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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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增加」常額教席未解的疑問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說:

191.       新學制高中階段的中期檢討已經完成,政府亦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計可提供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職位。我們會在未來兩個學年檢討學校的推行情況。

當中指出預料會「增加」約1000個學位教師的職位,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約10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要了解為什麼說政府沒有「增加」承擔,就必須了解學校的人手編制是如何的。根據《資助則例》,一般津貼中學的人手是按班級數量而定的,現時中一至中三班級,每開一班,就會分配有1.7位老師;中四至中六級,就會分配2位老師,以一間有24班的學校來說,就會有44.4位老師,連同包括因應母語教學政策下的額外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下聘用的外籍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等的教師(已包括校長),全校教師數目約為50人。但50人的教師編制明顯不足夠學校處理日常工作,因此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的各項現金津貼,聘用合約教師、教學助理來協助學校的工作,其中「生涯規劃津貼」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也是這類。

現在梁振英所謂「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其實是藉扣減上述兩項津貼而來,政府並沒有「額外」的資源承擔,而且這兩個教席還有一些問題,例如這是按編制可以享用「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或是只能按「強積金」供款作退休保障?兩個職位可否如一般的編制教師般享有升遷的機會?現時兩個職位在《資助則例》沒有列出,那職位的資源是否將撥入「薪金津貼(salaries grant)」資助類別?這些問題一日未解,職位仍然不穩定。

可見,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當然,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約10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蠢事,就什麼都不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本文增訂自《「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2016年1月8日。

「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政府現打算將部分給予學校的津貼轉為常額教席,他們預料會因此「增加」約800個「編制內教師」的職位,以此紓緩合約教師的問題。

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8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8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實事,就什麼都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香港須全面改革教師聘任制度嗎?

未命名 3.001

最近教育界發生了兩件涉及教師與學生的死亡事件,分別是有多年浮沉於合約制的教師陳老師,不堪於有志難伸而自殺;以及小學女生在校墮樓身亡,死因庭研訊後,裁判官嚴辭狠批涉事的教師,未有把學生的福祉放在心上,而且在庭上謊話連篇,毫不專業。

兩件事都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意見紛紜,但都有帶出現時香港教師的聘任制度問題。

香港的公營學校主要有幾類:官立、資助、直資。

官立學校由政府營辦,教師大部分由政府以公務員條款聘任,可享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升遷機會;資助學校則是由政府出資,透過「辦學團體」來營辦學校,政府則透過教育局以〈資助則例〉來監察學校運作,以及進行質素保證,確保學校的運作在政府的規範之下,這種辦學模式,全世界絕無僅有。任職於資助學校的教師,聘任及升遷的權力在辦學團體及校方,但他們同樣能享有與官立學校教師同等的薪酬,即按政府訂定的薪級表支薪;直資學校則以政府透過學生平均單位成本,對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學校可以在聘任、課程、營運等方面的自由度,毋須接受〈資助則例〉的規範。

在上述各種公營學校類別當中,官立、直資學校只佔少數,大多數均屬於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工作的老師佔了香港教師人口的大多數。由於官立學校教師依循公務員制度,而直資學校的本質是私立學校,因此都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自殺過世的陳老師,多年來都以「合約教師」的身份,在不同的學校擔任教職,進不了「編制」、亦即所謂「常額」教席。有很多人不明白,「合約教師」跟「常額教師」不就都是教師嗎?有什麼分別呢?

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固定的,一般而言是政府按照學校的班數,來編配教師人手給學校,再由學校公開招聘合適的教師到校工作。以一間24班的中學為例,人手編制如下:

初中:一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
高中:一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換言之,該校在「編制內」的教師人數是44.4人,而按照政府政策,當中6.66人屬於「文憑職級」;37.74人屬於「學位職級」。這兩個職級的入職起薪點、頂薪點、升遷機會都不同。

除了「編制內」的教師,也有為數不少的「編制外」教師,通常是透過政府給予學校各種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聘用,以紓緩教師的工作量,自殺的陳老師,就是「編制外」的合約教師,他們通常都只獲一年聘約,續約與否要視乎相關的政府現金津貼會否繼續發放。此外,由於很多此類津貼往往不足以按照教師薪級表聘用合約教師,故此「合約教師」獲得的薪酬往往與擁用同等資歷編制教師為低。這些津貼的運用,學校擁有自主權,有些校長為免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便會巧立名目,以如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在法例規範下的職銜來聘用教師。

