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

教育局應開放培訓活動予所有註冊教師參與

社會一直都對教師的專業質素有所要求,而政府也一直聯同院校、非政府組織及不同範疇的專家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活動,由數小時的講座、研討會,至5星期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Full-time Block Release)」的課程也有。

現時大部分的培訓活動都由教育局資助,參加的教師都可免費參與。其中報讀「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的教師,其學校亦可獲撥款聘用代課教師,讓參與課程的教師可以暫時放下學校繁忙的工作,安心進修。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是值得肯定的。

這些由教育局舉辦或資助的培訓活動,目標都是現時在校有教席的教師,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得悉各項培訓活動的資訊,以及可以經由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參加大部分的相關活動,並由校長批核申請。

然而近年由於適齡入學的學生數目持續下降,不少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縮班」、甚至「殺校」,不少教師因此失去教席,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當他們離開了學校,意味着他們不能夠再透過「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站」獲得報名資格參加在「培訓行事曆」內載有的培訓活動。他們當中很多仍然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只是暫時未能在校執教,但他們仍希望持續更新對教育工作的知識,可是在現行制度下,當他們離開了學校,便不能再參加上述的培訓活動。

這是對他們不公道的。

他們大都跟在校的教師一樣,是根據《教育條例》下註冊的合資格教師,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暫時未能覓得教席或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政府不應該因為他們未有在學校工作而剝奪他們可以參加培訓的機會,反而應該向他們開放報名,讓他們可以持續更新教育知識,更好地準備重新投入教育工作的一天。

對政府來說,接受這些教師參加培訓,並不會在財政上有太大的額外承擔,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講座及研討會;反之,讓他們參與培訓,卻可令社會儲備好一批富經驗的教師,他們可以隨時重投教學,這對教育發展肯定有益。

當然,在有效運用資源的角度看,讓在職教師可獲得優先權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局也應同時考慮讓非在職的教師參與(例如可讓他們以候補的身分參與),既可滿足在職教師的培訓需要,也可讓非在職教師有持續進修的機會,更可使資源充分運用,是多贏之策。

前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即今「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發表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曾說:「我們希望能夠為教師提供一個推動及支援教師持續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成為積極、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固地植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我相信不只在校教師,非在校的教師也應有同樣的機會持續參與培訓,他們既是按例註冊的教師,教育局也應一視同仁,使他們可以參加培訓,並為他們再可以投入教學作好準備,也能為社會儲備良師,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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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常額教席未解的疑問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說:

191.       新學制高中階段的中期檢討已經完成,政府亦積極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為優化高中課程的推行,以及加強生涯規劃教育與相關輔導服務,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現行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預計可提供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職位。我們會在未來兩個學年檢討學校的推行情況。

當中指出預料會「增加」約1000個學位教師的職位,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約10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要了解為什麼說政府沒有「增加」承擔,就必須了解學校的人手編制是如何的。根據《資助則例》,一般津貼中學的人手是按班級數量而定的,現時中一至中三班級,每開一班,就會分配有1.7位老師;中四至中六級,就會分配2位老師,以一間有24班的學校來說,就會有44.4位老師,連同包括因應母語教學政策下的額外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劃」下聘用的外籍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等的教師(已包括校長),全校教師數目約為50人。但50人的教師編制明顯不足夠學校處理日常工作,因此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的各項現金津貼,聘用合約教師、教學助理來協助學校的工作,其中「生涯規劃津貼」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也是這類。

現在梁振英所謂「額外」約1000個學位教師,其實是藉扣減上述兩項津貼而來,政府並沒有「額外」的資源承擔,而且這兩個教席還有一些問題,例如這是按編制可以享用「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或是只能按「強積金」供款作退休保障?兩個職位可否如一般的編制教師般享有升遷的機會?現時兩個職位在《資助則例》沒有列出,那職位的資源是否將撥入「薪金津貼(salaries grant)」資助類別?這些問題一日未解,職位仍然不穩定。

