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當政府把面具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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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南昌站)

其實,從來沒想過,這個政府是這麼的不要臉。

為了要香港人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袋住先」,官員「放下身段」反佔中有之、發動輿論攻勢有之,務求要以我長官意志,推行我想要的政改,而不是市民要的政改。

以前,政府還會假意聽意見,戴著一副兼聽的面具。但今天,已再不用了,擲下面具,就讓港人看看猙獰面目而你又奈我如何?

尤有甚者,這個政府還利用可以在大眾傳媒賣政治廣告的特權,宣揚政治理念,同時對反對者的示威行動肆無忌憚扭曲再扭曲。利用影像與聲音,誤導群眾,達到政治目的。

一直以來,政府在電視播放宣傳片,多是一些政策、或者是公共服務的宣傳,不論手法如何,立場都偏向中立,沒有情緒化的語言。但在2017的政改上,政府一反過往的習慣,利用公共資源,宣揚某些人的政治理念。由「有商有量」、到「有根有據」再到「把握機會」,玩弄語言力量,一步一步給市民洗腦,要市民「袋住先」。這種轉變,是漸進的,還戴上「兼聽」的面具,直至出現「有票,你要唔要?」這個系列的廣告。

這個廣告利用了大型遊行的畫面,配以少量衝擊的畫面,營造了某些人說要爭取民主,卻用了暴力的意識,不知就裡的人,當然立即對號入座,並認為聽信政府才可「轉變」所謂「暴力」。

這是赤裸裸的扭曲與誣衊。

梁振英政府為求目的,已去到不擇手段,破壞過往政府的管治道德。不要以為這只是政府賣賣政改廣告那麼簡單,這個關口一破,以後建制派就可以透過政府宣揚政治理念,抹黑、影射反對政府的人。而同時間,反對者是無從反擊的,因為除了政府,一般人是不能在電子媒體賣政治廣告的。

政府擲去了面具,後果是血淋淋的。

要查政治獻金,就七十人一齊查

政治獻金這回事,只要光明磊落,實在是no big deal。

有媒體收到一些偷回來的資料,說黎智英歷年來共捐逾四千萬給泛民主派的政團及議員,建制派如獲至寶,一口咬定是黑金。除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調查外,最新消息是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雲生前往廉署舉報,要求對泛民的議員進行調查。

民建聯的邏輯是這樣的:民建聯一個黨一次過收幾千萬就天公地道,民主派幾個黨歷來夾埋收幾千萬就十惡不赦!

好的,既然工聯會、民建聯的人是那麼的理直氣壯,那麼,要查的話,不應只是查泛民,立法會內七十位議員都必須全部接受調查。

政治獻金,在民主社會本來就是正常不過,只要給的、收的都是光明磊落,數目清清楚楚,在有利益衝突時知所進退,知道避嫌,就一點問題也沒有。

因此,要查,一定要查!

首要查的,除了泛民,一定是民建聯,還有與工商界千絲萬縷的功能組別議員,要他們把歷來收取了的政治捐獻、以及捐獻者詳列出來,讓公眾判斷。不要只懂說泛民的不是,然後自己躲在特權的背後。

歷來,也許就只有黎會英肯捱義氣,出錢資助泛民,令泛民不至於被完全滅聲。要揭政治金主,建制的名單,應該更加可觀。

所以,我絕對支持調查,七十位立法會議員都必須一同接受調查!

《施政匯報》教育政績掩耳盜鈴

去年6月25日,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匯報》(下稱《匯報》),當時我在本報撰文(《獻醜不如藏拙 評梁振英六大教育「政績」》,刊2013年7月3日),勸其「獻醜不如藏拙」。一年過去,政府的教育工作究竟有何寸進?今年竟又再發表第二份《匯報》(6月24日),羅列所謂教育「政績」。今年的《匯報》以「培育下一代」為題,列出過去一年政府在教育上的「成果」,絕大部分都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本身甚至不是政策的使然。《匯報》可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掩耳盜鈴,文過飾非」。

專上教育方面

《匯報》的首段:「2013-14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38%」。表面看,好像有所增加承擔,但這種數字遊戲又騙得了誰?教育局網頁資料表明:「現時透過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提供約146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往我們常說高中學生(即中學會考程度)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在18%左右,在學額不變的情況下,升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比例高了,原因顯然只是適齡學生的人數下降,並非政府的實質承擔增加。教育界一直向政府爭取增加大學學額均不得要領,如今卻這樣玩弄數字,變成所謂「施政成果」,相信就只有梁振英政府做得出來。

