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當政權無道,顛覆理所當然

香港政制改革正走在關鍵的十字路口,踏錯一步將恨錯難返。

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包括建制派、中聯辦、梁愛詩、劉兆佳等,為了搶奪政制改革的發言權,正全面鼓動輿論,誓要影響民情,為不/假民主的政制改革製造民意。

其中一種說法是香港的政制改革不單是香港內部事務,更牽涉了所謂國家安全,不能容許香港的政治制度,將香港演化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地方。因此,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百分百安全」、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出閘參與特首選舉、甚至要讓中共能預知並操控選舉結果。所以,由提委會組成、提委會提名門檻、以至最終由什麼人出選,中共都要完全掌控。

八月尾人大的決議,肯肯定,是反民主的。

有建制派的人公開說,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不重要的,國家安全及利益更重要。「國家安全及利益」聽落的確好像很重要,但只要大家細心留意,就知道在中國現時的情境下,所謂「國家安全及利益」其實只是中共的政權安全及利益而已。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是建制派、以至京官常常掛在咀邊的話,只要大家細心留意,這句話其實只是「香港不能成為反共基地」而已。問題正在這裡,中共自己也說,共產黨已轉型成執政黨,按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即是中共不過是由人民授予管治國家的權力,意味著假如人民認為中共的管治不濟,人民理當可以按民主選舉把其轟下台,換上另一批人執掌國家政權。當然,我們也明白,在今天的中國,這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按道理,政權無道,把其顛覆是理所當然的事。歷史上,多少朝代的覆滅正正是因為政權無道,受壓迫的人民舉起大旗,把無道的政權消滅,重新建立秩序。反之,如何政權治之有道,人民生活幸福富足,管治者也根本不用擔心會被人民起來反抗。建制派念茲在茲恐懼中共被顛覆,究竟說明了什麼?

與其恐懼香港會成為所謂顛覆基地,不如想法子如何令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而「結束一黨專政」正是其中的顯證。當政權的管治有道,顛覆之論也就無從談起。

當政府把面具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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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南昌站)

其實,從來沒想過,這個政府是這麼的不要臉。

為了要香港人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袋住先」,官員「放下身段」反佔中有之、發動輿論攻勢有之,務求要以我長官意志,推行我想要的政改,而不是市民要的政改。

以前,政府還會假意聽意見,戴著一副兼聽的面具。但今天,已再不用了,擲下面具,就讓港人看看猙獰面目而你又奈我如何?

尤有甚者,這個政府還利用可以在大眾傳媒賣政治廣告的特權,宣揚政治理念,同時對反對者的示威行動肆無忌憚扭曲再扭曲。利用影像與聲音,誤導群眾,達到政治目的。

一直以來,政府在電視播放宣傳片,多是一些政策、或者是公共服務的宣傳,不論手法如何,立場都偏向中立,沒有情緒化的語言。但在2017的政改上,政府一反過往的習慣,利用公共資源,宣揚某些人的政治理念。由「有商有量」、到「有根有據」再到「把握機會」,玩弄語言力量,一步一步給市民洗腦,要市民「袋住先」。這種轉變,是漸進的,還戴上「兼聽」的面具,直至出現「有票,你要唔要?」這個系列的廣告。

這個廣告利用了大型遊行的畫面,配以少量衝擊的畫面,營造了某些人說要爭取民主,卻用了暴力的意識,不知就裡的人,當然立即對號入座,並認為聽信政府才可「轉變」所謂「暴力」。

這是赤裸裸的扭曲與誣衊。

梁振英政府為求目的,已去到不擇手段,破壞過往政府的管治道德。不要以為這只是政府賣賣政改廣告那麼簡單,這個關口一破,以後建制派就可以透過政府宣揚政治理念,抹黑、影射反對政府的人。而同時間,反對者是無從反擊的,因為除了政府,一般人是不能在電子媒體賣政治廣告的。

政府擲去了面具,後果是血淋淋的。

官員要簽名「反佔中」,請先交出公權力

陸續有問責官員、行會成員簽名/或表示會簽名「反佔中」,並說簽名是以「個人名義」云云。這一屆政府有一項特色,是不論行會成員、抑或是問責官員,都喜歡「以個人名義」月旦時政,甚至對管治問題「表達意見」。

