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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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史科課程修訂未解之疑

歷史是一種書寫,中國歷史的傳統是「勝利者」的書寫,至今依然。因此,為免墮入統治者對歷史的演繹,我們都應當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史觀。台灣學者詹素娟曾指:「所謂『史觀』,既可視為對『歷史』的觀點,也指涉時間觀、對『歷史』的概念或發展的邏輯」,而「由於主體不同,看到的歷史也不會一樣,以致於同處一個社會,卻有多種歷史觀點的記憶並存,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對立、爭奪與壓制,也可以是相互尊重與理解。」歷史教育因此不單是了解歷史發生的過程,更重要的是讓學生能用自己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自己的關係,才可能「鑑古知今」,並且汲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覆犯錯。

教育局剛公布初中中國歷史科第一階段的修訂諮詢文件,稱將集中諮詢「課程理念、宗旨和目標、初擬課程架構等。」並「提供未來課程實施的初步構思」。修訂文件當中稱將中國歷史「化繁為簡」,「不以帝制王朝的起訖作為畫分不同課題的標準」,「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在有限的課時下,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作某種整合,是無可厚非的。是次修訂,便將中國歷史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當中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來貫穿各個時期。表面上,這大致上沒有什麼大問題,但當我們細看「課程大綱」,卻發現有以下未解之處。

諮詢稿指出,預算初中中史科大約有150教節,但與香港有關的只有15節,即佔全科10%,比例少得不合理。其中三年的建議課時分別只有:中一兩節、中二四節、中三九節。這樣的課時比例,顯示出本科的目標仍然傾向給學生灌輸「中國」的那套歷史演繹,並非讓學生建立一套屬於他們自己的史觀,也缺乏立足於香港的獨特性。

當我們細看「香港發展」的部分,文件顯示談香港會在秦史部分說起,但秦以前的香港到底如何?秦以前的香港就沒有人在生活嗎?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資料,「港島舂坎灣、南丫島深灣及大灣、赤鱲角虎地灣、屯門龍鼓洲和湧浪等地點,曾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陶器有炊煮器和盛食器,多飾以彩繪或拍印細繩紋,石器則有各式生活工具和裝飾物,推測先民過著簡單的漁獵生活。」換言之,遠在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4500至6000年)在香港地區已有人類生活的紀錄,而且從未間斷,但在「課程大綱」卻沒有述及,反而只談所謂「華夏的起源」,就是所謂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我無意猜度當局為何不談秦一統以前的香港,但當局應該有一個說法,論證不談的理由。

在論及「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時,課程大綱並沒有詳細交代會涉及什麼內容,但當局必須留意,不應過份偏重中共的那套抗日論述,而忽略了戰時英軍(尤其是加拿大軍)的為保衛香港的犧牲,更不可只說「抗戰勝利」而不談「香港重光」。同樣地,在論及「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時,必須清楚分辨國軍與共軍的不同,不能任由中共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說法橫行。只有將不同論述鋪陳出來,讓學生有多元認知,並建立自己的看法,才是歷史教育應有的態度。

此外,課程大綱用了「國民黨退守台灣」的描述,是不妥的。退守到台灣的,並不只是「國民黨」,而是整個「中華民國政府」,將此說為「國民黨退守台灣」無疑就是一種站在中共眼光看歷史的立場,來貶抑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今天的當權者當然不肯承認,但事實是中華民國至今仍然存在,也得到一些國家的承認。如果是次課程修訂真的如當局所說「沒有政治考慮」,便應如實讓學生學習,更充分了解歷史的複雜。

到了談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討論了新中國成立便談「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充滿思識形態的描述背後,卻沒有交代是不是會談及五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及其後果,便已跳到「文化大革命」,但又沒有交代會否談及文革影響香港的「六七暴動」。到了談「改革開放」,除了說到經濟發展,會不會也讓學生認識「六四」?會不會讓學生認識改革開放後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疑問,期望當局下一階段諮詢可以說明清楚。

最後是「回歸後的香港」。為什麼不談過渡期(即回歸前)的香港?即使是所謂「回歸後」,是去到什麼時間? 內容會否觸及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這些在這次的諮詢當中都沒有交代。

吳克儉說這次是「方向性諮詢」,但各界也應小心留意,一旦文件內的「方向」獲通過,往後便會按此框架制訂新課程,因此一些應問的必須要問,而且要細緻地問。學校同工也不應只靠教育局的問卷表達意見,必要時應該將書面意見也一併交給當局,讓他們考慮。

歷史的複雜不是在於已發生的「事實」,而是書寫歷史的人究竟怎樣表達。歷史教育不應暗渡陳倉,成為「洗腦」教育,而應該成為一種多元、批判思維的訓練,讓下一代可以警覺統治者要向我們灌輸怎樣的歷史認識,以達到其統治目的。趁這個修訂課程的機會,應該讓歷史教育打開更廣的空間,就如詹素娟說:「多重史觀若能並存,即使價值反轉,也應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參考文章:

高明士(2009):〈歷史教育與教育目的〉,載《歷史教育》第14期,2009年6月,台北:師大歷史系。

詹素娟(2015):〈原住民的歷史書寫與「史觀」〉,載《原住民族文獻》第24期,2015年12月,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談《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意義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文本正本,現存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12月2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中國政府拒絕向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簽證赴港一事進行緊急辯論,委員會主席奧塔韋(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收到來自中國的官員指,《中英聯合聲明》已在1997年失效,故此英國無權就「聯合聲明」在香港施行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事帶出了兩個訊息,一是究竟兩個締約國簽訂的條約,能否由其中一國單方面宣稱失效?二是《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清末時三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北京條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將同時恢復效力呢?

