如程介明教授說,是「懶惰」的。我也不明白,為何大學收生,責任就好像落在中學老師身上,而他們就按所謂公開試成績,以幾乎單一的準則去取錄學生?大學院系收生,是要收最合適的學生?還是只要收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究竟我們要一個能讓學生發揮多元才能的制度?還是仍在弄出一群考試機器?

世道反智,教育同工要對抗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壓力,實在不容易。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2018年5月9日)

廣告

香港須全面改革教師聘任制度嗎?

未命名 3.001

最近教育界發生了兩件涉及教師與學生的死亡事件,分別是有多年浮沉於合約制的教師陳老師,不堪於有志難伸而自殺;以及小學女生在校墮樓身亡,死因庭研訊後,裁判官嚴辭狠批涉事的教師,未有把學生的福祉放在心上,而且在庭上謊話連篇,毫不專業。

兩件事都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意見紛紜,但都有帶出現時香港教師的聘任制度問題。

香港的公營學校主要有幾類:官立、資助、直資。

官立學校由政府營辦,教師大部分由政府以公務員條款聘任,可享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升遷機會;資助學校則是由政府出資,透過「辦學團體」來營辦學校,政府則透過教育局以〈資助則例〉來監察學校運作,以及進行質素保證,確保學校的運作在政府的規範之下,這種辦學模式,全世界絕無僅有。任職於資助學校的教師,聘任及升遷的權力在辦學團體及校方,但他們同樣能享有與官立學校教師同等的薪酬,即按政府訂定的薪級表支薪;直資學校則以政府透過學生平均單位成本,對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學校可以在聘任、課程、營運等方面的自由度,毋須接受〈資助則例〉的規範。

在上述各種公營學校類別當中,官立、直資學校只佔少數,大多數均屬於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工作的老師佔了香港教師人口的大多數。由於官立學校教師依循公務員制度,而直資學校的本質是私立學校,因此都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自殺過世的陳老師,多年來都以「合約教師」的身份,在不同的學校擔任教職,進不了「編制」、亦即所謂「常額」教席。有很多人不明白,「合約教師」跟「常額教師」不就都是教師嗎?有什麼分別呢?

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固定的,一般而言是政府按照學校的班數,來編配教師人手給學校,再由學校公開招聘合適的教師到校工作。以一間24班的中學為例,人手編制如下:

初中:一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
高中:一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換言之,該校在「編制內」的教師人數是44.4人,而按照政府政策,當中6.66人屬於「文憑職級」;37.74人屬於「學位職級」。這兩個職級的入職起薪點、頂薪點、升遷機會都不同。

除了「編制內」的教師,也有為數不少的「編制外」教師,通常是透過政府給予學校各種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聘用,以紓緩教師的工作量,自殺的陳老師,就是「編制外」的合約教師,他們通常都只獲一年聘約,續約與否要視乎相關的政府現金津貼會否繼續發放。此外,由於很多此類津貼往往不足以按照教師薪級表聘用合約教師,故此「合約教師」獲得的薪酬往往與擁用同等資歷編制教師為低。這些津貼的運用,學校擁有自主權,有些校長為免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便會巧立名目,以如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在法例規範下的職銜來聘用教師。

需要說明的是,這44.4位教師,已經包括了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他們一般在教學上的工作較少(校長更大部份不用上課),以騰出空間來處理學校行政與管理的職務,因此教師的職級越低,上課的節數就會越多。

因此,即使有同等、甚或更高資歷的教師,只要不能進入編制,便會隨時面對失業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未必與教師的教學表現相關,而是制度使然。更由於近年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的班級數目下降,編制教師的數目亦會按照比例減少。政府早幾年提出的「三保」措施,暫保編制內的教席數目不變,但同時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去的教席空缺卻不得重新聘用教師,故此,新入職的教師,「常額」職位競爭就越來越大,這也是政策使然。但別忘記,既然政府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容許學校聘請「編制外」教師,也即是承認了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只是政府不願長遠承擔而已。

社會有批評說,各行各業當中,「合約制」也是常規,為什麼偏要保障教師的「飯碗」呢?這便要由教育工作的本質談起。

教育工作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是要「服務」的對象是人,而且是在成長中關鍵時期的人。很多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越了解,學生的表現會越進步,而這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假如學校經常更換教師,對學生的成長也是不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師工作需要一定的穩定,才可以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帶領他們成長。故此,「常額」制度要保障的,不只是教師的「飯碗」,也是學生的成長。