需要說明的是,這44.4位教師,已經包括了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他們一般在教學上的工作較少(校長更大部份不用上課),以騰出空間來處理學校行政與管理的職務,因此教師的職級越低,上課的節數就會越多。

因此,即使有同等、甚或更高資歷的教師,只要不能進入編制,便會隨時面對失業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未必與教師的教學表現相關,而是制度使然。更由於近年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的班級數目下降,編制教師的數目亦會按照比例減少。政府早幾年提出的「三保」措施,暫保編制內的教席數目不變,但同時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去的教席空缺卻不得重新聘用教師,故此,新入職的教師,「常額」職位競爭就越來越大,這也是政策使然。但別忘記,既然政府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容許學校聘請「編制外」教師,也即是承認了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只是政府不願長遠承擔而已。

社會有批評說,各行各業當中,「合約制」也是常規,為什麼偏要保障教師的「飯碗」呢?這便要由教育工作的本質談起。

教育工作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是要「服務」的對象是人,而且是在成長中關鍵時期的人。很多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越了解,學生的表現會越進步,而這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假如學校經常更換教師,對學生的成長也是不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師工作需要一定的穩定,才可以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帶領他們成長。故此,「常額」制度要保障的,不只是教師的「飯碗」,也是學生的成長。

大家不妨想想,讀書時期,你學習過的課程內容,還剩多少?還是曾經對你成長有所啟發的老師,記憶比較深刻?很多時,對你影響較深的老師,他們很可能跟你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嗎?這就是教師能長時間待在崗位上的重要。

當然,我也同意,需要有一定的機制來確保教師的水平,而這機制現在是沒有的。不單是前線教師,現時也沒有機制確保學校管理人員的水平。這也是為什麼女生墮樓的聆訊後,社會對該校管理人員的表現譁然的原因。

香港學校的管理人員,是透過晉升制度而來的。通常是一些在教學、培育等工作的前線教師表現優秀,便獲得校長認可,獲得了晉升的機會。晉升後便要擔任管理工作,如科主任、行政組別主管等等。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擅於教學、長於學生工作的人,未必是管理人才,但由於晉升涉及薪酬的增加,為現實考慮,很少獲推薦的人會拒絕晉升。

問題就來了,行內有句說話批評這樣的晉升制度是令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多了一個壞上司」。是的,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合適的,因為這當中涉及了許多非單純教學的能力,但在現時的制度下,卻暫無解決辦法。這也是為什麼案件聆訊中,該幾位老師被裁判官狠批之同時,有家長在網上力撐幾位涉事教師是好老師的原因。也許幾位涉事教師都是好老師,但從案件看來,肯定不是好的管理人員。

除非社會都認為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可以接受另類教育如在家教育,否則我們要深思的是整個教師聘任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改革,從而令到學校可以聘用合適的人當教師、有完善的機制革除不合適的教師、建立多元的晉升制度,可以人盡其才。舉例說,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雙軌制」,教師可以按能力及性向選擇成為教學專家、或者成為教育管理者,而兩者各司其職,令學校發展可以對學生更有裨益,也可以避免了職務上的錯配,最終影響學生學習及成長。

教育工作的性質不能與其他界別、尤其是商界比較,經常責難教育界的人也沒有深思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角色。社會要持續進步,很多行業都可以隨時代而轉化、甚至消失,但教育可以嗎?我們大可一起來改革教育,甚至以合理的方式來改變教師的聘任制度,做到任人唯才,賞罰分明,對不合格的教師毋須姑息,才是社會之福。

從教師自殺想起

未命名

又有一位教師同工自殺。

一個人要以結束生命來逃離現世人生,背後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誰也不能否定,與他的工作沒關係。

報載那位同工,喜歡讀書、成績也好,是三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志向,教學表現也曾獲讚揚。可惜的是,入行以來卻未能成功進入編制,在教育界浮浮沉沉,近兩年更一直未能找到教席,情緒的困擾可想而知。

坊間常常有種看法,說找不到教席,可以嘗試轉行,再等待機會不遲。說這種話的人,肯定是對香港教育行業的運作沒有了解。也錯誤地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怪罪在教師身上。

