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開發郊野公園 威脅食水安全

終於,梁振英臨落任都要打郊野公園的主意,要求相關部門對開發郊野公園土地作為房屋用途作「初步」研究。他指出研究的對象是「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並且會增加郊野公園的總面積以作補償。但觀乎本屆政府的「語言偽術」,我們還是不能盡信。

不論在大埔龍尾興建人工泳灘還是元朗南生圍發展的問題上,政府對於環境問題,還是以不惜破壞來達至發展目的。今次提出開發郊野公園,不過是這些問題的惡化版本而已。

郊野公園為這個高度發展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態,也同時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選擇。香港郊區的生物多樣性,也很大程度得益於郊野公園提供了良好保護,免受城市發展而破壞。

除此之外,郊野公園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保護本地的淡水資源。我們都知道,雖然香港的食水很多都是來自東江水的供應,但其實香港本身的水塘也是重要的食水來源之一,而且供水成本遠比來自大陸的東江水便宜(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以2013/14年度計算,由本地水塘供應的食水每立方米的成本為4元,但東江水的成本則為8.6元,相差超過一倍)。

現時所有的食用水塘都是位處郊野公園的範圍之內,詳見附表。

除了食用水塘外,根據水務署網頁所示,現時8個灌溉水塘,也是位於郊野公園範圍之內,由此可見郊野公園肩負起保護本地水資源的重任。梁振英所謂「生態價值較低」的地帶,因此也是偽命題。以大欖郊野公園為例,在大欖涌水塘建成前,按漁護署的說法,該地範圍土地貧瘠,「幾乎寸草不生」,為「保護水塘集水區免受侵蝕而致水土流失」,當局便開始廣植林木,經過多年的努力,現時該地生機蓬勃、生態多元。

此路一開 往後破壞只會更多

更甚的是每一個開發工程,就必然會帶來污染。人類生活一定會對原生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開發郊野公園此路一開,往後的破壞只會更多,並且威脅本地水資源的安全。一旦集水區被污染、被破壞,我們將要更依賴大陸的供水,等於將生存的大權拱手讓予外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

根據公共專業聯盟2012年的研究,現時香港土地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沒有土地,而是政府對於土地的整理及規劃,尤其是棕地的運用與管制出現了漏洞,導致大量土地被不適當地使用,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梁振英政府不去處理現有土地而在即將落任時打郊野公園的主意,既不恰當,也有違當日「不開發郊野公園」的承諾。

還是那句:開發郊野公園,「諗吓」都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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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增加」常額教席未解的疑問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說:

191.       新學制高中階段的中期檢討已經完成,政府亦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計可提供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職位。我們會在未來兩個學年檢討學校的推行情況。

當中指出預料會「增加」約1000個學位教師的職位,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約10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要了解為什麼說政府沒有「增加」承擔,就必須了解學校的人手編制是如何的。根據《資助則例》,一般津貼中學的人手是按班級數量而定的,現時中一至中三班級,每開一班,就會分配有1.7位老師;中四至中六級,就會分配2位老師,以一間有24班的學校來說,就會有44.4位老師,連同包括因應母語教學政策下的額外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下聘用的外籍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等的教師(已包括校長),全校教師數目約為50人。但50人的教師編制明顯不足夠學校處理日常工作,因此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的各項現金津貼,聘用合約教師、教學助理來協助學校的工作,其中「生涯規劃津貼」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也是這類。

現在梁振英所謂「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其實是藉扣減上述兩項津貼而來,政府並沒有「額外」的資源承擔,而且這兩個教席還有一些問題,例如這是按編制可以享用「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或是只能按「強積金」供款作退休保障?兩個職位可否如一般的編制教師般享有升遷的機會?現時兩個職位在《資助則例》沒有列出,那職位的資源是否將撥入「薪金津貼(salaries grant)」資助類別?這些問題一日未解,職位仍然不穩定。

可見,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當然,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約10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蠢事,就什麼都不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本文增訂自《「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2016年1月8日。

難得的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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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毛記電視」網頁)