可見,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當然,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約10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蠢事,就什麼都不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本文增訂自《「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2016年1月8日。

「增加」常額教席只是語言偽術

「合約教師」問題一直困擾教育界。不只是新畢業的準教師入職問題,更是教育生態失衡的問題。加上少子化社會的衝擊,縮班殺校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多年來,教育界都爭取趁適齡入學人口下降之時,在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情況下,改善教育質素,包括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數目得以維持,同時可以在資源不用額外增加之時,讓學生得到更充分的照顧,尤其是更充分照顧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可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是以縮班殺校來處理少子化對教育界的衝擊,把每個學生看成「單位成本」,而不是以人為本。結果,學生人數下跌之同時,政府便手起刀落,削去教師編制的教席數目。但在同時間,政府教育當局其實也意識到學校在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需要更充沛的資源才可以維持學校教育質素,因此各項現金津貼便應運而生。理論上,這些津貼可以給予學校靈活使用,以按校情推出不同的項目與措施、以至向外間購買服務來應對學生的學習需要,但事實上,學校大多會以相關的津貼來聘用額外的教師,稱為「編制外教師」。

這些教師不論在學歷、教學經驗等基本上與「編制內教師」相約,但是不論在薪酬、升遷、退休保障等各方面都遠有不及。但在工作上,不論教師屬編制內外,也同樣繁重,在某些情況下,因為「編制外教師」沒有職業保障,工作可能比「編制內教師」更繁重,這已是業內共識。

現時,全港約有2000名合約教師,當中部分年資已近十年,政府現打算將部分給予學校的津貼轉為常額教席,他們預料會因此「增加」約800個「編制內教師」的職位,以此紓緩合約教師的問題。

驟耳聽來,一般人會以為政府終於為解決合約教師問題而踏出一步,「增加」800個常額教席也好像是很有承擔,但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增加」,只是數字遊戲,只是把資源「左手交右手」,政府並沒有增加承擔。

又一次,這只是「語言偽術」,是本屆政府的施政慣技而已。

這個措施教育界很難反對,即使明知這對改善教育生態其實沒有幫助,因為事實上真的會有800位合約教師有機會轉為常額,可以安心於教學,並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然而很明顯,由於有些人進入了編制,而學校其他的津貼將被削減,又會令到有一些人面臨失業的危機。政府是不負責任地撕裂教育界,就如本屆政府慣性撕裂社會一樣。

可以預見,政府將會大聲疾呼,說他們如何如何義無反顧的支持教育界,更把合約教師的數目大幅削減,然後社會、媒體就會不問所以加以附和,日後教育界要爭取合理的教育生態,就會被說成「貪得無厭」。

面對這個政府,是的,真的很無力,因為除了實事,就什麼都會做,教育局的吳克儉尤其是,所以有66%教師給他0分的評分,是一個公允的評價。

 

一件小事

近兩星期,社會各界都在討論學校的管理文化。

讓我說一個小故事。

我曾任教於一所地區學校,是科主任,在校內算是中層管理的一員。當時也是初中的班主任。

有一天,學校的副校長氣急敗壞的來跟我說:「阿sir,有家長今早打電話來投訴,說你上星期家長晚會時,只說了幾句話,便留下了另一位中文不太好的班主任,離開了課室,是嗎?」

「是啊。」我說。

「那是什麼原因呢?」副校長說。

「我出了去跟家長有點事要談。」

「為什麼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了才見呢?」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對呀,為什麼你就不等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與那家長會面呢?

的確,我本來也是如此打算的。但是當天家長晚會時,校長及一眾高層在禮堂的演說嚴重超了時,本來是晚會完結的時間才放家長回課室見班主任,我若再等待其他家長離開才再談,恐怕凌晨12時也未能離校。即使我不介意凌晨才下班,也總不能要家長也那麼晚離開吧?於是,我當下就與班主任拍檔說,我跟所有家長交代了我要說的話,便離開課室,跟那家長單獨談他們關注的事。再說,我也不是唯一的班主任吧?