首先是張志剛。這位除了是梁振英的心腹之外,不知憑甚麼可晉身行會的人,繼承了梁振英以往在《明報》的「筆陣」專欄,每星期有幾千字的版位讓他「以個人名義」大發謬論。他出席不少時政論壇時,也往往「以個人身份」。尤記得去年在教協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上,他回答我的提問時,一再強調自己「不代表政府」,然後爆出了當時行會仍未討論政改,令全場譁然。

其次是羅范椒芬。這個前高官,出席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為梁振英護航之時,卻又說是「以個人身份」,彷彿又忘了自己是行會成員的身份。

之後就到一眾簽名「反佔中」的行會成員及問責官員,說自己甚麼「以個人身份」簽名,支持「反佔中」,就連梁振英也說順路經過的話,也會簽名支持。

這堆人忘了,他們掌握公權,由履任公職當日起,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個人身份」。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共同監察。正因為他們掌管了社會大眾的生活每一個細節,權力甚大,故此他們必須以放棄若干個人權利(包括部份言論自由)作交換,才可以行使公權,否則他們就是濫權。

行會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處於高位,《基本法》第五十六條明文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可見行會成員對特首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外的一言一行理論上都不可視之等閒,更不能以所謂「個人身份」蒙混過去。

至於問責官員,他們的每一個政策及決定,更是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在社會爭議面前、在任何社會行動面前,他們更應持守中立,不能偏頗。但這次所謂「反佔中」簽名,官員紛紛走出來,偏袒爭議的其中一方,客觀效果就是把爭議加倍極端化,讓社會的撕裂惡化,這樣的行為絕不合適。在掌有公權之時,官員就沒資格說「個人身份」。

那麼,他們可以簽名「反佔中」嗎?可以,但先交出公權力,辭去公職,便可大簽特簽。

劉兆佳教授:那是甚麼狗屁選舉?

《信報》今天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前中大社會系教授劉兆佳在他的新書裡明言:「在一國兩制下的選舉結果必須是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是對一國兩制實施有利的結果,而不可以是其他結果,更不可以是與一國兩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

實在難以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從前頗受尊敬的社會學者的口。

究竟要是怎樣的利益引誘,才會令到這樣的人可以完全泯滅良知,發謬論而不臉紅?

所謂民主、所謂選舉,重點竟然不是人民的選擇?竟然只是當權者的操控?那麼人民在當權者的眼裡,究竟是甚麼?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中聯辦的前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當時我曾認為中國政府「還不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中共利益集團內戰以後的管治團伙,根本稱不上尊重人民的權利。而今天,這種意識,卻蔓延來到香港,赤裸裸的要把人民固有的權力奪走。

而跟這種狗屁選舉鳴鑼開道的,卻是一位香港的學者。

我想,就算是中學生選舉學生會,都不會接受是校方「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因為這些經選舉出來的代表,是獲得群眾授權、向群眾負責的人。一旦這只是一場「預定和計劃好的」選舉,已幾可肯定群眾的利益將會被抹煞,選舉出來的人先天只能當傀儡。

難以想像,香港人只能在傀儡與傀儡之間選擇。

原來從前說笑的「在曾鈺成與曾德成之間」選擇特首的日子,一點也不是玩笑。

早已說過,讓一群獨裁慣了的人來搞民主,只是緣木求魚,只是萬萬想不到,現在竟是這樣撕破臉皮,毫不矯飾。

劉教授,身為香港人、身為學者,你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就算了,可否不要把大陸那種狗屁東西,拿來污染香港呢?

在學校談政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國父孫中山有言:「政治乃眾人之事。」這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話,但同時也是大家都沒有深究內涵的話。

最近有人提出,說通識科由課程到考評,太過偏重政治內容,對學生不好,因此推論要要麼把通識科廢除、要麼把通識科轉為選修云云。先不說道出這種話的人是政客,靠政治混飯吃,但其所說的,就顯出了對本港教育的無知。

究竟通識科是不是太偏重政治內容呢?早前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的文章已說得很清楚,在此不贅。大家也要留意的是,通識科佔整個高中的課程時間,只有百分之十,即使整個通識科都是政治內容,也不過佔學生在整個高中生涯的一成時間,其餘九成時間,課程內容大都與政治無關。況且,通識科的六個單元,會直接涉及到政治內容的也不到三成,比例根本就是少得可憐。