大家不妨想想,讀書時期,你學習過的課程內容,還剩多少?還是曾經對你成長有所啟發的老師,記憶比較深刻?很多時,對你影響較深的老師,他們很可能跟你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嗎?這就是教師能長時間待在崗位上的重要。

當然,我也同意,需要有一定的機制來確保教師的水平,而這機制現在是沒有的。不單是前線教師,現時也沒有機制確保學校管理人員的水平。這也是為什麼女生墮樓的聆訊後,社會對該校管理人員的表現譁然的原因。

香港學校的管理人員,是透過晉升制度而來的。通常是一些在教學、培育等工作的前線教師表現優秀,便獲得校長認可,獲得了晉升的機會。晉升後便要擔任管理工作,如科主任、行政組別主管等等。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擅於教學、長於學生工作的人,未必是管理人才,但由於晉升涉及薪酬的增加,為現實考慮,很少獲推薦的人會拒絕晉升。

問題就來了,行內有句說話批評這樣的晉升制度是令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多了一個壞上司」。是的,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合適的,因為這當中涉及了許多非單純教學的能力,但在現時的制度下,卻暫無解決辦法。這也是為什麼案件聆訊中,該幾位老師被裁判官狠批之同時,有家長在網上力撐幾位涉事教師是好老師的原因。也許幾位涉事教師都是好老師,但從案件看來,肯定不是好的管理人員。

除非社會都認為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可以接受另類教育如在家教育,否則我們要深思的是整個教師聘任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改革,從而令到學校可以聘用合適的人當教師、有完善的機制革除不合適的教師、建立多元的晉升制度,可以人盡其才。舉例說,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雙軌制」,教師可以按能力及性向選擇成為教學專家、或者成為教育管理者,而兩者各司其職,令學校發展可以對學生更有裨益,也可以避免了職務上的錯配,最終影響學生學習及成長。

教育工作的性質不能與其他界別、尤其是商界比較,經常責難教育界的人也沒有深思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角色。社會要持續進步,很多行業都可以隨時代而轉化、甚至消失,但教育可以嗎?我們大可一起來改革教育,甚至以合理的方式來改變教師的聘任制度,做到任人唯才,賞罰分明,對不合格的教師毋須姑息,才是社會之福。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教育怎樣才算「多元化」?

自然中學暑期班

攝於自然中學暑期班結業禮

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上說教育要「多元化」,因為多元化的教育才有機會讓擁有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成功。我們的政府也常常就鼓勵多元的辦學模式,但是究竟怎樣才是教育的「多元化」卻甚少有深入的討論。

就看看我們身處的香港。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適齡兒童由入學到完成學業,政府都管得非常細微。高度中央化的課程、評量、升學階梯、學生分流,基本上所有環節都有政府的身影。全香港絕大部分的學生,所學的是同一樣的課程、所考的是同一樣的考試。在政府的主導下,學校的分類其實非常單一:只有按學生所謂學業成績來排等第,出現有所謂Band 1、2、3的學校。位於不同Band的學校,校情固然不同,但不爭的事實是所有學校學的東西,基本上還是那套由政府中央製訂的課程,所有學生幾乎是沒有選擇的在同一套課程內打滾,而所有學校也幾乎無可選擇地採取大同小異的模式來辦學。

教育官員會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元化,既有政府官辦的學校、亦有政府資助的公營學校、也有直資學校、也有私立學校。當我們細心留意,這裡說的只是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財政來源,並非在辦學、課程等有不同的地方。官校的辦學以至管理架構,與公營、直資學校可以幾乎一樣,更別論是辦學的模式了。

當我幾年前有機會認識自然學校的朋友,才發現多元辦學是有可能的。在自校裡,同學的個性得到尊重,學與教不再是千篇一律,老師也可發揮自己的專長,不拘一格的實踐教學理念。同學學到的不單是知識,還學習生活、學習欣賞、學習自律。因此走進自校,不會有一般學校的壓迫感,同學學習也可以從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出發,老師更多時是促導者,從旁引導,讓同學自己找尋學習的意義。

有一次我參加自校的畢業禮,在校園閒逛,偶然看到同學的文字作品,身為中文老師,看到小四同學的文章,竟比我當時任教的中四同學水平還要高,我想必然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中文課程缺了些什麼,才令高中生的文章水平不及自校的小四同學。又有一次到自校參加分享,還未放學的同學,開心的在校園玩耍,看到我這個陌生人,他非但沒有害羞,還主動走過來問我是誰、來學校做什麼。這令我反思,傳統學校教育,是不是也缺少了什麼?