家長的投訴,是因為聽不明白我的拍檔說什麼,因為他是外國回來的,說的是英文。

然而,那校是自稱「EMI」啊。

副校長收到這個投訴,很緊張,走來問我:「那你有什麼解決方案?」

「解決?解什麼決?你跟家長說明我離開課室的原因不就可以了嗎?」

「萬一家長不接受呢?」

「阿副校長,事實就是如此,家長接不接受我控制不到,我說什麼他也可以不接受吧?」我已經在教員室開始忿怒,同事全都沉默了。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那位家長跟我說,發現近來兒子的書包有被同學用小刀割破的痕跡,擔心他在校是不是跟同學的相處出了問題、甚至是被欺凌?由於事情的嚴重性,我也擔心他兒子有機會受傷,於是在家長致電我之時,我便決定要在家長晚會後跟進。可是晚會超了時,唯有跟拍檔夾好,我單獨見家長,他在課室跟家長會面同步進行。

「但是我也要給家長一個答覆。」副校長說。

「我不是已經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了嗎?」

「但如果家長不接受……」

「……」我真是無言了。「這樣吧,你跟家長說,如果他真的那麼在意要我見他,那請你邀請他來校,他想何時來校見我,我也等他,那可以了吧?」

「你確定這是你offer的solution?」副校長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

結果呢?那位投訴的家長是誰我也不知道。

說這個故事,不是要批評現在我們的學校管理人員有多不濟事,但我頗肯定,上面的那種故事,天天也在我們的學校發生。家長把自己當消費者,喜歡事事投訴;學校怕了家長,事事要息事寧人;社會喜歡事事說「問責」,但根本不先去了解同工的工作,結果教育生態被扭曲,學校怪事頻生。

而我,最後不能再忍受學校的管理層,辭職離開了。

香港須全面改革教師聘任制度嗎?

未命名 3.001

最近教育界發生了兩件涉及教師與學生的死亡事件,分別是有多年浮沉於合約制的教師陳老師,不堪於有志難伸而自殺;以及小學女生在校墮樓身亡,死因庭研訊後,裁判官嚴辭狠批涉事的教師,未有把學生的福祉放在心上,而且在庭上謊話連篇,毫不專業。

兩件事都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意見紛紜,但都有帶出現時香港教師的聘任制度問題。

香港的公營學校主要有幾類:官立、資助、直資。

官立學校由政府營辦,教師大部分由政府以公務員條款聘任,可享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升遷機會;資助學校則是由政府出資,透過「辦學團體」來營辦學校,政府則透過教育局以〈資助則例〉來監察學校運作,以及進行質素保證,確保學校的運作在政府的規範之下,這種辦學模式,全世界絕無僅有。任職於資助學校的教師,聘任及升遷的權力在辦學團體及校方,但他們同樣能享有與官立學校教師同等的薪酬,即按政府訂定的薪級表支薪;直資學校則以政府透過學生平均單位成本,對私立學校提供資助,學校可以在聘任、課程、營運等方面的自由度,毋須接受〈資助則例〉的規範。

在上述各種公營學校類別當中,官立、直資學校只佔少數,大多數均屬於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工作的老師佔了香港教師人口的大多數。由於官立學校教師依循公務員制度,而直資學校的本質是私立學校,因此都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自殺過世的陳老師,多年來都以「合約教師」的身份,在不同的學校擔任教職,進不了「編制」、亦即所謂「常額」教席。有很多人不明白,「合約教師」跟「常額教師」不就都是教師嗎?有什麼分別呢?