香港社會常有一種思維,說「政治都是骯髒的」,不應在學校跟學生談政治,因為這樣會「污染」青少年的心靈。因此,學校要避談政治,進而有人要求「老師要申報政治取態」。說這種話的,竟然又是靠政治混飯吃的人。

於是,學校被認定要「政治中立」,老師要「不談政治」。

事實上,香港大部分的教師,都是「不談政治」的。這種「不談」不單是課堂上的不談,就是教師在課堂以外的時間,也甚少談、至少是不多會公開談。對很多教師來說,談政治似是洪水猛獸,生怕會影響飯碗。教師的政治冷感,令學校談政治的氣氛根本就是極之淡薄。

好不容易,來了一科通識,讓學生有機會認識政治,談論政治,透過政治的議題培養獨立思考,為學校淡薄的談政治氣氛打開了一個小缺口,但這個缺口,仍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學校裡,談政治,不論在教師之間還是在學生之間仍然不是主流。如在Facebook裡,教師同工的貼文,風花說月的不少,關注政治的卻不多,更遑論會寫文章,論時政的。

但是,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會因為你不談,政治就與你無關。今天,不是就有政客把教育問題拉到政治裡去了嗎?林老師事件,本來與教育沾不上邊,結果被人有目的地放大,弄到學生也受害;通識科令中學生對社會議題更關心,有一些更坐言起行,為社會公義發聲,結果有人覺得政治利益被削弱了,便要以政治來干預教育了。政治在教育裡,根本無處不在。

在現今的學校裡,政治不是談得太多,而是談得太少,根本就需要加強;教育不單不應、亦根本不能迴避政治。讓學生多認識政治,我們才能為社會培養優秀人才。假如這個社會的人都不懂政治,就不會懂得辨別賢愚,不會懂得要為社會的未來思考。

管治者及其爪牙,要把學校與政治區隔,目的明顯是要以教育為手段,培養順民,以利統治。故此他們要用盡一切手段,抹黑教師,製造白色恐怖,要教師自我審查,迴避政治。

我們要感謝那些出來對教育說三道四的政客、所謂家長代表、及所謂教育工作者,因為他們讓我們知道,在學校多談政治是重要的,而通識科以政治的議題來培育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是正確的。同工們,從今天起,改變學校少談政治的氣氛吧!

大和解

梁振英已在溫家寶總理手上接過委任狀,由特首選舉當選人,正式成為候任特首。早在上月他當選以來,說得最多的三個字,相信是「大和解」了。不單梁振英本人常說,就連他的支持者也常將「大和解」放到嘴邊。我的一些政界朋友說,如何能「大和解」,就看梁振英在這幾個月的表現,包括如何組成政府內閣,以及他將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不支持他的人。

在特首選舉期間,常有一種說法,就是工商界對梁振英相當猜忌,這可以從工商界選委多支持唐英年可以證明。當然,這與唐英年的背景與出身,能令工商界這些既得利益者安心,期望唐英年的當選可以維持他們的工商利益有關。

「官商勾結」是民間常聽到的用語。最近由特首曾蔭權捲入連串利益嫌疑、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兩名主席郭炳江、郭炳聯,捲入涉嫌貪污的案件、以至幾年前的梁展文案,都強化了公眾對於「官商勾結」的印象。

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指出,在殖民地年代,政府為了「有效壓抑公眾參與政府事務」(引Ian Scott),「專門從商界與專業階層中物色代表進入政府管理架構」以「替代民主選舉」。很明顯,以這些「代表」作為一種緩衝,與他們有限度地「分享權力」,造成了官商之間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係,所不同的是,殖民地時代是英資代表為主,97後則以華資代表為主而已。因此,不難看到,商人及專業人士常獲委任為政府各級諮詢組織、公營機構的管治成員,金耀基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康曉光(2002)認為「所謂『行政吸納政治』是指由行政系統承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動。」

然而,自97以後的情,即使工商界很想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面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他們很難完全不理會市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注。可是在同一時間,他們又會千方百計,維持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官員及商家的緊密合作,導致殖民地政府部門形成了『支持商界』的文化。」本來,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發展也有益處的,但顧汝德認為在97之後卻迎來了另一種轉向:「在向特區政府榨取利益上,地產發展商比工業界更為成功。」尤其是北京在中英有關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爭持不下之時,拉攏了不少香港商家支持,導致他們在回歸後有渠道「直達天聽」,制衡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官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勾結」之形象更加鞏固,「霸權」幾乎成為了本地社會的共通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商界當然支持唐英年了。可是當選的,卻是梁振英——商界開宗明義不信任的下任特首,他如何可以成功「大和解」,在讓商界安心之餘,又能維護基層及中產的利益,前景一點也不樂觀。別忘記,社會對他是否「狼」、是否「地下黨員」、以至他會否為「二十三條」立法、會否真誠推動普選,仍然抱有懷疑。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書名:《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作者:顧汝德,譯者:馬山、陳潤芝、蔡祝音,出版:天窗(2011)

政府是如何拂逆民意的?