過去幾年,自校小學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為香港的教育添了亮麗的一筆。現在來到籌辦中學,前面要面對的問題與困難更大。但我樂觀其成,可讓我們的年青人在傳統學校教育之外,有不同的學習選擇,令香港教育有真正的多元化,也希望決策者能以新思維,支持自校。

 

本文亦刊於自然中學網誌

《施政匯報》教育政績掩耳盜鈴

去年6月25日,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匯報》(下稱《匯報》),當時我在本報撰文(《獻醜不如藏拙 評梁振英六大教育「政績」》,刊2013年7月3日),勸其「獻醜不如藏拙」。一年過去,政府的教育工作究竟有何寸進?今年竟又再發表第二份《匯報》(6月24日),羅列所謂教育「政績」。今年的《匯報》以「培育下一代」為題,列出過去一年政府在教育上的「成果」,絕大部分都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本身甚至不是政策的使然。《匯報》可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掩耳盜鈴,文過飾非」。

專上教育方面

《匯報》的首段:「2013-14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38%」。表面看,好像有所增加承擔,但這種數字遊戲又騙得了誰?教育局網頁資料表明:「現時透過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提供約146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往我們常說高中學生(即中學會考程度)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在18%左右,在學額不變的情況下,升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比例高了,原因顯然只是適齡學生的人數下降,並非政府的實質承擔增加。教育界一直向政府爭取增加大學學額均不得要領,如今卻這樣玩弄數字,變成所謂「施政成果」,相信就只有梁振英政府做得出來。

這還不止,《匯報》又指出政府於2014年1月宣布「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的確,這1000個額外資助學位是由本屆政府增加的,值得肯定,但政策本身卻是由上一屆政府於2010年確立的。相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位畢業生,1000個額外學位只是杯水車薪。只提出增加1000學位,而不提這是上屆政府的政策延續,不過是把別人的功勞挪為己用而已。

至於其他的「獎學金計劃」、「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新計劃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至「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措施,顯示的,只是政府對專上教育仍然認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去思考專上教育的定位,一而再只把教育看成職業培訓,絕口不提鼓勵人文思維、全人教育等理念,這又是什麼「成果」?

中學教育方面

《匯報》更是無視中學教育生態面臨的大變。去年的《匯報》,政府煞有介事地說要穩定中學教育界生態,提出矮化教師的「三保」政策,其結果是沒有多大效果,中學仍要面對縮班困擾、教師入職困難、職位前景不明等狀況;大量合約教席正在動搖教育界的穩定,這不是教師要職位穩定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學界正面臨斷層,學校開始無法建立穩定的團隊。教育工作與其他界別不一樣,它極需穩定的教師團隊照顧學生,尤其是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師團隊不穩定,將難以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果,過去一年,政府仍舊對中學界的主要訴求充耳不聞,只《匯報》加強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等雞肋式措施。至於把檢討新高中課程這項本來在改制之初早已決定會做的工作也視為「成果」,以梁振英的思維,我們自是不感意外了。

小學教育方面

今年北區小一派位亂局依然,家長仍舊怨聲載道,政府則視新的「分流」機制為功績;免費幼教在成立委員會後仍無具體結果,便以學券稍為加強而作為「成果」;今年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更沒有任何內容。至於資助學校提升網絡設備,在現今這個世代,只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責,如何談得上是功績?面對這樣的「成果」,教育界只可被動接受而已。這裏無意否定政府的工作,但修修補補的措施,有大書特書的價值嗎?

