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

必也正名乎——由郭琳廣的一篇文章說起

子路曾問政於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對老師的話不能認同,覺得政事甚急,不應迂腐地花時間在「名份」之上。孔子聽後,直斥子路,並說: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

孔子認為,君子重名份,不是迂腐之舉,而是謹言慎行。因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不能隨便為之,否則禮崩樂壞,社會就會亂作一團。

今天(7月4日)郭琳廣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本土」、「城邦」、「港獨」發表評論。本來在現代社會,每人都有言論自由,有權就任何議題發表看法,沒人會有異議。

但是,郭琳廣發表文章時,卻用了「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監警會主席」兩個公職銜頭。

他在文章中,一面倒批評「本土」、「城邦」、「港獨」。這本來都不是問題,他有他的見解,同意與否,自是讀者的選擇。可是,當他用了公職身份來發表言論,問題便來了。

首先,他整篇文章,都是在批評「本土」、「城邦」、「港獨」如何「傷害」香港,與香港交通規劃完全沾不上邊。根據交諮會網頁,交諮會的職權是「就各項交通事務,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郭琳廣既用了「交諮會主席」的身份發表文章,內容應至少與交通問題有關,但該文並沒有半句與交通問題直接相關的論述。

其次,他又同時用了「監警會主席」的身份。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就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工作」,簡而言之,就是處理與投訴警方執法有關的職務,是香港重要的監察機構之一。近年香港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不同的社會、政治事件都引發了不同的團體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警察作為與示威者直接接觸的執法單位,自然有更大機會與市民發生衝突。由於警察擁有使用武力的公權力,他們也應合乎比例地接受監察與制衡,以保障市民的基本人權。

「本土」、「城邦」、「港獨」是近年新興的政治議題,社會亦屢有討論以至爭議,但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不傷害他人,他們如何倡議、如何行動,都是他們的自由。而同時,警察在行使公權力的時候,只要不濫用,我們就應支持他們執法。但當他們執法時濫用公權力,市民便可以透過機制投訴警察,而「監警會」在此的角色便非常重要。

如今「監警會主席」郭琳廣在發表評論,批評某些政治倡議,我們很難不懷疑,萬一所謂「本土」、「城邦」、「港獨」的倡議者投訴警察濫用權力之時,監警會是否仍能秉持「獨立」、「公正」、「誠信」的價值觀來執行《監警會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使用公職身份發表意見,務必小心又小心,郭琳廣是兩個機構的主席,一言一行就是代表著機構,不能亂來。或者有人會說,他擔任公職就不能有言論自由嗎?不錯,他仍然有其言論自由,但既然他選擇了擁有公權力,個人自由就要相應的放棄,或至少只用個人名義而不是公職身份。

擔任公職的人,名實不符,此為禮崩樂壞的表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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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當政府把面具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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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南昌站)

其實,從來沒想過,這個政府是這麼的不要臉。

為了要香港人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袋住先」,官員「放下身段」反佔中有之、發動輿論攻勢有之,務求要以我長官意志,推行我想要的政改,而不是市民要的政改。

以前,政府還會假意聽意見,戴著一副兼聽的面具。但今天,已再不用了,擲下面具,就讓港人看看猙獰面目而你又奈我如何?

尤有甚者,這個政府還利用可以在大眾傳媒賣政治廣告的特權,宣揚政治理念,同時對反對者的示威行動肆無忌憚扭曲再扭曲。利用影像與聲音,誤導群眾,達到政治目的。

一直以來,政府在電視播放宣傳片,多是一些政策、或者是公共服務的宣傳,不論手法如何,立場都偏向中立,沒有情緒化的語言。但在2017的政改上,政府一反過往的習慣,利用公共資源,宣揚某些人的政治理念。由「有商有量」、到「有根有據」再到「把握機會」,玩弄語言力量,一步一步給市民洗腦,要市民「袋住先」。這種轉變,是漸進的,還戴上「兼聽」的面具,直至出現「有票,你要唔要?」這個系列的廣告。