終於,林瑞麟升官了。

因為唐英年似乎準備參與行政長官選舉,辭去了政務司司長一職,國務院在9月30日根據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提名,委任了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接任政務司司長一職。雖然難以接受,但事實卻是如此。

早在一個月前,已有報章報道唐英年準備辭去政府官職,而林瑞麟接任之聲亦時有所聞。本來,政府人事變動份屬正常,只是政務司司長一職,地位僅次於行政長 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理應委任一位有一定民望,為社會所接受的人物擔當才是。然而今次卻一反常理,委任在一眾主要官員之中民望最低的林瑞麟接任, 足證由曾蔭權領導的政府,拂逆民意,已達極致。

這位新任的政務司司長,過往在處理本地政改事務上,慣於偏聽,而且對於政治的道德及倫理通通拋開,只務求完成政治任務,與民為敵也在所不惜。今天,他不單 不用謝罪下台,竟然再上一層,加官晉爵。在「遞補機制」一事上,先是不作諮詢,欲強行修例,剝削市民的選舉權;後來政府受壓,就重提文件作假諮詢。這樣一 個不為社會謀福的人,政府竟委任他領導整個政府!

政府運作,經常陷入一個迷思,就是所謂「論資排輩」。任用官員,不是有能者居之,而是按「輩份」排隊輪候。經驗、資歷也許重要,但這也可能成為進步的阻礙。曾蔭權由公務員出身,以舊思維來行管治,本來順位繼位應該是孫明揚,但因為他身體不好,就再順一位,由林瑞麟補上。

香港特區成立了14年,但管治者的思維仍然停留在過去,沒有與時並進。這屆政府所作所為,如信拂逆民意,順手拈來已經不少,由強行申辦亞運、胡亂派錢,已屢見不鮮,今次委任林瑞麟之舉,可謂極致。

但願明年新政府產生,可以有一番新氣象。

偷換概念,說非成是 ──回應張志剛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張志剛「以個人名義」在《明報》撰文,批評反對立法會「遞補機制」者「先入為主」。他認為,「即使過去沿用的補選制度,也出現以單席單票的補選,去替代比例代表制的地區直選結果。所以建制派議員席位出缺,都由泛民取而代之,這算不算是一個問題?」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問題並不在於由什麼黨派取代什麼黨派,而是議席出缺的數目,決定了補選多為「單席單票」。假設有選區同時有兩個議席出缺,補選時用的就會是比例代表制了。過去的補選以「單席單票」,不過是「技術問題」而已。張先生偏執地以為「補選」就必然是「單席單票」又豈不是「先入為主」?

民主選舉從來都是一場較勁,勝負分明。張先生認為,「要中肯地討論,就不應混淆新舊兩種制度,標題應用『按票順序遞補』,而不是『落敗遞補』」。

不論新舊制度,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在「大選」時,總有勝負。勝者取得議席以進入議會;敗者承擔失敗,檢討得失,以圖後計。張先生搬弄文字,混淆視聽,無視民主選舉選民應有的權利,何言「中肯」?

中學生也會明白,選舉是一次性的決定,張先生身為智庫高層,對選舉的認知卻教人失望。他說,「在有補選的情况下,才有所謂補選投票權,修例之後,就是兩者合一,投票選議員時,那一票的含義已經加大,同時賦予替補的權力」。為了替政府背書,他竟這樣來把選舉意義扭曲。立法會以比例代表制進行地區直選,制度上是選名單,不是個人。雖然在選舉策略上,也有以個人身分參選,但那實際上是「一人名單」。「落敗」名單,即不為選民所認受,以「落敗遞補」為機制就是扭曲民意,削弱民主。