這還不止,《匯報》又指出政府於2014年1月宣布「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的確,這1000個額外資助學位是由本屆政府增加的,值得肯定,但政策本身卻是由上一屆政府於2010年確立的。相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位畢業生,1000個額外學位只是杯水車薪。只提出增加1000學位,而不提這是上屆政府的政策延續,不過是把別人的功勞挪為己用而已。

至於其他的「獎學金計劃」、「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新計劃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至「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措施,顯示的,只是政府對專上教育仍然認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去思考專上教育的定位,一而再只把教育看成職業培訓,絕口不提鼓勵人文思維、全人教育等理念,這又是什麼「成果」?

中學教育方面

《匯報》更是無視中學教育生態面臨的大變。去年的《匯報》,政府煞有介事地說要穩定中學教育界生態,提出矮化教師的「三保」政策,其結果是沒有多大效果,中學仍要面對縮班困擾、教師入職困難、職位前景不明等狀況;大量合約教席正在動搖教育界的穩定,這不是教師要職位穩定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學界正面臨斷層,學校開始無法建立穩定的團隊。教育工作與其他界別不一樣,它極需穩定的教師團隊照顧學生,尤其是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師團隊不穩定,將難以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果,過去一年,政府仍舊對中學界的主要訴求充耳不聞,只《匯報》加強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等雞肋式措施。至於把檢討新高中課程這項本來在改制之初早已決定會做的工作也視為「成果」,以梁振英的思維,我們自是不感意外了。

小學教育方面

今年北區小一派位亂局依然,家長仍舊怨聲載道,政府則視新的「分流」機制為功績;免費幼教在成立委員會後仍無具體結果,便以學券稍為加強而作為「成果」;今年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更沒有任何內容。至於資助學校提升網絡設備,在現今這個世代,只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責,如何談得上是功績?面對這樣的「成果」,教育界只可被動接受而已。這裏無意否定政府的工作,但修修補補的措施,有大書特書的價值嗎?

梁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思維,有一點大家要細心留意,就是他們正大量推動香港學生回大陸交流,甚至就學,但對支持學生認識世界的力度則相對不足。與回大陸交流有關的撥款近4000萬,但支持學生到外國交流的撥款則不足300萬,究竟政府希望我們的學生有國際視野,抑或只希望他們認識所謂「國情」?在推倒國教科之後,大增這類回大陸的交流,是否為國教另闢蹊徑,值得留意。

連續兩年的《匯報》,一再顯出由吳克儉、楊潤雄這兩位教育外行人領導教育政策之弊,身為人力資源專家的吳克儉及政務官出身的楊潤雄,政策取態明顯只以教育作為職業培訓的主軸,並以「資源分配」作為所謂承擔的主要思維,這兩種取態本來沒有問題,都是教育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但是欠缺宏觀視野、欠缺對教育理念了解的話,這兩種取態注定造成教育政策的缺失,而這兩年的《匯報》則把這些缺失表露無遺。

無視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去思量解決,所有的所謂成果都不會得到教育界認同。與其自我感覺良好,不如切切實實,虛心向前線同工的智慧學習。把教育做好,對社會的將來只會有利無害。

(文章刊《信報》,2014年7月2日)

如此「成果」:評梁振英「施政匯報」教育部分

梁振英真的很有創意,整個班底也很自我感覺良好,推出《本屆政府上任一周年施政匯報》,為各二次創作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身為教師,當然要看看他在教育範疇有什麼「階段性成果」,嘩!不看由可,一看他羅列的六大「階段性成果」,實在看到了梁振英跟吳克儉對教育界現狀是如何脫節的。

一、「2013年4月,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為15年免費教育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梁振英在競選時,說的15年免費教育,政綱寫的是「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工作小組,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現在卻變了「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研究」二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結果可以是「推行」、也可以是「不推行」。如此模棱兩可,卻自誇是「踏出歷史性的一步」,「語言偽術」表露無遺。

二、「於北區公營小學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由於今年該區出現約1,700個跨境學童所需的額外小一學位,並研究優化2014-15學年及以後的安排,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在本地居住的學童。」

說得真好,但實情卻是政府無視問題,終在今年小一派位出現問題。北區學額不足,原區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臨急臨忙弄個「返回機制」,把學生及家長都折騰一番,然梁振英竟說政府把派位亂局說成是政績,究竟這個政府還知不知「醜」?

