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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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法律」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店員無故失蹤的事,連日來備受社會談論,有說他們避大陸公安、以至國安人員綁走;也有說他們是在大陸犯了事而被捕。一時間,謠言滿天。

不少人對此事的擔心,是因為似乎大陸當局已無視一國兩制,公然越境拿人,但香港政府對此不敢置喙,加上已有書店因此停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令香港一直賴以自豪的出版、言論自由,蒙上一大片陰影。

店員失蹤事件,股東李波更懷疑被大陸自香港擄走,在沒有任何口岸出境手續之下,到了大陸,並自稱需要協助處理一些調查,更令人滿腹疑團。

幾天下來,一些親建制的人都說,不相信大陸會如此不智來越境「執法」,但今天(1月6日)的《環球時報》社評卻有以下一段:

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内地读者出版、销售政治书籍,因而事实上双脚跨到香港和内地两个社会中。它给内地维护秩序制造了特殊干扰,挖了内地法治的墙脚。内地围绕它开展调查,不仅“理”站得住脚,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由此可見,大陸方面已無視一國兩制,把《基本法》訂下的出版、言論、新聞自由拋棄,為了「和諧」,暗中做著不見得光的「調查」。本來這樣的一間小書店,售賣什麼書,只要不違反香港法律,便可光明正大開門做生意,但原來今天還要考慮「中國法律」?《基本法》附件三不就是明明就寫著哪些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其他一概不適用嗎?大陸的刑法在香港肯定不能通行,大陸也沒權在香港對任何本地人、任何本地機構「开展调查」。《環時》還不要臉的學人說「法治」?真的令人失笑。

《環時》的社評還有一段:

至于让李波出现在内地“有关部门”符合不符合《基本法》,关键看李波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内地的。如果是内地警员去香港对李波采取强制行动,把他“五花大绑”塞进警车带过检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那句「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等如代大陸承認了「跨境執法」的確有,而且是以「规避法律」的方式進行,「規避」的當然就是香港法律了。

不論李波是否自願,至少「有關部門」是令李波「規避」了香港的《入境條例》,在未有辦理正式的出境手續下便離開了香港。而《環時》把違法的事說得理直氣壯,難得還有顏面說「法治」。

《環時》正在代表大陸對香港人說,我們就是不會在法律底下做事,法律能利用我們就利用,當法律不能被利用時,我們就「規避」。

而香港政府,是會視而不見的。香港人,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法治的時代了沒有?

未能限權,焉能達義?──向馬道立首席法官請教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大律師公會的活動指出,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情,有些人尋求司法協助,他說與訟雙方都能夠請到資深大律師在法庭上打官司,反映在法援制度下,香港司法系統能夠做到「以法達義」。

我們從來沒有懷疑直到當下這一刻,香港仍然能夠維持司法獨立,法庭能夠在審理案件時超越一切考慮,並以法律及公眾利益為依歸,這是為甚麼即使面對政府的橫蠻,市民仍然信靠法庭的原因,其中又以「司法覆核」的制度最為市民信任。在眾多司法覆核的案件上,即使有些判決不為市民認同,但大家仍然相信,「根據法律」,法庭也只能如此判決,表現出對法治精神的重視。

然而,香港現在是不是就如馬官所言,是一個能做到「以法達義」的地方呢?看來這是值得商榷的。

當下社會對法治的理解,分為四個層次,分別是「有法可以」、「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一般來說,香港社會在前兩個層次一直都做得很好,市民的守法意識尚高,非到了必要之時,也不會以違法的手段來挑戰不公義。不論是「佔領中環」,還是「雨傘運動」,基本的理念就是要挑戰不乎公義的政府決策,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選舉的831決定,明顯就是違反法治在先,市民以公民抗命來抵抗,這不是單以「違法就不對」就可以掩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錯誤。

七十多天以來,在三大佔領區,抗爭者的和平克制是有目共睹的。反而是一些一心要破壞運動的人,包括擁有公權力的政府,一再濫用權力來對付抗爭者,甚至做出了一些明顯超越法律認許的暴力時,才是真正破壞法治精神。法律的作用,在太平的日子是用來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規範,保障了大部份人的利益不會無理受損;但在非常時期,作用遠不至此。當社會有動蕩,法律除了用作維持社會秩序之外,更要限制政府的權力,以免政府假借秩序之名來鎮壓反對聲音,但在過去的七十多天,我們一再看到的,是政府對反對者的聲音肆無忌憚地鎮壓,甚至已經去到無視法律本來對他們權力的制約。

「以法限權」在過去七十多天,並沒有在掌握公權力的人身上看到,他們往往只會躲在法律的背後作威作福,無視自己是問題的始作俑者。

既然「以法限權」這個層次未達,「以法達義」就無從談起。再說,法援制度本來就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之義,讓所有人都可以不論社經地位及背景,都可以得到法律服務,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將法援演繹為「以法達義」似乎是過份簡化了。

當然,我們仍然對馬官捍衛法治是有信心的,也希望法庭仍然是彰顯法治與公義的地方,是市民尋求公正的最後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