中學生也明白 選舉是一次性的決定

張先生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更是偷換概念。美國總統選舉,選民都清楚知道總統候選人的副總統拍檔是誰,選民選擇的,是一個管治國家的團隊。別忘了,美國有成熟的政黨政治,總統選舉也是政黨較勁,不是單純的職位選舉。立法會選舉用名單投票的制度,選民都知道選的是一個團隊,也明白名單上排位愈高者,進入議會的機會愈大。「落敗遞補」機制如何扭曲「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學者已有豐富論述,在此不贅。

為了所謂「防止有人利用辭職補選來進行各項議題的公投」,不惜把扭曲選舉制度,本身的邏輯就已經站不住腳。選民投票表達意願,乃民主之基,任何把選民固有的權利削去的行徑,都是民主倒退。政府努力鑽營,務求剝削市民的政治權利,方便「行政主導」。

一方面,張先生叫人「踏踏實實地討論」,但另一方面卻又不斷混淆概念,說非成是,這樣的討論,又何能踏實?

(本文刊於《明報》論壇,2011年6月16日。)

能把劉曉波、趙連海納入國民教育課嗎?

每當國民教育這個議題見諸媒體,社會上總有聲音批評一些對所謂「國民教育」的有所保留的人。黃均瑜(2010)指出「如果(對國民教育的)論點來來去去都離不開『洗腦論』和『狹隘論』,那麼,這只顯示出香港儘管已經回歸了13年,不少事物雖然都在開放、在進步,但在某些論者心目中,國民教育似乎依然停留了在歷史某一時空。」[1]

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課程架構本身是看不出來的。教育局在「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提到「國民教育」是「通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及全方位學習,加強學生對祖國現時發展的興趣和關注。學校不宜強加祖國情懷於學生身上,應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以培養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2]理念上,是對的,但以其所倡導、舉辦的活動而言,不論是「國情教育計劃」、「香港教師內地交流計劃」、「學校升旗隊」等,都只是單一灌輸所謂「愛國」觀念而不問情由。[3]對於推行國民教育,大抵沒有老師會反對,甚至在課堂當中,亦有老師帶領同學認識中國國情,就我而言,不論是中文課、或是通識教育課,總之能讓同學多認識中國的時機,也不放過。

然而,國民教育的內涵是甚麼?當國民教育一如行政長官所倡議成為一個學科時,[4]即由課程結構到考評,自有官方的定義,缺一不可。當國民教育有了課程架構、有了考核,即代表了需要有既定的知識,需要老師向同學講授,大膽問一句,劉曉波、趙連海等人的無辜獲罪,會出現在課程之內嗎?有論者認為「國家的負面信息媒體每日都會有,自不需我們代勞」,[5]那麼,天天把所謂國家發展的亮點寫進課程,並向同學灌輸,就是國民教育應有之義嗎?翻開報章、扭開電視機,天天都是「心繫家國」,報章上天天都有所謂「愛國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有讚無彈。同一邏輯,國家的正面消息也「自不需我們代勞」。

現在的問題,並非如一些所言論所指是「同儕的專業水平」問題,而是當國民教育成了一個科目,老師就有責任讓學生在學習之餘,盡量爭取好成績。於是老師就不能有太大的空間跟學生討論「課程」以外的議題,儘管那些議題較之於課程本身可能更有價值。

對於某些人來說,國民教育竟然是「內地普遍在公德意識方面比較薄弱,改革開放之後,便特別針對這方面來加強。」[6]捨普世價值如人權、民主等不說,在這些所謂「公德」問題大做文章,這是哪碼子的國民教育?劉曉波一直為中國的民主自由發起《零八憲章》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卻遭中共政權以言入罪判以重刑;趙連海為了「結石寶寶」爭取公義,被北京當局說成是「尋釁滋事」重判入獄;無數上訪者被地方政權所害、人民因為所謂「發展」飽受拆遷之苦,這些在學校應不應該大說特說?藉由他們被政權枉屈,可反映出內地甚麼問題?別跟我說因為這是內地司法,我們不好干預。這可是人民活在沒有民主的政權下使然,身為老師,我們應該讓學生了解事件,為劉曉波呼冤、為趙連海叫屈才是!這樣的國民教育,究竟應不應該出現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所謂國民教育是甚麼?是否就如陳維安副局長就曾言的「遠赴北京交流學習的機會,親身認識國家歷史、文化及各方面的最新發展,建立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情感」,[7]這樣就可成就的呢?行政長官說政府會繼續資助我們的學生到內地交流,但這些交流除了走走看看內地的發展成就以外,有可能走訪維權人士嗎?有可能探訪受拆遷影響的人嗎?可以去跟艾未未交流嗎?