三、「應對未來數年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情況,由2013-14學年開始實施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這種說法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訊息,政府已仁至義盡「保」著教師的工作,但對於透過改善師資以提升教育質素卻隻字不提。把教師矮化成一群為要「保」的人,加上師訓畢業生找尋教席無期,又如何能吸引人才入行?須知道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極需要穩定的環境才可發展,教師也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安心照顧學生成長。不去檢討教師編制、穩定人手,卻以所謂「紓緩措施」來蒙混過去,還好意思認為這是「成果」?

四、「由2013-14學年開始,每年發給每所公營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將增加五成至150萬元。」

這項用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津貼,並不能長遠改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由於津貼多寡要視乎學校取錄多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定,資源不穩定,學校難以制訂長遠的發展,包括人手安排、培訓等。表面上,「增加五成」好像很慷慨,但細想一下,不過是過去津貼太少而已,別把一些本來就是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應有之義說成好像皇恩浩蕩一樣好嗎?

五、「在2013-14學年,更改支援學校的模式,向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撥款,以擴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選擇,及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融入社會;預計共約100所學校受惠。」

在本地公營學生讀書的非華語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除了語言外,還要照顧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等的差異,只是向學校提供撥款,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有課程的制訂、調適,教育界也向政府建議過為非華語生制訂「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本地課程,才是真正能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但政府就是拖著,但又同時讓這些學生進入本地學校,學習一種對他們來說相當困難的科目。這樣的不對焦,怎算是「成果」?

六、「2013年4月,分配三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由2013-14學年起逐步提供約1,700個學額。」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已是老問題,也令不少外資企業放棄來港。造成學額不足,除了是學位短缺外,不少國際學校取錄的本地生比例偏高也是問題之一,不少達官貴人也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亦早已不是新聞。而重要的是,國際學校體系與本地公營教育關係也不大,把「分配校舍」這樣的行政操作,也說成是「成果」,也可想而知,梁振英政府對教育有多重視。

教育界一早預警,不要再以外行領導內行,結果教育局正副局長都是外行人,上面六項都敢拿出來獻世,說成是「成果」,實在是丟人現眼。

在學校談政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國父孫中山有言:「政治乃眾人之事。」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話,但同時也是大家都沒有深究內涵的話。

最近有人提出,說通識科由課程到考評,太過偏重政治內容,對學生不好,因此推論要要麼把通識科廢除、要麼把通識科轉為選修云云。先不說道出這種話的人是政客,靠政治混飯吃,但其所說的,就顯出了對本港教育的無知。

究竟通識科是不是太偏重政治內容呢?早前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的文章已說得很清楚,在此不贅。大家也要留意的是,通識科佔整個高中的課程時間,只有百分之十,即使整個通識科都是政治內容,也不過佔學生在整個高中生涯的一成時間,其餘九成時間,課程內容大都與政治無關。況且,通識科的六個單元,會直接涉及到政治內容的也不到三成,比例根本就是少得可憐。

香港社會常有一種思維,說「政治都是骯髒的」,不應在學校跟學生談政治,因為這樣會「污染」青少年的心靈。因此,學校要避談政治,進而有人要求「老師要申報政治取態」。說這種話的,竟然又是靠政治混飯吃的人。

於是,學校被認定要「政治中立」,老師要「不談政治」。

事實上,香港大部分的教師,都是「不談政治」的。這種「不談」不單是課堂上的不談,就是教師在課堂以外的時間,也甚少談、至少是不多會公開談。對很多教師來說,談政治似是洪水猛獸,生怕會影響飯碗。教師的政治冷感,令學校談政治的氣氛根本就是極之淡薄。

好不容易,來了一科通識,讓學生有機會認識政治,談論政治,透過政治的議題培養獨立思考,為學校淡薄的談政治氣氛打開了一個小缺口,但這個缺口,仍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學校裡,談政治,不論在教師之間還是在學生之間仍然不是主流。如在Facebook裡,教師同工的貼文,風花說月的不少,關注政治的卻不多,更遑論會寫文章,論時政的。