教育跟社會上其他行業不一樣,本質上不是一個「搵錢」的行業。教育要照顧的,是整個社會的兒童及年青人,政府的資源投放是不能迴避的。香港政府對待教育,常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商業」運作原則,便一定可以做到「成本效益」。事實上,政府眾多政策範疇,教育是其中一個不能以「成本效益」來看的政策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個性、出身、能力都不一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會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但偏偏教育制度卻為他們劃了一條線作為基準,政府的教育政策便以這一條線來作為衡量「成本效益」的標準。這種無視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思維,放在教育上,是注定會出問題的。

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不會了解問題所在。

那位自殺的同工,就是這種扭曲政策下的犧牲者。近十年,政府大量提供現金津貼給學校「靈活運用」,但大部分校長都會用來聘請人手,協助學校推行各種計劃,一時間,學校職位名目叢生:合約教師、教學助理、計劃助理、計劃主任、副教師、導師、統籌教師……不一而足。

這些巧立名目的學校職位,不少的工作性質其實跟普通教師分別不大,但是在薪酬福利、退休保障、升遷機會等等各方面,明顯相差十萬八千里,毫無保障可言。但弔詭的是,那些職位的入職者,往往卻是經政府檢定的合格教師,更多是初畢業的年青教師。由於政府寧願給錢給學校,也不願意開編制內的教席,結果新入職的教師,只能無奈接受剝削、接受朝不保夕的威脅。

有很多人會說:各行各業也是合約制,為什麼教師要有特殊待遇?有必要說明一下,教育界的「合約制」是什麼的一回事:合約教師「制度」的問題,是在於續約與否,不一定看老師的教學表現、教學質素。但大家別忽略一點,其他行業續約與否,當與業績、表現掛勾,汰弱留強。但香港教育界,續約與否,看的是政府政策,即使老師做得好,只要進不了編制,老師還是要隨時失業。

又有人會說,身為老師,作育英才,就別太計較待遇,否則何以為學生榜樣?社會上有一群人,邏輯很奇怪,只要你為了理想,就不要太計較收入。所以你做教師,不斷為學生付出就好,不要計較;你要做藝術家,不斷去創作就好,不要計較。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有理想、願意付出的,就必然要犧牲?現在教師爭取的,並不是額外的東西,而只是本來應該有的東西。如果身為老師,面對不公與剝削也不挺身而出,我們還有何資格教導學生公義?

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教師團隊的不穩定,會一點一滴影響教育質素,這種影響不會一朝一夕立時可見,但當影響已經可被看見之時,破壞已經不能逆轉,社會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破壞尚未成形之時,政府可有勇氣,防患於未燃呢?

吳克儉的無知與可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該局網站「局中人語」發表了題為《教育撥款受阻 究竟是誰搬走了我們的「乳酪」?》一文,反駁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政府玩弄行政手段,以撤回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不是政府的問題,是因為議會內「拉布」所致。

吳克儉說,「拉布」的議員是「始作俑者」,令教育相關撥款未能審議。 他更責難葉建源,認為他「沒有在議會內盡力阻止『拉布』影響教育撥款」,是不做實事之舉,然後羅列一大批數字,證明政府的教育的重視。

本來,教育界對於吳克儉當教育局長,早已不存任何期望,但他這篇文章混淆視聽、歪論連連,社會就不可不防。

首先,關於「始作俑者」。稍為有留意新聞的人,都知道立法會內出現「拉布」是因為現屆政府在梁振英治下,正把過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文化逐點破壞,社會在梁振英上任後,出現前所未有的撕裂,但政府非但沒有措施修補社會裂痕,更採取鬥爭心態與反對者周旋。非友即敵、敵我矛盾的心態充斥著政府的管治。

「拉布」是早已事先張揚的不合作抗爭,政府掌握資源與權力,本應好好與各界談判,爭取最大公因數,但這屆政府卻是爭取「你死我亡」,既不願談判,更玩弄手段,論「始作俑者」,肯定就是政府整個問責團隊。吳克儉卻試圖把屬於政府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然後倒轉因果,反責難議員了。

近來財委會審議撥款申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打破慣例,抽起一些沒有爭議的撥款申請,目的是要讓有爭議的項目夾硬上馬(如創科局),我們要反問吳克儉,在議員無權抽走、調動財委會議程的情況下,把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抽走,誰才是「始作俑者」?