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資助學校的教師編制是固定的,一般而言是政府按照學校的班數,來編配教師人手給學校,再由學校公開招聘合適的教師到校工作。以一間24班的中學為例,人手編制如下:

初中:一班1.7位教師,12班即為20.4位教
高中:一班2位教師,12班即為24位教師
全校:20.4+24=44.4位教師

換言之,該校在「編制內」的教師人數是44.4人,而按照政府政策,當中6.66人屬於「文憑職級」;37.74人屬於「學位職級」。這兩個職級的入職起薪點、頂薪點、升遷機會都不同。

除了「編制內」的教師,也有為數不少的「編制外」教師,通常是透過政府給予學校各種有時限的現金津貼聘用,以紓緩教師的工作量,自殺的陳老師,就是「編制外」的合約教師,他們通常都只獲一年聘約,續約與否要視乎相關的政府現金津貼會否繼續發放。此外,由於很多此類津貼往往不足以按照教師薪級表聘用合約教師,故此「合約教師」獲得的薪酬往往與擁用同等資歷編制教師為低。這些津貼的運用,學校擁有自主權,有些校長為免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便會巧立名目,以如助理教師、副教師等不在法例規範下的職銜來聘用教師。

需要說明的是,這44.4位教師,已經包括了校長、副校長等學校管理人員,他們一般在教學上的工作較少(校長更大部份不用上課),以騰出空間來處理學校行政與管理的職務,因此教師的職級越低,上課的節數就會越多。

因此,即使有同等、甚或更高資歷的教師,只要不能進入編制,便會隨時面對失業的威脅,而這種威脅未必與教師的教學表現相關,而是制度使然。更由於近年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的班級數目下降,編制教師的數目亦會按照比例減少。政府早幾年提出的「三保」措施,暫保編制內的教席數目不變,但同時以自然流失方式減去的教席空缺卻不得重新聘用教師,故此,新入職的教師,「常額」職位競爭就越來越大,這也是政策使然。但別忘記,既然政府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容許學校聘請「編制外」教師,也即是承認了學校的編制人手不足,只是政府不願長遠承擔而已。

社會有批評說,各行各業當中,「合約制」也是常規,為什麼偏要保障教師的「飯碗」呢?這便要由教育工作的本質談起。

教育工作與其他行業不同的地方,是要「服務」的對象是人,而且是在成長中關鍵時期的人。很多研究也發現,教師對學生越了解,學生的表現會越進步,而這需要長時間的工作。假如學校經常更換教師,對學生的成長也是不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師工作需要一定的穩定,才可以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帶領他們成長。故此,「常額」制度要保障的,不只是教師的「飯碗」,也是學生的成長。

大家不妨想想,讀書時期,你學習過的課程內容,還剩多少?還是曾經對你成長有所啟發的老師,記憶比較深刻?很多時,對你影響較深的老師,他們很可能跟你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嗎?這就是教師能長時間待在崗位上的重要。

當然,我也同意,需要有一定的機制來確保教師的水平,而這機制現在是沒有的。不單是前線教師,現時也沒有機制確保學校管理人員的水平。這也是為什麼女生墮樓的聆訊後,社會對該校管理人員的表現譁然的原因。

香港學校的管理人員,是透過晉升制度而來的。通常是一些在教學、培育等工作的前線教師表現優秀,便獲得校長認可,獲得了晉升的機會。晉升後便要擔任管理工作,如科主任、行政組別主管等等。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擅於教學、長於學生工作的人,未必是管理人才,但由於晉升涉及薪酬的增加,為現實考慮,很少獲推薦的人會拒絕晉升。

問題就來了,行內有句說話批評這樣的晉升制度是令學校「少了一個好老師,多了一個壞上司」。是的,管理工作不是人人都合適的,因為這當中涉及了許多非單純教學的能力,但在現時的制度下,卻暫無解決辦法。這也是為什麼案件聆訊中,該幾位老師被裁判官狠批之同時,有家長在網上力撐幾位涉事教師是好老師的原因。也許幾位涉事教師都是好老師,但從案件看來,肯定不是好的管理人員。

除非社會都認為學校教育不再重要,可以接受另類教育如在家教育,否則我們要深思的是整個教師聘任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改革,從而令到學校可以聘用合適的人當教師、有完善的機制革除不合適的教師、建立多元的晉升制度,可以人盡其才。舉例說,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雙軌制」,教師可以按能力及性向選擇成為教學專家、或者成為教育管理者,而兩者各司其職,令學校發展可以對學生更有裨益,也可以避免了職務上的錯配,最終影響學生學習及成長。