但是,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會因為你不談,政治就與你無關。今天,不是就有政客把教育問題拉到政治裡去了嗎?林老師事件,本來與教育沾不上邊,結果被人有目的地放大,弄到學生也受害;通識科令中學生對社會議題更關心,有一些更坐言起行,為社會公義發聲,結果有人覺得政治利益被削弱了,便要以政治來干預教育了。政治在教育裡,根本無處不在。

在現今的學校裡,政治不是談得太多,而是談得太少,根本就需要加強;教育不單不應、亦根本不能迴避政治。讓學生多認識政治,我們才能為社會培養優秀人才。假如這個社會的人都不懂政治,就不會懂得辨別賢愚,不會懂得要為社會的未來思考。

管治者及其爪牙,要把學校與政治區隔,目的明顯是要以教育為手段,培養順民,以利統治。故此他們要用盡一切手段,抹黑教師,製造白色恐怖,要教師自我審查,迴避政治。

我們要感謝那些出來對教育說三道四的政客、所謂家長代表、及所謂教育工作者,因為他們讓我們知道,在學校多談政治是重要的,而通識科以政治的議題來培育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是正確的。同工們,從今天起,改變學校少談政治的氣氛吧!

大和解

梁振英已在溫家寶總理手上接過委任狀,由特首選舉當選人,正式成為候任特首。早在上月他當選以來,說得最多的三個字,相信是「大和解」了。不單梁振英本人常說,就連他的支持者也常將「大和解」放到嘴邊。我的一些政界朋友說,如何能「大和解」,就看梁振英在這幾個月的表現,包括如何組成政府內閣,以及他將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不支持他的人。

在特首選舉期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工商界對梁振英相當猜忌,這可以從工商界選委多支持唐英年可以證明。當然,這與唐英年的背景與出身,能令工商界這些既得利益者安心,期望唐英年的當選可以維持他們的工商利益有關。

「官商勾結」是民間常聽到的用語。最近由特首曾蔭權捲入連串利益嫌疑、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兩名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捲入涉嫌貪污的案件、以至幾年前的梁展文案,都強化了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印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指出,在殖民地年代,政府為了「有效壓抑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引Ian Scott),「專門從商界與專業階層中物色代表進入政府管理架構」以「替代民主選舉」。很明顯,以這些「代表」作為一種緩衝,與他們有限度地「分享權力」,造成了官商之間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係,所不同的是,殖民地時代是英資代表為主,97後則以華資代表為主而已。因此,不難看到,商人及專業人士常獲委任為政府各級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的管治成員,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康曉光(2002)認為「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統承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動。」

然而,自97以後的情,即使工商界很想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面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他們很難完全不理會市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注。可是在同一時間,他們又會千方百計,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官員及商家的緊密合作,導致殖民地政府部門形成了『支持商界』的文化。」本來,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發展也有益處的,但顧汝德認為在97之後卻迎來了另一種轉向:「在向特區政府榨取利益上,地產發展商比工業界更為成功。」尤其是北京在中英有關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爭持不下之時,拉攏了不少香港商家支持,導致他們在回歸後有渠道「直達天聽」,制衡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官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勾結」之形象更加鞏固,「霸權」幾乎成為了本地社會的共通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界當然支持唐英年了。可是當選的,卻是梁振英——商界開宗明義不信任的下任特首,他如何可以成功「大和解」,在讓商界安心之餘,又能維護基層及中產的利益,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別忘記,社會對他是否「狼」、是否「地下黨員」、以至他會否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否真誠推動普選,仍然抱有懷疑。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政府是如何拂逆民意的?

終於,林瑞麟升官了。

因為唐英年似乎準備參與行政長官選舉,辭去了政務司司長一職,國務院在9月30日根據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提名,委任了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接任政務司司長一職。雖然難以接受,但事實卻是如此。

早在一個月前,已有報章報道唐英年準備辭去政府官職,而林瑞麟接任之聲亦時有所聞。本來,政府人事變動份屬正常,只是政務司司長一職,地位僅次於行政長 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理應委任一位有一定民望,為社會所接受的人物擔當才是。然而今次卻一反常理,委任在一眾主要官員之中民望最低的林瑞麟接任, 足證由曾蔭權領導的政府,拂逆民意,已達極致。

這位新任的政務司司長,過往在處理本地政改事務上,慣於偏聽,而且對於政治的道德及倫理通通拋開,只務求完成政治任務,與民為敵也在所不惜。今天,他不單 不用謝罪下台,竟然再上一層,加官晉爵。在「遞補機制」一事上,先是不作諮詢,欲強行修例,剝削市民的選舉權;後來政府受壓,就重提文件作假諮詢。這樣一 個不為社會謀福的人,政府竟委任他領導整個政府!