梁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思維,有一點大家要細心留意,就是他們正大量推動香港學生回大陸交流,甚至就學,但對支持學生認識世界的力度則相對不足。與回大陸交流有關的撥款近4000萬,但支持學生到外國交流的撥款則不足300萬,究竟政府希望我們的學生有國際視野,抑或只希望他們認識所謂「國情」?在推倒國教科之後,大增這類回大陸的交流,是否為國教另闢蹊徑,值得留意。

連續兩年的《匯報》,一再顯出由吳克儉、楊潤雄這兩位教育外行人領導教育政策之弊,身為人力資源專家的吳克儉及政務官出身的楊潤雄,政策取態明顯只以教育作為職業培訓的主軸,並以「資源分配」作為所謂承擔的主要思維,這兩種取態本來沒有問題,都是教育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但是欠缺宏觀視野、欠缺對教育理念了解的話,這兩種取態注定造成教育政策的缺失,而這兩年的《匯報》則把這些缺失表露無遺。

無視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去思量解決,所有的所謂成果都不會得到教育界認同。與其自我感覺良好,不如切切實實,虛心向前線同工的智慧學習。把教育做好,對社會的將來只會有利無害。

(文章刊《信報》,2014年7月2日)

如此「成果」:評梁振英「施政匯報」教育部分

梁振英真的很有創意,整個班底也很自我感覺良好,推出《本屆政府上任一周年施政匯報》,為各二次創作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身為教師,當然要看看他在教育範疇有什麼「階段性成果」,嘩!不看由可,一看他羅列的六大「階段性成果」,實在看到了梁振英跟吳克儉對教育界現狀是如何脫節的。

一、「2013年4月,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為15年免費教育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梁振英在競選時,說的15年免費教育,政綱寫的是「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工作小組,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現在卻變了「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研究」二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結果可以是「推行」、也可以是「不推行」。如此模棱兩可,卻自誇是「踏出歷史性的一步」,「語言偽術」表露無遺。

二、「於北區公營小學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由於今年該區出現約1,700個跨境學童所需的額外小一學位,並研究優化2014-15學年及以後的安排,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在本地居住的學童。」

說得真好,但實情卻是政府無視問題,終在今年小一派位出現問題。北區學額不足,原區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臨急臨忙弄個「返回機制」,把學生及家長都折騰一番,然梁振英竟說政府把派位亂局說成是政績,究竟這個政府還知不知「醜」?

三、「應對未來數年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情況,由2013-14學年開始實施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這種說法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訊息,政府已仁至義盡「保」著教師的工作,但對於透過改善師資以提升教育質素卻隻字不提。把教師矮化成一群為要「保」的人,加上師訓畢業生找尋教席無期,又如何能吸引人才入行?須知道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極需要穩定的環境才可發展,教師也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安心照顧學生成長。不去檢討教師編制、穩定人手,卻以所謂「紓緩措施」來蒙混過去,還好意思認為這是「成果」?

四、「由2013-14學年開始,每年發給每所公營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將增加五成至150萬元。」

這項用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津貼,並不能長遠改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由於津貼多寡要視乎學校取錄多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定,資源不穩定,學校難以制訂長遠的發展,包括人手安排、培訓等。表面上,「增加五成」好像很慷慨,但細想一下,不過是過去津貼太少而已,別把一些本來就是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應有之義說成好像皇恩浩蕩一樣好嗎?

五、「在2013-14學年,更改支援學校的模式,向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撥款,以擴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選擇,及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融入社會;預計共約100所學校受惠。」

在本地公營學生讀書的非華語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除了語言外,還要照顧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等的差異,只是向學校提供撥款,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有課程的制訂、調適,教育界也向政府建議過為非華語生制訂「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本地課程,才是真正能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但政府就是拖著,但又同時讓這些學生進入本地學校,學習一種對他們來說相當困難的科目。這樣的不對焦,怎算是「成果」?

六、「2013年4月,分配三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由2013-14學年起逐步提供約1,700個學額。」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已是老問題,也令不少外資企業放棄來港。造成學額不足,除了是學位短缺外,不少國際學校取錄的本地生比例偏高也是問題之一,不少達官貴人也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亦早已不是新聞。而重要的是,國際學校體系與本地公營教育關係也不大,把「分配校舍」這樣的行政操作,也說成是「成果」,也可想而知,梁振英政府對教育有多重視。

教育界一早預警,不要再以外行領導內行,結果教育局正副局長都是外行人,上面六項都敢拿出來獻世,說成是「成果」,實在是丟人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