這個廣告利用了大型遊行的畫面,配以少量衝擊的畫面,營造了某些人說要爭取民主,卻用了暴力的意識,不知就裡的人,當然立即對號入座,並認為聽信政府才可「轉變」所謂「暴力」。

這是赤裸裸的扭曲與誣衊。

梁振英政府為求目的,已去到不擇手段,破壞過往政府的管治道德。不要以為這只是政府賣賣政改廣告那麼簡單,這個關口一破,以後建制派就可以透過政府宣揚政治理念,抹黑、影射反對政府的人。而同時間,反對者是無從反擊的,因為除了政府,一般人是不能在電子媒體賣政治廣告的。

政府擲去了面具,後果是血淋淋的。

《施政匯報》教育政績掩耳盜鈴

去年6月25日,梁振英發表首份《施政匯報》(下稱《匯報》),當時我在本報撰文(《獻醜不如藏拙 評梁振英六大教育「政績」》,刊2013年7月3日),勸其「獻醜不如藏拙」。一年過去,政府的教育工作究竟有何寸進?今年竟又再發表第二份《匯報》(6月24日),羅列所謂教育「政績」。今年的《匯報》以「培育下一代」為題,列出過去一年政府在教育上的「成果」,絕大部分都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本身甚至不是政策的使然。《匯報》可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掩耳盜鈴,文過飾非」。

專上教育方面

《匯報》的首段:「2013-14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38%」。表面看,好像有所增加承擔,但這種數字遊戲又騙得了誰?教育局網頁資料表明:「現時透過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每年提供約146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過往我們常說高中學生(即中學會考程度)升讀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在18%左右,在學額不變的情況下,升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比例高了,原因顯然只是適齡學生的人數下降,並非政府的實質承擔增加。教育界一直向政府爭取增加大學學額均不得要領,如今卻這樣玩弄數字,變成所謂「施政成果」,相信就只有梁振英政府做得出來。

這還不止,《匯報》又指出政府於2014年1月宣布「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到2018-19學年,每年將有5000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的確,這1000個額外資助學位是由本屆政府增加的,值得肯定,但政策本身卻是由上一屆政府於2010年確立的。相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位畢業生,1000個額外學位只是杯水車薪。只提出增加1000學位,而不提這是上屆政府的政策延續,不過是把別人的功勞挪為己用而已。

至於其他的「獎學金計劃」、「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新計劃資助每屆最多1000名學生,修讀選定範疇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程」,以至「推行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措施,顯示的,只是政府對專上教育仍然認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去思考專上教育的定位,一而再只把教育看成職業培訓,絕口不提鼓勵人文思維、全人教育等理念,這又是什麼「成果」?

中學教育方面

《匯報》更是無視中學教育生態面臨的大變。去年的《匯報》,政府煞有介事地說要穩定中學教育界生態,提出矮化教師的「三保」政策,其結果是沒有多大效果,中學仍要面對縮班困擾、教師入職困難、職位前景不明等狀況;大量合約教席正在動搖教育界的穩定,這不是教師要職位穩定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學界正面臨斷層,學校開始無法建立穩定的團隊。教育工作與其他界別不一樣,它極需穩定的教師團隊照顧學生,尤其是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教師團隊不穩定,將難以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差異。

結果,過去一年,政府仍舊對中學界的主要訴求充耳不聞,只《匯報》加強學校升學及就業輔導支援、加強「商校合作計劃」等雞肋式措施。至於把檢討新高中課程這項本來在改制之初早已決定會做的工作也視為「成果」,以梁振英的思維,我們自是不感意外了。

小學教育方面

今年北區小一派位亂局依然,家長仍舊怨聲載道,政府則視新的「分流」機制為功績;免費幼教在成立委員會後仍無具體結果,便以學券稍為加強而作為「成果」;今年對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更沒有任何內容。至於資助學校提升網絡設備,在現今這個世代,只是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責,如何談得上是功績?面對這樣的「成果」,教育界只可被動接受而已。這裏無意否定政府的工作,但修修補補的措施,有大書特書的價值嗎?