政府運作,經常陷入一個迷思,就是所謂「論資排輩」。任用官員,不是有能者居之,而是按「輩份」排隊輪候。經驗、資歷也許重要,但這也可能成為進步的阻礙。曾蔭權由公務員出身,以舊思維來行管治,本來順位繼位應該是孫明揚,但因為他身體不好,就再順一位,由林瑞麟補上。

香港特區成立了14年,但管治者的思維仍然停留在過去,沒有與時並進。這屆政府所作所為,如信拂逆民意,順手拈來已經不少,由強行申辦亞運、胡亂派錢,已屢見不鮮,今次委任林瑞麟之舉,可謂極致。

但願明年新政府產生,可以有一番新氣象。

偷換概念,說非成是 ──回應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張志剛「以個人名義」在《明報》撰文,批評反對立法會「遞補機制」者「先入為主」。他認為,「即使過去沿用的補選制度,也出現以單席單票的補選,去替代比例代表制的地區直選結果。所以建制派議員席位出缺,都由泛民取而代之,這算不算是一個問題?」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問題並不在於由什麼黨派取代什麼黨派,而是議席出缺的數目,決定了補選多為「單席單票」。假設有選區同時有兩個議席出缺,補選時用的就會是比例代表制了。過去的補選以「單席單票」,不過是「技術問題」而已。張先生偏執地以為「補選」就必然是「單席單票」又豈不是「先入為主」?

民主選舉從來都是一場較勁,勝負分明。張先生認為,「要中肯地討論,就不應混淆新舊兩種制度,標題應用『按票順序遞補』,而不是『落敗遞補』」。

不論新舊制度,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在「大選」時,總有勝負。勝者取得議席以進入議會;敗者承擔失敗,檢討得失,以圖後計。張先生搬弄文字,混淆視聽,無視民主選舉選民應有的權利,何言「中肯」?

中學生也會明白,選舉是一次性的決定,張先生身為智庫高層,對選舉的認知卻教人失望。他說,「在有補選的情况下,才有所謂補選投票權,修例之後,就是兩者合一,投票選議員時,那一票的含義已經加大,同時賦予替補的權力」。為了替政府背書,他竟這樣來把選舉意義扭曲。立法會以比例代表制進行地區直選,制度上是選名單,不是個人。雖然在選舉策略上,也有以個人身分參選,但那實際上是「一人名單」。「落敗」名單,即不為選民所認受,以「落敗遞補」為機制就是扭曲民意,削弱民主。

中學生也明白 選舉是一次性的決定

張先生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更是偷換概念。美國總統選舉,選民都清楚知道總統候選人的副總統拍檔是誰,選民選擇的,是一個管治國家的團隊。別忘了,美國有成熟的政黨政治,總統選舉也是政黨較勁,不是單純的職位選舉。立法會選舉用名單投票的制度,選民都知道選的是一個團隊,也明白名單上排位愈高者,進入議會的機會愈大。「落敗遞補」機制如何扭曲「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學者已有豐富論述,在此不贅。

為了所謂「防止有人利用辭職補選來進行各項議題的公投」,不惜把扭曲選舉制度,本身的邏輯就已經站不住腳。選民投票表達意願,乃民主之基,任何把選民固有的權利削去的行徑,都是民主倒退。政府努力鑽營,務求剝削市民的政治權利,方便「行政主導」。

一方面,張先生叫人「踏踏實實地討論」,但另一方面卻又不斷混淆概念,說非成是,這樣的討論,又何能踏實?

(本文刊於《明報》論壇,2011年6月16日。)

反共又如何?