政府及建制派常說,香港應以中史科取代通識科,認為學生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那麼,我們就翻開歷史,看看怎樣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這個訊息。

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急需尋求海外市場來傾銷大量生產的商品,以換取更多的資本作生意的擴張。相比於西方如歐美,遠在東方的亞洲,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尤以當時中國為甚。從前,我們的中史教科書都說,自清於1644年立國,即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因此中外交往不多。其實這是大可商榷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從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事實上,去到晚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已達四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對於急於尋找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說,自是非常希望能在中國營商了。而且,假如清廷是「閉關自守」,便難以解釋為何葡萄牙自16世紀一直管治澳門,直至2000年。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中國並非沒有和外國做生意,只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饒,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中國手工業興旺,反而是外國渴求中國產品,導致長時間都是中國享有貿易順差。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以擁有中國製產品為身份象徵,尤以貴族為甚。這個情況終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被打破。

由於清廷的天朝心態,對外國來華貿易視之為「恩賜」,初期外國人來華貿易顯然都接受清廷的這種態度。但是後來清廷因為未能趕上世界的潮流,對外國來華貿易諸多限制,商人遂轉而要求其所屬政府向清廷施壓,包括使用軍事力量來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當軍事力量一出,外國便發現了清廷的軍力不堪,於是便對用軍力威嚇的忌諱減低了,這就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1839年清廷與英國政府就貿易問題交戰,導火線是鴉片問題,故此中國歷史稱之為「鴉片戰爭」。戰爭歷時3年,至1842年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戰事。《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其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也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

《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是這樣描述割讓香港島的:

……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文版的描述則是: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從文本看來,香港島是永久讓英國掌管的。即使中史書上常以「不平等條約」來說明《南京條約》以至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各項條約,以說明條約的不合理,我們不應予以承認。但是我們同時卻要了解,所謂「不平等」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的,環顧中外歷史,這樣的條約不知凡幾。戰敗國要對戰勝國俯首,這不是西方的權利,中國歷朝也有對周邊國家用兵,戰勝了便要他人俯首稱臣,朝鮮、日本、安南等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都成了中國的朝貢國;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曾經不是「中國」一部分,是在戰敗後被強行納入版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些周邊國家來說,也應該是「不平等」的。

因此,雙方簽訂條約,本質上是雙方都必須遵守,除非締約雙方議訂修改或取消。

然而,1984年由中英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即《中英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開首是這樣說的: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明的內容只提及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交還」香港給中國,並未提到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如何處置。當然,中共一早已表示不承認所謂「不平等條約」,但英國則一直認為條約有效,相信因此兩國在香港問題上是刻意迴避提及三約的。

聯合聲明的句式,其實大部分條款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中文版)及「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英文版)開首的,這意味著這份文件對締約國雙方都有同等的約束力,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此外,聯合聲明並沒有為有效期作明確的規定,中國政府卻有此聲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見「聯合聲明」三‧(十二))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解,是整份聯合聲明,有效期至少應有五十年。在這個「五十年」之內,中英雙方都有不論是政治、道德、以至實質上,在香港事務上都有共同的責任,以體現兩國遵行聯合聲明的要求。

假如中國的官員真的認為聯合聲明失效,並以此作為拒絕英國國會調查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理由,即是單方面撕毀國與國之間的協議,理論上即是將香港問題推回至1984年12月19日之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既從未明言廢止,即持續有效,直至有另行的商討為止。如果聯合聲明失效,當可理解為英國與中國從沒有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英國當可立即領回香港的管治權。

還有一點很重要,清廷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是由國民政府繼承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到台灣,事實上並未亡國,只是被中共逼到台灣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歷史,就不能否認,民國建立了103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北京不願承認、也不想大家承認而已。如果真的要談香港「回歸」,對象也該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共。

當然,這不可能是政治現實。歷史也沒有如果,但我們卻可跳出管治者欲灌輸給我們的歷史角度,大膽思考,太史公也說,觀照歷史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從小學歷史,甚少要我們質疑,因為歷史都被認為是「事實」,政府與部分政客也是如此認為,所以提出要「必修」中史。但我們要閱讀歷史,就要建立自己的史觀,揭破當權者的謬誤,才是學歷史的應有態度。從這次有中國官員聲稱聯合聲明失效為引,回看歷史,揭穿荒謬,這樣的歷史課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