梁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思維,有一點大家要細心留意,就是他們正大量推動香港學生回大陸交流,甚至就學,但對支持學生認識世界的力度則相對不足。與回大陸交流有關的撥款近4000萬,但支持學生到外國交流的撥款則不足300萬,究竟政府希望我們的學生有國際視野,抑或只希望他們認識所謂「國情」?在推倒國教科之後,大增這類回大陸的交流,是否為國教另闢蹊徑,值得留意。

連續兩年的《匯報》,一再顯出由吳克儉、楊潤雄這兩位教育外行人領導教育政策之弊,身為人力資源專家的吳克儉及政務官出身的楊潤雄,政策取態明顯只以教育作為職業培訓的主軸,並以「資源分配」作為所謂承擔的主要思維,這兩種取態本來沒有問題,都是教育政策需要考量的地方,但是欠缺宏觀視野、欠缺對教育理念了解的話,這兩種取態注定造成教育政策的缺失,而這兩年的《匯報》則把這些缺失表露無遺。

無視教育制度的問題,不去思量解決,所有的所謂成果都不會得到教育界認同。與其自我感覺良好,不如切切實實,虛心向前線同工的智慧學習。把教育做好,對社會的將來只會有利無害。

(文章刊《信報》,2014年7月2日)

劉兆佳教授:那是甚麼狗屁選舉?

《信報》今天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策組首席顧問、前中大社會系教授劉兆佳在他的新書裡明言:「在一國兩制下的選舉結果必須是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是對一國兩制實施有利的結果,而不可以是其他結果,更不可以是與一國兩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結果。」

實在難以相信,這種話是出自一個從前頗受尊敬的社會學者的口。

究竟要是怎樣的利益引誘,才會令到這樣的人可以完全泯滅良知,發謬論而不臉紅?

所謂民主、所謂選舉,重點竟然不是人民的選擇?竟然只是當權者的操控?那麼人民在當權者的眼裡,究竟是甚麼?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反駁中聯辦的前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當時我曾認為中國政府「還不是人民的政府」,只是中共利益集團內戰以後的管治團伙,根本稱不上尊重人民的權利。而今天,這種意識,卻蔓延來到香港,赤裸裸的要把人民固有的權力奪走。

而跟這種狗屁選舉鳴鑼開道的,卻是一位香港的學者。

我想,就算是中學生選舉學生會,都不會接受是校方「預定和計劃好的結果」。因為這些經選舉出來的代表,是獲得群眾授權、向群眾負責的人。一旦這只是一場「預定和計劃好的」選舉,已幾可肯定群眾的利益將會被抹煞,選舉出來的人先天只能當傀儡。

難以想像,香港人只能在傀儡與傀儡之間選擇。

原來從前說笑的「在曾鈺成與曾德成之間」選擇特首的日子,一點也不是玩笑。

早已說過,讓一群獨裁慣了的人來搞民主,只是緣木求魚,只是萬萬想不到,現在竟是這樣撕破臉皮,毫不矯飾。

劉教授,身為香港人、身為學者,你不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就算了,可否不要把大陸那種狗屁東西,拿來污染香港呢?

如此「成果」:評梁振英「施政匯報」教育部分

梁振英真的很有創意,整個班底也很自我感覺良好,推出《本屆政府上任一周年施政匯報》,為各二次創作的朋友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身為教師,當然要看看他在教育範疇有什麼「階段性成果」,嘩!不看由可,一看他羅列的六大「階段性成果」,實在看到了梁振英跟吳克儉對教育界現狀是如何脫節的。

一、「2013年4月,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為15年免費教育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梁振英在競選時,說的15年免費教育,政綱寫的是「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工作小組,推行免費幼兒教育」,現在卻變了「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如何推行」,「研究」二字可圈可點,因為「研究」結果可以是「推行」、也可以是「不推行」。如此模棱兩可,卻自誇是「踏出歷史性的一步」,「語言偽術」表露無遺。

二、「於北區公營小學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由於今年該區出現約1,700個跨境學童所需的額外小一學位,並研究優化2014-15學年及以後的安排,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優先照顧在本地居住的學童。」

說得真好,但實情卻是政府無視問題,終在今年小一派位出現問題。北區學額不足,原區學生不能就近入學,臨急臨忙弄個「返回機制」,把學生及家長都折騰一番,然梁振英竟說政府把派位亂局說成是政績,究竟這個政府還知不知「醜」?