資深傳媒人及政治評論家劉細良獲特首委任,加入由劉兆佳領導的中央政策組任全職顧問,以劉細良的背景及能力而言,他答允加入中策組,是政府的榮幸,假定劉細良在中策組內仍然堅持把以往對政府的批評及對意見帶入組內,這對政府實有利無害。

不過,他的委任卻引來左派的不滿,曾鈺成更撰文表示劉細良「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民建聯的馬力亦指「劉心態反共,不宜加入政府」。左派的葡萄酸,盡顯無遺。

香港有不少人認為「反共」不可,因為「反共」代表了「反中」,在他們的心中,這就跟「叛國」無異,以此邏輯,「叛國者」怎可以加入建制呢?更令他們不忿的,是在委任劉細良的同時,民建聯的「年青才俊」陳克勤只獲委任加入特首辦任特別助理,負責「斟茶遞水」(月薪七萬多元),「令為他(特首)賣命的人感到心寒」。看來,馬力對陳克勤真的十分看重,起碼他認為這位年僅三十歲的黨員,其能力跟劉細良比較,應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即使任特首辦特別助理仍感不值。

我們要問的是:為甚麼不可以反共?共產黨是甚麼?

理論上,共產黨只是一個政黨,只是一個機構,不是政府任何一個部門,共產黨,只不過是在中國執政而已。可惜的是,中國沒有民主,人民縱使對共產黨的執政有所不滿,也沒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去更換政府,黨國不分,一直都是中國政治的最大缺陷。

香港行的是一國兩制,共產黨在香港根本不是甚麼,只不過是有很多很多共產黨的死硬派支持者甘於代言而已,在香港,反共又如何?事實上,共產黨在近幾十年的所作所為,對中國有多大的傷害早已不言而喻,如此的一個黨,為甚麼不能反?即使是一個政府,她做得不好,我們都可以反對她,何況只不是區區一個黨?

反共根本沒有問題,問題只不過是左派認為他們撈不到著數,分不到餅仔,只望到樹上的葡萄,吃不到、摘不到,只好望著葡萄樹大吵大嚷。

我借本文亦希望劉細良入了中策組後,可以為政府帶來多點新的思維衝擊,心戰室內再沒有多點腦震盪,恐怕政府不會有進步;萬一閣下發現自己起不了作用時,請你立即離開政府吧,我們都知道,政治是「爛蘋果」的篩選遊戲,在適當的時候,就要離開,無謂「做臭自己個『朵』」。

不可侮蔑教育專業

香港教育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在七月二十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教統局停止向學校發出指引,明令學校要優先錄用「超額教師」;另一方面,逾千教師於同日在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解決「超額教師」問題,並且要求藉著適齡入學人口下降,推行小班教學。

「超額教師」問題,是政府一手造成的,適齡入學人口下降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回歸以來,行政長官一再承諾會大力發展教育,全面改革學制,教育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不斷推出,由母語教學到語文基準,老師一直積極配合,目的都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為社會培育人才。然而,因為外在經濟環境,加上政府理財不善,導致財赤連年,教育經費面對不斷的緊縮,教育工作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教育是一門講求良心的專業,新畢業的教育學院及教育文憑的畢業生,接受了四年或是三加一年的專科教育,他們滿腹的教育理想,希望在畢業後能一展抱負,他們都知道,在現時的社會環境,競爭劇烈,要覓得教席絕不容易,但是他們都仍然甘於接受挑戰,即使獲聘,明知聘用條件苛刻,也願意接受。他們的理想,他們的情操,得到了甚麼回報呢?就是得到了教統會王䓪鳴主席的一盤冷水!她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學生不一定修讀那科,便要做那個行業,但我也明白很多人希望讀甚麼便做回甚麼。」

唸教育的人,有多渴望投身教育工作,請問王博士有多了解?試想想如律師、醫生,在接受了專業培訓後,有人對他們說,「不一定修讀那科,便要做那個行業,可以考慮轉行」,這對他們多年來的付出,公平嗎?王博士作為香港教育政策的主事人之一,究竟有沒有考慮我們的處境?有沒有檢討一下你們的失誤?要找不到教席的新老師轉行,是極不負責任的言論。請王博士看看今天的招聘廣告,幾乎所有學校,都要求老師具有教學經驗,但試問一旦他們真的轉了行,他們哪來教學經驗?教學經驗不足又會難覓教席,那他們不只難以一展教育理想,也浪費了政府多年來對他們的培育!

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侮蔑教育專業,打擊教師士氣,試問在這樣的氛圍下,又有多少人再願意委身教育事業?政府在推行各式各樣的教育改革時,應該認真考慮教育專業的特殊性、教育對社會的重要性。教育是長遠的社會投資,不應該政府財政充裕時就多給一些、財政緊絀時就連本帶利撤回,這樣的投機取巧,對社會是有害無益的。

(本文於2003年7月26日刊於《蘋果日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