昨天(1月11日)是星期一,是打工仔女最不想面對的日子,平常也沒有力氣參與工餘活動,因為還有一整個星期的工作要做。

然而,昨晚全城熱烈地等待著一個「電視」節目,這個節目沒有在傳統的電視頻道出現、也從來沒有在傳統媒體見過任何宣傳,但卻為全城「廢青」所期待。沒有所謂大卡士、大明星的演出,也沒有節目前後的八卦新聞出現,但竟然令全城起哄。因為沒有在免費電視頻道播放,有人便自發安排戶外直播。

這個「分獎典禮」,早在售票階段已引來「撲飛」熱潮,及後網民不斷要求「毛記」搞現場直播,最終直播由NOW TV做,既在其有線電視的頻道播放,也利用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播放,一時間,網民競相交流觀看方法。

節目後,網上即時出現了不同的評論,有讚有彈,但不容否定的是,昨晚那三個小時,香港人經歷了近年少有的開懷。星期一喎!平時真係好難笑得出!

論製作,其實無甚可觀,既沒有「華麗」舞台,也沒有百人大樂隊,歌曲也不是所謂「主流」,全是二次創作。但是現場所見,觀眾全晚都笑容滿面,也看得出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開懷。就連陳奐仁來不到拿獎,現場只播出MV,大家不只沒有埋怨,還跟著字幕一起唱,而且唱得很開心。

也許,過去幾年,香港人真的沒有開心的理由,政治劣質化、社會沉淪、大陸黑手不斷入侵、梁振英好勇鬥狠、中港矛盾激烈、社會政策反智⋯⋯種種東西都向著更壞的方向,我們已很難找到笑的理由。昨晚因著一個網媒的節目,大家似乎可以暫時忘卻煩憂,開懷大笑。

說真的,這才是維穩、這才是和諧,而重點是,香港人可以在這幾小時當中,確認自己是真・香港人。

當然,我們儘管可以批評節目由一間破壞環境的油公司贊助、可以批評節目對社會議題的批判不足、甚至可以批判所謂「分發」「獎項」的理據。但是瑕不掩瑜,能讓香港人有幾個小時透透氣,開懷大笑一下,其實,在今天社會的低氣壓之下,已經功德無量。

就在節目進行之時,卻收到持有100毛及黑紙股份的萬華媒體(明報母公司)準備減持股份,令人擔心是不是打壓的開端。有人已倡議,利用眾籌,把萬華手上的100毛及黑紙買回來,以免「毛記」最終被河蟹掉。

香港人歡笑的權利,最終會不會同被拿走?

 

「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青年制服團體有解放軍背景,不可不防

由「齊昕嘅母親」擔任「總司令」的「香港青少年軍」突然成立,成為香港第十八支青少年制服團體,目標是要十萬成員,如果成功的話,將會是成員數目最多的非政府直屬青少年制服團體(現時則為香港童軍總會,成員約為九萬五千人)。

青少年軍

與現有的制服團體不同,香港青少年軍的中共色彩極濃,除了由梁振英的夫人擔任「總司令」外,主事者包括了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更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在成立儀式上,媒體的報導指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委任」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李明逵等人為諮議會成員,可見解放軍在「青少年軍」的角色已非單純的榮譽職銜。

自主權移交之後,解放軍已經不斷舉辦「軍事夏令營」,每年均有數以百計的中學生參加。「青少年軍」現有的成員,大部份就是來自「軍事夏令營」的參加者。

本來,這樣具有軍事背景的青少年團體,很多國家也有,但性質上都是政治中立的。解放軍與世界上大多的軍隊不同的地方,是解放軍本質上是共產黨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共產黨治國以意識形態先行,軍人以效忠黨為先,這樣的軍方背景下成立的青少年團體,幾可肯定會滲入意識形態,影響青少年成員的思維。

尤其是軍旅形式的訓練,服從是重要的核心,將來青少年軍的訓練會不會令成員不要問,只要服從,從而以此作為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應該要密切監察。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留意,現時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而設立的「制服團體計劃」,會資助學生參加十一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往後青少年軍會否也成為其中一個,令青少年軍在龐大資源之下爭奪成員,從而有機會壟斷青少年活動的話語權、並邊緣化其他制服團體,社會各界,尤其是學校及家長,必須加倍留意。