教育工作的性質不能與其他界別、尤其是商界比較,經常責難教育界的人也沒有深思教育對社會發展的角色。社會要持續進步,很多行業都可以隨時代而轉化、甚至消失,但教育可以嗎?我們大可一起來改革教育,甚至以合理的方式來改變教師的聘任制度,做到任人唯才,賞罰分明,對不合格的教師毋須姑息,才是社會之福。

從教師自殺想起

未命名

又有一位教師同工自殺。

一個人要以結束生命來逃離現世人生,背後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誰也不能否定,與他的工作沒關係。

報載那位同工,喜歡讀書、成績也好,是三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志向,教學表現也曾獲讚揚。可惜的是,入行以來卻未能成功進入編制,在教育界浮浮沉沉,近兩年更一直未能找到教席,情緒的困擾可想而知。

坊間常常有種看法,說找不到教席,可以嘗試轉行,再等待機會不遲。說這種話的人,肯定是對香港教育行業的運作沒有了解。也錯誤地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怪罪在教師身上。

教育跟社會上其他行業不一樣,本質上不是一個「搵錢」的行業。教育要照顧的,是整個社會的兒童及年青人,政府的資源投放是不能迴避的。香港政府對待教育,常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商業」運作原則,便一定可以做到「成本效益」。事實上,政府眾多政策範疇,教育是其中一個不能以「成本效益」來看的政策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個性、出身、能力都不一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會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但偏偏教育制度卻為他們劃了一條線作為基準,政府的教育政策便以這一條線來作為衡量「成本效益」的標準。這種無視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思維,放在教育上,是注定會出問題的。

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不會了解問題所在。

那位自殺的同工,就是這種扭曲政策下的犧牲者。近十年,政府大量提供現金津貼給學校「靈活運用」,但大部分校長都會用來聘請人手,協助學校推行各種計劃,一時間,學校職位名目叢生:合約教師、教學助理、計劃助理、計劃主任、副教師、導師、統籌教師……不一而足。

這些巧立名目的學校職位,不少的工作性質其實跟普通教師分別不大,但是在薪酬福利、退休保障、升遷機會等等各方面,明顯相差十萬八千里,毫無保障可言。但弔詭的是,那些職位的入職者,往往卻是經政府檢定的合格教師,更多是初畢業的年青教師。由於政府寧願給錢給學校,也不願意開編制內的教席,結果新入職的教師,只能無奈接受剝削、接受朝不保夕的威脅。

有很多人會說:各行各業也是合約制,為什麼教師要有特殊待遇?有必要說明一下,教育界的「合約制」是什麼的一回事:合約教師「制度」的問題,是在於續約與否,不一定看老師的教學表現、教學質素。但大家別忽略一點,其他行業續約與否,當與業績、表現掛勾,汰弱留強。但香港教育界,續約與否,看的是政府政策,即使老師做得好,只要進不了編制,老師還是要隨時失業。

又有人會說,身為老師,作育英才,就別太計較待遇,否則何以為學生榜樣?社會上有一群人,邏輯很奇怪,只要你為了理想,就不要太計較收入。所以你做教師,不斷為學生付出就好,不要計較;你要做藝術家,不斷去創作就好,不要計較。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有理想、願意付出的,就必然要犧牲?現在教師爭取的,並不是額外的東西,而只是本來應該有的東西。如果身為老師,面對不公與剝削也不挺身而出,我們還有何資格教導學生公義?

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教師團隊的不穩定,會一點一滴影響教育質素,這種影響不會一朝一夕立時可見,但當影響已經可被看見之時,破壞已經不能逆轉,社會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破壞尚未成形之時,政府可有勇氣,防患於未燃呢?