三、「應對未來數年升中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過渡情況,由2013-14學年開始實施一籃子針對性紓緩措施,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這種說法效果就是向社會發出訊息,政府已仁至義盡「保」著教師的工作,但對於透過改善師資以提升教育質素卻隻字不提。把教師矮化成一群為要「保」的人,加上師訓畢業生找尋教席無期,又如何能吸引人才入行?須知道教育與其他行業不同,極需要穩定的環境才可發展,教師也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安心照顧學生成長。不去檢討教師編制、穩定人手,卻以所謂「紓緩措施」來蒙混過去,還好意思認為這是「成果」?

四、「由2013-14學年開始,每年發給每所公營中小學的『學習支援津貼』上限將增加五成至150萬元。」

這項用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津貼,並不能長遠改善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工作。由於津貼多寡要視乎學校取錄多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定,資源不穩定,學校難以制訂長遠的發展,包括人手安排、培訓等。表面上,「增加五成」好像很慷慨,但細想一下,不過是過去津貼太少而已,別把一些本來就是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應有之義說成好像皇恩浩蕩一樣好嗎?

五、「在2013-14學年,更改支援學校的模式,向取錄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撥款,以擴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選擇,及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融入社會;預計共約100所學校受惠。」

在本地公營學生讀書的非華語生主要是南亞裔學生,除了語言外,還要照顧他們在文化、生活習慣等的差異,只是向學校提供撥款,根本不足以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有課程的制訂、調適,教育界也向政府建議過為非華語生制訂「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本地課程,才是真正能協助非華語生學習中文,但政府就是拖著,但又同時讓這些學生進入本地學校,學習一種對他們來說相當困難的科目。這樣的不對焦,怎算是「成果」?

六、「2013年4月,分配三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由2013-14學年起逐步提供約1,700個學額。」

國際學校學額不足,已是老問題,也令不少外資企業放棄來港。造成學額不足,除了是學位短缺外,不少國際學校取錄的本地生比例偏高也是問題之一,不少達官貴人也送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亦早已不是新聞。而重要的是,國際學校體系與本地公營教育關係也不大,把「分配校舍」這樣的行政操作,也說成是「成果」,也可想而知,梁振英政府對教育有多重視。

教育界一早預警,不要再以外行領導內行,結果教育局正副局長都是外行人,上面六項都敢拿出來獻世,說成是「成果」,實在是丟人現眼。

詭辯也救不了特區政府:回應張志剛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又再「以個人身份」在《明報》發表文章,是次題為〈政黨政治的浪漫和現實〉(2013年12月3日),一方面指出「如果按照《基本法》的正文和附錄,都沒有完全否定政黨執政的安排和可能性」,但另方面又指「對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我們往往可以通過想像來把它浪漫化,政黨政治即為其一」。對於這種「方方面面」都說一些,但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的文字,我們當然不會陌生,尤其是在近一年多以來,語言偽術充斥,詭辯相當有市場。

張志剛以美國早前的聯邦政府「停擺」、以及最近泰國政局為例,歸納出有政黨政治的地方,就會「亂」,然後又再搬出建制派常說的「以為一旦由政黨中人當特首、當司長局長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種論調,目的要說服大家,政黨政治不適合香港,他更指出上次特首選舉時,唐英年與何俊仁都有、或曾經有政黨背景,「如果唐何二人勝出推行變相的政黨政治,那香港是否又馬上天下太平?」他說的都沒錯,但同樣我們也可以反問:「現在沒有政黨政治,梁振英也沒有參加任何香港政黨,司局長出身政黨的亦屈指可算,那麼現在政府可以解決問題嗎?香港現在又是天下太平了嗎?」