從政府近月以來的動作頻頻,搶奪青少年工作的意圖十分明顯,我們要保護下一代免受當權者「洗腦」,今後的工作將會更加艱辛。

(圖片來自《成報》)

當政權無道,顛覆理所當然

香港政制改革正走在關鍵的十字路口,踏錯一步將恨錯難返。

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包括建制派、中聯辦、梁愛詩、劉兆佳等,為了搶奪政制改革的發言權,正全面鼓動輿論,誓要影響民情,為不/假民主的政制改革製造民意。

其中一種說法是香港的政制改革不單是香港內部事務,更牽涉了所謂國家安全,不能容許香港的政治制度,將香港演化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地方。因此,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百分百安全」、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出閘參與特首選舉、甚至要讓中共能預知並操控選舉結果。所以,由提委會組成、提委會提名門檻、以至最終由什麼人出選,中共都要完全掌控。

八月尾人大的決議,肯肯定,是反民主的。

有建制派的人公開說,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不重要的,國家安全及利益更重要。「國家安全及利益」聽落的確好像很重要,但只要大家細心留意,就知道在中國現時的情境下,所謂「國家安全及利益」其實只是中共的政權安全及利益而已。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是建制派、以至京官常常掛在咀邊的話,只要大家細心留意,這句話其實只是「香港不能成為反共基地」而已。問題正在這裡,中共自己也說,共產黨已轉型成執政黨,按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即是中共不過是由人民授予管治國家的權力,意味著假如人民認為中共的管治不濟,人民理當可以按民主選舉把其轟下台,換上另一批人執掌國家政權。當然,我們也明白,在今天的中國,這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按道理,政權無道,把其顛覆是理所當然的事。歷史上,多少朝代的覆滅正正是因為政權無道,受壓迫的人民舉起大旗,把無道的政權消滅,重新建立秩序。反之,如何政權治之有道,人民生活幸福富足,管治者也根本不用擔心會被人民起來反抗。建制派念茲在茲恐懼中共被顛覆,究竟說明了什麼?

與其恐懼香港會成為所謂顛覆基地,不如想法子如何令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而「結束一黨專政」正是其中的顯證。當政權的管治有道,顛覆之論也就無從談起。

當政府把面具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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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南昌站)

其實,從來沒想過,這個政府是這麼的不要臉。

為了要香港人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袋住先」,官員「放下身段」反佔中有之、發動輿論攻勢有之,務求要以我長官意志,推行我想要的政改,而不是市民要的政改。

以前,政府還會假意聽意見,戴著一副兼聽的面具。但今天,已再不用了,擲下面具,就讓港人看看猙獰面目而你又奈我如何?

尤有甚者,這個政府還利用可以在大眾傳媒賣政治廣告的特權,宣揚政治理念,同時對反對者的示威行動肆無忌憚扭曲再扭曲。利用影像與聲音,誤導群眾,達到政治目的。

一直以來,政府在電視播放宣傳片,多是一些政策、或者是公共服務的宣傳,不論手法如何,立場都偏向中立,沒有情緒化的語言。但在2017的政改上,政府一反過往的習慣,利用公共資源,宣揚某些人的政治理念。由「有商有量」、到「有根有據」再到「把握機會」,玩弄語言力量,一步一步給市民洗腦,要市民「袋住先」。這種轉變,是漸進的,還戴上「兼聽」的面具,直至出現「有票,你要唔要?」這個系列的廣告。

這個廣告利用了大型遊行的畫面,配以少量衝擊的畫面,營造了某些人說要爭取民主,卻用了暴力的意識,不知就裡的人,當然立即對號入座,並認為聽信政府才可「轉變」所謂「暴力」。

這是赤裸裸的扭曲與誣衊。

梁振英政府為求目的,已去到不擇手段,破壞過往政府的管治道德。不要以為這只是政府賣賣政改廣告那麼簡單,這個關口一破,以後建制派就可以透過政府宣揚政治理念,抹黑、影射反對政府的人。而同時間,反對者是無從反擊的,因為除了政府,一般人是不能在電子媒體賣政治廣告的。