吳克儉的無知與可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該局網站「局中人語」發表了題為《教育撥款受阻 究竟是誰搬走了我們的「乳酪」?》一文,反駁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指政府玩弄行政手段,以撤回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不是政府的問題,是因為議會內「拉布」所致。

吳克儉說,「拉布」的議員是「始作俑者」,令教育相關撥款未能審議。 他更責難葉建源,認為他「沒有在議會內盡力阻止『拉布』影響教育撥款」,是不做實事之舉,然後羅列一大批數字,證明政府的教育的重視。

本來,教育界對於吳克儉當教育局長,早已不存任何期望,但他這篇文章混淆視聽、歪論連連,社會就不可不防。

首先,關於「始作俑者」。稍為有留意新聞的人,都知道立法會內出現「拉布」是因為現屆政府在梁振英治下,正把過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治文化逐點破壞,社會在梁振英上任後,出現前所未有的撕裂,但政府非但沒有措施修補社會裂痕,更採取鬥爭心態與反對者周旋。非友即敵、敵我矛盾的心態充斥著政府的管治。

「拉布」是早已事先張揚的不合作抗爭,政府掌握資源與權力,本應好好與各界談判,爭取最大公因數,但這屆政府卻是爭取「你死我亡」,既不願談判,更玩弄手段,論「始作俑者」,肯定就是政府整個問責團隊。吳克儉卻試圖把屬於政府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然後倒轉因果,反責難議員了。

近來財委會審議撥款申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打破慣例,抽起一些沒有爭議的撥款申請,目的是要讓有爭議的項目夾硬上馬(如創科局),我們要反問吳克儉,在議員無權抽走、調動財委會議程的情況下,把教育相關的撥款申請抽走,誰才是「始作俑者」?

其次,吳克儉玩弄大量數字,試圖向公眾說明「政府向來十分重視教育,視之為『投資』而非開支」,但他用的仍然是那套慣技:以「錢」來衡量。由學生的資助額,到加大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吳克儉都是在說錢錢錢,彷彿有了錢的投入,就是教育的質素保證。

歪理就在這裡了。

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教育,本來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之義,教育質素的提高,資源的投放是必須的。但是資源並不是全都可以用「使了多少錢」來衡量,還要看是不是用得其所,還要看是不是能夠分配得宜。吳克儉不懂教育,不懂得分配教育資源幾乎是肯定的。

例如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這根本沒有改善教師編制,只是加強了現有編制內的公平程度,因為現時持有學位的小學教師,不少仍然需要擔任文憑教師職級,提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只是把教師應有的東西還給他們而已。但是吳克儉沒說的,是班師比例完全沒變,教師的工作量仍是超負荷,學生並沒有因此而得益。

又例如他提到「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現時的做法只是給現金津貼,讓學校運用,並沒有全面在人手規劃上作出配合,讓學校可以有更佳的人力資源把學生的生涯規劃工作做得更好。雖然這筆津貼數目不少,但問題並非是錢給多少的問題,而是怎樣可以用的更好的問題,在這方面,吳克儉肯定是沒有概念的。

還有他提到的「籌劃免費幼稚園教育、加強支援清貧、非華語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優化課程及加強師資培訓、深化學校及學生交流計劃,以及推動商校合作」等,都是未能適當地配合教育前線,有了錢,又如何?

吳克儉試圖駁斥葉建源,責難議會拉布是抽走教育撥款議案的「始作俑者」,所顯示的,就是不懂教育的layman,走去當教育局長究竟有多可笑。

教育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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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報讀了擬任校長課程,完成了「需要分析」,算是開展了校長認證的程序。正在思索究竟所謂「教育行政」是怎樣的一回事,是為了教育而行政?抑或是為了行政而行政呢?