「在作出價值判斷的過程中,全部正面或全部負面的信息無助於學生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8]這是對的,但可堪憂慮的是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往往把對國家正面的信息極大化、同時又把國家負面的信息輕輕帶過,這又是不是我們樂見的國民教育呢?

在課室推行國民教育從來都不是禁忌,老師既應跟同學討論釣魚台、京奧、以至改革開放的成就,但同時更應該談六四、談劉曉波因言獲罪、談趙連海因維權而繫獄、以至談上訪及拆遷,不知道當權者可有膽色把這樣的方向納入未來的公民及國民教育科呢?

 

參考資料:

  1. 課程發展議會(2008),《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香港:教育局。
  2.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2008),《匯聚百清流,德雨育青苗: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香港:教育局。
  3. 陳維安(2008),《「薪不盡、火不滅」──國民教育創新里程》,香港:教育局。
  4. 許漢榮(2008),〈國民教育不應情緒化〉,載《明報》,2008年6月24日。
  5. 曾蔭權(2010),《民心我心、同舟共濟、繁榮共享:二零一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香港:特區政府。
  6. 黃均瑜(2010),〈國民教育走進課堂仍然是禁忌嗎?〉,載《明報》,2010年11月9日。 

註:

[1] 黃均瑜(2010),〈國民教育走進課堂仍然是禁忌嗎?〉,載《明報》,2010年11月9日。

[2] 課程發展議會(2008),《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第三冊A),頁3。

[3] 許漢榮(2008),〈國民教育不應情緒化〉,載《明報》,2008年6月24日。

[4] 曾蔭權(2010),《民心我心、同舟共濟、繁榮共享:二零一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頁35。

[5] 同註1。

[6] 同註1。

[7] 陳維安(2008),《「薪不盡、火不滅」──國民教育創新里程》,教育局網頁。

[8] 同註1。

 

(本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通訊‧教育短評,2011年2月23日。)

香港還是殖民地?

回歸,有什麼意涵?去殖民地化在香港有什麼意義?曾聽過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

最近政制改革諮詢,社會都在看泛民主派如何回應、「五區總辭」是否落實、政制發展能否彰顯民主等。然而,心照不宣的是,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不論速度抑或深度,香港人都不在掌握話語權。英殖時代固然如此,英國在香港實行統治,政制根本不是香港人能參與的;但回歸以後,情況亦沒有多大改變:親建制人士一再說明,香港的政制發展最後始終掌控在中央手裏。從這個意義看來,回歸與否,分別不大。

有人說,香港回歸不過12年,還未是時候實行普選。也有人說,由「八八直選」起計,香港人爭取民主也起碼二十年了。更有人說,就是西方,民主發展也是百年之大業。香港得到中國政府首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在時間上已是很快了,再說要爭取2012年雙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如在當權者既定的框架下行事,以期盡快得到普選,豈不更好?

這樣的論述似乎很正確,但這卻是一種某種程度的殖民心態。過去我們受殖民者統治,無可奈何;但假如現在我們相信的「港人治港」,是我們在當家作主之時,為何仍要我們受著當權者的擺佈、受著國家機器的控制呢?更甚者,是大部分人仍甘之如飴,認為無可厚非。

尤記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這句話出在殖民者的口中,大家不會覺得出奇,但當這句說話出自所謂「祖國」的領導人之口,我等蟻民,還可如何?然而大家別忘了,國家有多少權,理應是人民授予的吧?怎麼一句倒轉了說的話,我們竟也接受了?

王慧麟的《閱讀殖民地II》,既論香港、亦兼論國際,引發大家對於香港管治現狀、以及未來的省思。一如作者在序言所言:「對香港的管治不感樂觀」,以其法律的專業背景、曾在政圈的經驗(包括曾任政務官)、及學者的眼光,我們當可細緻反思,「殖民」兩字在香港有何現實意義。

政制諮詢三個月,這一步能向民主走多遠,我也不感樂觀。

 

閱讀殖民地

王慧麟(2007),《閱讀殖民地II》,香港,上書局

(原文刊於明報讀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