政府擲去了面具,後果是血淋淋的。

官員要簽名「反佔中」,請先交出公權力

陸續有問責官員、行會成員簽名/或表示會簽名「反佔中」,並說簽名是以「個人名義」云云。這一屆政府有一項特色,是不論行會成員、抑或是問責官員,都喜歡「以個人名義」月旦時政,甚至對管治問題「表達意見」。

首先是張志剛。這位除了是梁振英的心腹之外,不知憑甚麼可晉身行會的人,繼承了梁振英以往在《明報》的「筆陣」專欄,每星期有幾千字的版位讓他「以個人名義」大發謬論。他出席不少時政論壇時,也往往「以個人身份」。尤記得去年在教協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上,他回答我的提問時,一再強調自己「不代表政府」,然後爆出了當時行會仍未討論政改,令全場譁然。

其次是羅范椒芬。這個前高官,出席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為梁振英護航之時,卻又說是「以個人身份」,彷彿又忘了自己是行會成員的身份。

之後就到一眾簽名「反佔中」的行會成員及問責官員,說自己甚麼「以個人身份」簽名,支持「反佔中」,就連梁振英也說順路經過的話,也會簽名支持。

這堆人忘了,他們掌握公權,由履任公職當日起,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個人身份」。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共同監察。正因為他們掌管了社會大眾的生活每一個細節,權力甚大,故此他們必須以放棄若干個人權利(包括部份言論自由)作交換,才可以行使公權,否則他們就是濫權。

行會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處於高位,《基本法》第五十六條明文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可見行會成員對特首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外的一言一行理論上都不可視之等閒,更不能以所謂「個人身份」蒙混過去。

至於問責官員,他們的每一個政策及決定,更是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在社會爭議面前、在任何社會行動面前,他們更應持守中立,不能偏頗。但這次所謂「反佔中」簽名,官員紛紛走出來,偏袒爭議的其中一方,客觀效果就是把爭議加倍極端化,讓社會的撕裂惡化,這樣的行為絕不合適。在掌有公權之時,官員就沒資格說「個人身份」。

那麼,他們可以簽名「反佔中」嗎?可以,但先交出公權力,辭去公職,便可大簽特簽。

劉兆佳教授:那是甚麼狗屁選舉?

《信報》今天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前中大社會系教授劉兆佳在他的新書裡明言:「在一國兩制下的選舉結果必須是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是對一國兩制實施有利的結果,而不可以是其他結果,更不可以是與一國兩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

實在難以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從前頗受尊敬的社會學者的口。

究竟要是怎樣的利益引誘,才會令到這樣的人可以完全泯滅良知,發謬論而不臉紅?

所謂民主、所謂選舉,重點竟然不是人民的選擇?竟然只是當權者的操控?那麼人民在當權者的眼裡,究竟是甚麼?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中聯辦的前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當時我曾認為中國政府「還不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中共利益集團內戰以後的管治團伙,根本稱不上尊重人民的權利。而今天,這種意識,卻蔓延來到香港,赤裸裸的要把人民固有的權力奪走。

而跟這種狗屁選舉鳴鑼開道的,卻是一位香港的學者。

我想,就算是中學生選舉學生會,都不會接受是校方「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因為這些經選舉出來的代表,是獲得群眾授權、向群眾負責的人。一旦這只是一場「預定和計劃好的」選舉,已幾可肯定群眾的利益將會被抹煞,選舉出來的人先天只能當傀儡。

難以想像,香港人只能在傀儡與傀儡之間選擇。

原來從前說笑的「在曾鈺成與曾德成之間」選擇特首的日子,一點也不是玩笑。

早已說過,讓一群獨裁慣了的人來搞民主,只是緣木求魚,只是萬萬想不到,現在竟是這樣撕破臉皮,毫不矯飾。

劉教授,身為香港人、身為學者,你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就算了,可否不要把大陸那種狗屁東西,拿來污染香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