何秀煌教授曾說「教育是一項良心的任務」。曾任國子監祭酒的唐代文學家韓愈,他曾言簡意賅指出所謂「師」有三項要務:「傳道」、「授業」、「解惑」(《師說》),這是古人對教師的期望。今天,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傳播者,性格的模塑者、需要的協助者、憂愁的安慰者、公義的仲裁者」(梁子勤,1971)。

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不論任何一個環節,人都是處於最重要的位置。由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學校管理、課堂管理、德育、授課、以至訓育、輔導等各個位置,人的參與是必然的。這當然是由於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人才以利社會發展,「科教興國」亦早已成了中國的國策,可見教育於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

加入成為教育同工的人,不少最初都本著一顆熱誠的心,有同工認為「教書很神聖,當你教導一個人的時候,你是在影響他和他周圍的人」(陳楷文,1998),故此有說教育工作是一項「人影響人」的工作。教師的工作之所以與其他行業不同,是「良心」二字。不是本著良心為師,不論這個教師能在社會上有多高的地位,也是枉然。我相信能一直在教育行業堅持下去的,都應本著這份心去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社會都期望教師「學富五車」、「為人正直」、「不偏不倚」、「因材施教」、「愛心爆棚」……,然而這是合理的期望嗎?是否合理,見人見智,但我深信,教師應該不時反思身教言教的重要,為年輕人指引未來,只要深信自己所做的正確,就不怕外界的刁難。

然而,今天當教師實在不容易。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社會視師生關係變成了消費者與供應商的關係,社會動輒對教師諸多刁難,教師因而沒有了空間去經營與學生的關係、沒有了師生之間重情的理念。小思是我大學時的恩師,她在《一生承教》一書中,寫了對老師的眷念,令人動容,但今天要找著一如老師當年的那種師生關係,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沒有空間。

老師的文章公認寫得好,正常去想,鼓勵她創作的應該是中文老師吧。然而,鼓勵她寫第一個專欄的,卻是當時新亞書院生物系的系主任任國榮老師。老師回憶在大學二年級時,任老師每星期都會跟她「喝杯香片茶,跟他聊天,——談的竟是文學和創作」。試問這樣的空間,身教言傳,在今天忙亂的教育環境下,恐怕是妄想吧?一位生物學的教授,看到了學生的文章寫得好,不單鼓勵,還有空間為學生批改,使其進步。我相信今天很多教師,都會很嚮往有這樣的空間,為學生的成長努力,但是,這不過是嚮往而已。

教育當局常常以為,不斷的給錢學校,就能為教師「創造空間」。這種事事以為錢可以解決問題的思維,不單無法解決問題,反製造了更多的問題。假如真的希望香港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請認真給教師空間,別太多干預。

我有時在想,當有一天我有機會擔任校長的話,究竟我要辦一間怎樣的學校呢?而這個社會又會想要怎樣的教育呢?

(原文刊「明報讀書網」,2012年8月29日。修訂於2014年12月9日)

教育怎樣才算「多元化」?

自然中學暑期班

攝於自然中學暑期班結業禮

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上說教育要「多元化」,因為多元化的教育才有機會讓擁有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成功。我們的政府也常常就鼓勵多元的辦學模式,但是究竟怎樣才是教育的「多元化」卻甚少有深入的討論。

就看看我們身處的香港。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制度,適齡兒童由入學到完成學業,政府都管得非常細微。高度中央化的課程、評量、升學階梯、學生分流,基本上所有環節都有政府的身影。全香港絕大部分的學生,所學的是同一樣的課程、所考的是同一樣的考試。在政府的主導下,學校的分類其實非常單一:只有按學生所謂學業成績來排等第,出現有所謂Band 1、2、3的學校。位於不同Band的學校,校情固然不同,但不爭的事實是所有學校學的東西,基本上還是那套由政府中央製訂的課程,所有學生幾乎是沒有選擇的在同一套課程內打滾,而所有學校也幾乎無可選擇地採取大同小異的模式來辦學。

教育官員會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元化,既有政府官辦的學校、亦有政府資助的公營學校、也有直資學校、也有私立學校。當我們細心留意,這裡說的只是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財政來源,並非在辦學、課程等有不同的地方。官校的辦學以至管理架構,與公營、直資學校可以幾乎一樣,更別論是辦學的模式了。

