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送中條例,送走學術自由

自政府公佈《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來,引起極大的社會爭議,政府以「台灣殺人案」為借口,把《逃犯修例》中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涵蓋範圍一下子擴大至現時沒有跟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及台灣。政府聲稱,建議的目的是要所謂「彰顯公義」、「杜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堵塞法律漏洞」云云。政府的一意孤行、且拒絕公眾諮詢之下,結果不單在立法會造成大混亂,而且在社會也引起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最大型的社會動員,反對修訂。

修例的爭議在於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是次修訂的建議,最令社會感到不安的,是修訂通過後,可以由特首提出引渡疑犯至中國,本來立法會擁有的審議權力則被削去。修訂表面上雖似有法庭把關,但是引渡的相關證據由政府當局提出,法庭的角色相對被動。

雖然李家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引渡的門檻不低、也不會移交政治犯,甚至提出不會移交疑犯至執行死刑的國家,保障疑犯的人權。但是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例如與香港簽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新加坡,就是仍然有死刑的國家之一。要拒絕移交逃犯至新加坡,是相對容易的,但如修訂通過,中國要求香港移交逃犯,問題就會複雜很多。

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以言入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但往往卻不是以言論本身來處罰疑犯,而很多時疑犯的人權保障亦不透明。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類性質極隨意的罪行之下、又或先以一些如「經濟犯罪」作為引渡的理由,回到中國才以其他罪名提控為手段,特首可以拒絕嗎?法庭的把關能力真的足夠嗎?

在香港,近年學術界一直在脅越來越大之下,很努力維護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現在主要的威脅主要是來自經費,但言論的空間雖見收窄,但還算是有,尤其社會科學、中國研究、政治研究等,環境不容易,但學者有心做相關研究的話,暫時仍未需要擔心被以言入罪。修例通過後,學者是否還能毋所畏懼地進行研究或者批評中國,則會存在很大隱憂。其結果將是學者為了人身安全,只好放棄某些研究課題,又或者要冒著風險進行研究。不論是哪種想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有人會說,如果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應反對修例。但是這樣說的人有沒有想過,為何反對的人有這樣的不安?不安的來源並非怕犯法,而是當大家要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而其司法不獨立的政權時,很多問題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加以近年中共不停加強政治及思想控制及鬥爭,學者一些涉及中國或中共的研究、以至批評,將會面臨更大風險,條例的修訂一旦通過,這種威脅將會變得更具體而實在,為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帶來更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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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限權,焉能達義?──向馬道立首席法官請教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大律師公會的活動指出,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尋求司法協助,他說與訟雙方都能夠請到資深大律師在法庭上打官司,反映在法援制度下,香港司法系統能夠做到「以法達義」。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直到當下這一刻,香港仍然能夠維持司法獨立,法庭能夠在審理案件時超越一切考慮,並以法律及公眾利益為依歸,這是為甚麼即使面對政府的橫蠻,市民仍然信靠法庭的原因,其中又以「司法覆核」的制度最為市民信任。在眾多司法覆核的案件上,即使有些判決不為市民認同,但大家仍然相信,「根據法律」,法庭也只能如此判決,表現出對法治精神的重視。

然而,香港現在是不是就如馬官所言,是一個能做到「以法達義」的地方呢?看來這是值得商榷的。

當下社會對法治的理解,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有法可以」、「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一般來說,香港社會在前兩個層次一直都做得很好,市民的守法意識尚高,非到了必要之時,也不會以違法的手段來挑戰不公義。不論是「佔領中環」,還是「雨傘運動」,基本的理念就是要挑戰不乎公義的政府決策,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選舉的831決定,明顯就是違反法治在先,市民以公民抗命來抵抗,這不是單以「違法就不對」就可以掩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錯誤。

七十多天以來,在三大佔領區,抗爭者的和平克制是有目共睹的。反而是一些一心要破壞運動的人,包括擁有公權力的政府,一再濫用權力來對付抗爭者,甚至做出了一些明顯超越法律認許的暴力時,才是真正破壞法治精神。法律的作用,在太平的日子是用來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規範,保障了大部份人的利益不會無理受損;但在非常時期,作用遠不至此。當社會有動蕩,法律除了用作維持社會秩序之外,更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政府假借秩序之名來鎮壓反對聲音,但在過去的七十多天,我們一再看到的,是政府對反對者的聲音肆無忌憚地鎮壓,甚至已經去到無視法律本來對他們權力的制約。

「以法限權」在過去七十多天,並沒有在掌握公權力的人身上看到,他們往往只會躲在法律的背後作威作福,無視自己是問題的始作俑者。

既然「以法限權」這個層次未達,「以法達義」就無從談起。再說,法援制度本來就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之義,讓所有人都可以不論社經地位及背景,都可以得到法律服務,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將法援演繹為「以法達義」似乎是過份簡化了。

當然,我們仍然對馬官捍衛法治是有信心的,也希望法庭仍然是彰顯法治與公義的地方,是市民尋求公正的最後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