也許,政府內、行會內已經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在梁振英管治下成績甚佳,否則也不會發表那《施政匯報》,自我吹噓一番。但現實是自1997年以來,現時的香港社會比起任何一個時候都要來得撕裂、社會問題都要來得嚴重、過往賴以維持社會運作的優良制度日被人治蠶蝕。政黨政治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不得而知;但現時政府無力處理,卻是彰彰甚明。

文章再言,由政黨中人任局長的話,會「出現史無前例的大分裂」。假如這種情況會出現,責任誰屬?別要忘記,現時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委任官員的大權在特首手上,如果特首執意要把施政理念有大衝突的人放到同一個管治隊伍中,問題是出在特首用人的眼光,而不是官員是來自什麼政黨背景。

政黨政治在香港沒有大規模發展,是因為政黨沒有執政機會,一般市民也知道不能透過支持政黨、以選舉去影響政府,於是政黨都沒有詳細的治港理念,多以爭取利益掛帥。社會利益多樣,細黨化自是必然。但如果政黨有機會執政,情況自然有變,意念相近的從政者自會統合,尋求更大的執政空間。這種角度,張志剛沒有提及,是否刻意不提?就只有作者才知。

張志剛的文章最後以中大的民調數據作結,說市民對「政黨整體的滿意度只有7%」、「不滿意的超過四成」,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卻毫無論及,便跳到結論,說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

也許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但只懂詭辯,不去正視問題的「行會成員」,又救得了嗎?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版》,2013年12月10日)

反共又如何?

資深傳媒人及政治評論家劉細良獲特首委任,加入由劉兆佳領導的中央政策組任全職顧問,以劉細良的背景及能力而言,他答允加入中策組,是政府的榮幸,假定劉細良在中策組內仍然堅持把以往對政府的批評及對意見帶入組內,這對政府實有利無害。

不過,他的委任卻引來左派的不滿,曾鈺成更撰文表示劉細良「經常以尖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攻擊親中人士,毫不掩飾他對『傳統左派』的敵視和鄙視」,民建聯的馬力亦指「劉心態反共,不宜加入政府」。左派的葡萄酸,盡顯無遺。

香港有不少人認為「反共」不可,因為「反共」代表了「反中」,在他們的心中,這就跟「叛國」無異,以此邏輯,「叛國者」怎可以加入建制呢?更令他們不忿的,是在委任劉細良的同時,民建聯的「年青才俊」陳克勤只獲委任加入特首辦任特別助理,負責「斟茶遞水」(月薪七萬多元),「令為他(特首)賣命的人感到心寒」。看來,馬力對陳克勤真的十分看重,起碼他認為這位年僅三十歲的黨員,其能力跟劉細良比較,應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即使任特首辦特別助理仍感不值。

我們要問的是:為甚麼不可以反共?共產黨是甚麼?

理論上,共產黨只是一個政黨,只是一個機構,不是政府任何一個部門,共產黨,只不過是在中國執政而已。可惜的是,中國沒有民主,人民縱使對共產黨的執政有所不滿,也沒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去更換政府,黨國不分,一直都是中國政治的最大缺陷。

香港行的是一國兩制,共產黨在香港根本不是甚麼,只不過是有很多很多共產黨的死硬派支持者甘於代言而已,在香港,反共又如何?事實上,共產黨在近幾十年的所作所為,對中國有多大的傷害早已不言而喻,如此的一個黨,為甚麼不能反?即使是一個政府,她做得不好,我們都可以反對她,何況只不是區區一個黨?

反共根本沒有問題,問題只不過是左派認為他們撈不到著數,分不到餅仔,只望到樹上的葡萄,吃不到、摘不到,只好望著葡萄樹大吵大嚷。

我借本文亦希望劉細良入了中策組後,可以為政府帶來多點新的思維衝擊,心戰室內再沒有多點腦震盪,恐怕政府不會有進步;萬一閣下發現自己起不了作用時,請你立即離開政府吧,我們都知道,政治是「爛蘋果」的篩選遊戲,在適當的時候,就要離開,無謂「做臭自己個『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