當我幾年前有機會認識自然學校的朋友,才發現多元辦學是有可能的。在自校裡,同學的個性得到尊重,學與教不再是千篇一律,老師也可發揮自己的專長,不拘一格的實踐教學理念。同學學到的不單是知識,還學習生活、學習欣賞、學習自律。因此走進自校,不會有一般學校的壓迫感,同學學習也可以從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出發,老師更多時是促導者,從旁引導,讓同學自己找尋學習的意義。

有一次我參加自校的畢業禮,在校園閒逛,偶然看到同學的文字作品,身為中文老師,看到小四同學的文章,竟比我當時任教的中四同學水平還要高,我想必然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中文課程缺了些什麼,才令高中生的文章水平不及自校的小四同學。又有一次到自校參加分享,還未放學的同學,開心的在校園玩耍,看到我這個陌生人,他非但沒有害羞,還主動走過來問我是誰、來學校做什麼。這令我反思,傳統學校教育,是不是也缺少了什麼?

過去幾年,自校小學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為香港的教育添了亮麗的一筆。現在來到籌辦中學,前面要面對的問題與困難更大。但我樂觀其成,可讓我們的年青人在傳統學校教育之外,有不同的學習選擇,令香港教育有真正的多元化,也希望決策者能以新思維,支持自校。

 

本文亦刊於自然中學網誌

詭辯也救不了特區政府:回應張志剛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又再「以個人身份」在《明報》發表文章,是次題為〈政黨政治的浪漫和現實〉(2013年12月3日),一方面指出「如果按照《基本法》的正文和附錄,都沒有完全否定政黨執政的安排和可能性」,但另方面又指「對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我們往往可以通過想像來把它浪漫化,政黨政治即為其一」。對於這種「方方面面」都說一些,但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的文字,我們當然不會陌生,尤其是在近一年多以來,語言偽術充斥,詭辯相當有市場。

張志剛以美國早前的聯邦政府「停擺」、以及最近泰國政局為例,歸納出有政黨政治的地方,就會「亂」,然後又再搬出建制派常說的「以為一旦由政黨中人當特首、當司長局長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種論調,目的要說服大家,政黨政治不適合香港,他更指出上次特首選舉時,唐英年與何俊仁都有、或曾經有政黨背景,「如果唐何二人勝出推行變相的政黨政治,那香港是否又馬上天下太平?」他說的都沒錯,但同樣我們也可以反問:「現在沒有政黨政治,梁振英也沒有參加任何香港政黨,司局長出身政黨的亦屈指可算,那麼現在政府可以解決問題嗎?香港現在又是天下太平了嗎?」

也許,政府內、行會內已經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在梁振英管治下成績甚佳,否則也不會發表那《施政匯報》,自我吹噓一番。但現實是自1997年以來,現時的香港社會比起任何一個時候都要來得撕裂、社會問題都要來得嚴重、過往賴以維持社會運作的優良制度日被人治蠶蝕。政黨政治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不得而知;但現時政府無力處理,卻是彰彰甚明。

文章再言,由政黨中人任局長的話,會「出現史無前例的大分裂」。假如這種情況會出現,責任誰屬?別要忘記,現時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委任官員的大權在特首手上,如果特首執意要把施政理念有大衝突的人放到同一個管治隊伍中,問題是出在特首用人的眼光,而不是官員是來自什麼政黨背景。

政黨政治在香港沒有大規模發展,是因為政黨沒有執政機會,一般市民也知道不能透過支持政黨、以選舉去影響政府,於是政黨都沒有詳細的治港理念,多以爭取利益掛帥。社會利益多樣,細黨化自是必然。但如果政黨有機會執政,情況自然有變,意念相近的從政者自會統合,尋求更大的執政空間。這種角度,張志剛沒有提及,是否刻意不提?就只有作者才知。

張志剛的文章最後以中大的民調數據作結,說市民對「政黨整體的滿意度只有7%」、「不滿意的超過四成」,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卻毫無論及,便跳到結論,說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

也許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但只懂詭辯,不去正視問題的「行會成員」,又救得了嗎?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版》,201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