其次,吳克儉玩弄大量數字,試圖向公眾說明「政府向來十分重視教育,視之為『投資』而非開支」,但他用的仍然是那套慣技:以「錢」來衡量。由學生的資助額,到加大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吳克儉都是在說錢錢錢,彷彿有了錢的投入,就是教育的質素保證。

歪理就在這裡了。

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教育,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之義,教育質素的提高,資源的投放是必須的。但是資源並不是全都可以用「使了多少錢」來衡量,還要看是不是用得其所,還要看是不是能夠分配得宜。吳克儉不懂教育,不懂得分配教育資源幾乎是肯定的。

例如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這根本沒有改善教師編制,只是加強了現有編制內的公平程度,因為現時持有學位的小學教師,不少仍然需要擔任文憑教師職級,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只是把教師應有的東西還給他們而已。但是吳克儉沒說的,是班師比例完全沒變,教師的工作量仍是超負荷,學生並沒有因此而得益。

又例如他提到「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現時的做法只是給現金津貼,讓學校運用,並沒有全面在人手規劃上作出配合,讓學校可以有更佳的人力資源把學生的生涯規劃工作做得更好。雖然這筆津貼數目不少,但問題並非是錢給多少的問題,而是怎樣可以用的更好的問題,在這方面,吳克儉肯定是沒有概念的。

還有他提到的「籌劃免費幼稚園教育、加強支援清貧、非華語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優化課程及加強師資培訓、深化學校及學生交流計劃,以及推動商校合作」等,都是未能適當地配合教育前線,有了錢,又如何?

吳克儉試圖駁斥葉建源,責難議會拉布是抽走教育撥款議案的「始作俑者」,所顯示的,就是不懂教育的layman,走去當教育局長究竟有多可笑。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今日香港,比殖民地還不如

香港紋章解下的一刻,香港真的更好了嗎?

香港紋章解下的一刻,香港真的更好了嗎?(網上圖片)

人大一錘定音,香港民主被毀,真普選落空。

京官的咀臉有多可惡,這幾天表露無遺。由「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到「提委會是一塊愈看愈可愛的美玉」,還有「民主不是天生就有的」,這些說話顯出的是大陸根本無視香港人對於民主自由的合理要求,也顯出他們跟世界文明是如何脫節的。

北京及建制派常說,殖民地時代英國人何嘗給予香港民主?英國派來的港督也不是由民選產生,今天有機會讓香港人「走入票站」投下一票,那不是前所未有的是嗎?這是中央聖恩大赦,香港人為何就不知感恩?

關於民選港督問題,已有報導指出,根據英國已解密的文件證實,英國早在30年前,已有研究在香港民選港督或行政首長事宜,但不能成事的原因,大部分是恐怕來自大陸的反對,當時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表示「香港人怕中國承諾的高度自治會反口;而戴卓爾夫人亦說,這個都是她的懼怕,更形容中國沒有自由社會的概念」(1)。更有文件顯示,英國為保香港的自治不受干擾,「爭取在中英協議中,寫得盡量詳盡,並在附件中寫清楚」,但此舉卻引起大陸狠批。因此,不是英國政府無意給香港民主,是大陸從中作梗而已。

而今天,這樣的一個專制政權,卻以民主之神的姿態,要給香港民主,但重點卻是要一切在其控制當中。所以很多人說,這是「伊朗式」、「北韓式」的。

曾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指出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英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港督要向英國國會負責,他的權力因而受到了英國的民主制衡;而中國是一個專制政權,權力毫無制衡,而現實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在這裡橫行無忌,跋扈霸道。

英治時期的香港,殖民地政府雖然只給香港人有限的民主,但他們對香港人仍然是尊重的,也願意努力於民生的改善,香港人的生活還相當不錯。換上了五星紅旗這十七年呢?不單民主倒退,而且中共對於香港的文化與文明毫不尊重,以強權把香港踩在腳下,找來梁振英消滅香港政府重視程序公義的文官制度,把大陸式的人治引到行政機關,將「行政主導」演化為「行政霸道」。

或者這樣說,現在的香港,在中共治下,其實比殖民地還不如。

註:
(1):英解禁機密文件曾考慮民選港督,NOW新聞報導,201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