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被遺棄的高中學校 未竟之多元進路?

本文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大學聯招剛放榜,今年有報道指部分大學科系收生向非文憑試考生傾斜,文憑試考生及家長認為不公平,大學則以「擇優而錄」辯解。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非文憑試考生普遍憑着高昂學費的IB(國際預科文憑)課程,以非聯招途徑報名,所以引來阻窒社會流動的批評。不過我們覺得,「向非文憑試資格傾斜」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何只有IB或其他國家地區資歷才能進入非聯招門檻,本地同學如不能負擔高昂學費,就只有文憑試一條路?

自2012年實施文憑試作為高中考核以來,就有批評指文憑試「一試定生死」。大家都知道文憑試的評估要求在於學術表現,其他方面的多元智能發展,其實都未能顧及。教育界人士常有感覺,現在我們只有一把尺來量度絕大部分在本地主流學校修讀的同學,其實並不公平。把他們「禁錮」在以應付文憑試為目的之課程6年,亦未必適合培養他們的真正潛能。無論如何,結果是現時的高中制度彷彿變得比舊制更單一,學生出路變相更狹窄。

高中學校填補教育空白

回溯歷史,在新學制開始前,高中教育曾有一段相對多元的時間。2000年教改啟動,當時教統局倡議成立「高中學校」,由2003至2010年間,全港共有12所高中學校,但當中只有4所是真正的純高中,包括邱子文高中學校、明愛華德中書院、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當時教局曾認為「高中學校可以靈活地設計課程和運用資源,因應社會及人力市場的需求培訓人才,為學生提供另一條升學選擇。高中學校各具特色,它們都秉持着同一理念,就是要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課程。這些學校的學生支援工作,亦與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緊扣,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習平台讓學生在不同的領域發揮潛能」(教育局〈局中人語〉,2010年6月6日)。

在高中學校成立初期,各校都建立不同教育特色,也填補了在以文法中學為主導的高中教育空白。一直以來,高中生升讀大學一年級的比例,大約只是20%左右,其餘八成高中學生便需思考自己將來的路。高中學校的角色,能讓學生可盡早接觸文法課程以外的科目,對不少學生(尤其是不適合文法課程的學生)而言無疑是多一個選擇。

高中學校的發展,一般而言都與普通的文法中學不同,早年4所高中學校都各有特色,學生可因應自己個性及志趣報讀有關學校的高中課程,而學校也為學生未來升學作出不同安排。以已結束的邱子文高中學校為例,該校辦學團體職業訓練局為學生安排的「雙軌升學途徑」,讓學生可透過校內成績或會考成績,升讀轄下的高級文憑課程。而學校在課程設計上也提供多項「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課程)供學生選讀,讓一些擅長於「動手做」的學生也可發揮所長,也讓他們可透過不同學習方式,重拾對學習的興趣,對他們來說可能比文法課程更適合。

又例如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該校除了開辦文憑試課程外,亦舉辦經評審的「職業文憑課程」,讓學生可透過課程獲得等同資歷架構第三級的資歷,讓學生可在高中環境有多一種學習選擇。而按該校公布的「情意與社交表現」調查資料所示,學生對學習及校園生活的積極性都有所提升,也比全港學校平均值明顯較高,顯示出他們努力改善學生的行為表現,也揭示了適才施教對學生的個人成長的重要。

制度多元 才能讓年輕人發揮潛能

可是自新高中「334學制」以來,高中學校收生出現困難,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中學都以「平衡班級結構」運作,甚少學生完成初中後會選擇轉往另一所學校接受高中教育;而基於資助問題,學校也不願讓學生在中四離校。我們都知道,單一的制度、教學及學習模式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制度、模式愈是多元,才能讓更多年輕人發揮潛能。可惜自新學制開始後,高中學校(已有取錄初中生的除外)即彷彿被遺忘,其中邱子文高中學校已結束營辦,原校舍已轉為職訓局下的青年學院。而政府也沒有政策及意願鼓勵高中學校繼續發展為教育制度內不可或缺的一員,反而讓其邊緣化。新學制以來,也再沒有新辦的特色高中學校出現。

高中學校可發展出各自特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們是直資學校。直資制度的初心,本來就是讓他們可有較資助學校大的課程彈性,容讓為學生設計更適合課程。學制改革是一個契機,不單止改變公開考試制度,更應是讓制度邁向多元的時機。試想假如資助學校都能容許一定的課程彈性,而不是規定學校只能辦文憑試課程,新高中學制可能已能百花齊放、已能實踐多元進路,但可惜改變並沒有出現。

在高中學校政策被遺忘的情境下,資助中學又被鎖定文憑試課程內,高中「應用學習」便成為了唯一可能於文憑試主流科目以外的選擇。政府曾於2014年成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並於2015年發表報告,當中有提及「應用學習」的角色及認受性問題,並且建議由政府全面資助學費。相關建議亦逐漸落實,包括將應用學習成績由最高等同文憑試第三級提升至第四級,並且由政府100%承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的費用。此外,過往「應用學習」的修讀年期都是中五及中六兩年;在2014/15學年起,教育局推出「提早在中四開辦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劃,讓學校可安排學生在中四開始修讀應用學習,並於中五或中六上學期完成,給予學校一定的靈活度安排學生課堂。雖然當局推出不同措施支援學校開辦應用學習,但修讀的學生比例卻不見得有改善,歷年來都是大約6%至7%之間。而且,除了教育大學全面承認之外,其他資助大學只有極少數聯招課程承認應用學習等同正式選修科。由此可見,現時情况仍難言多元。

本來高中學校的發展,如能配合高中應用學習,是有機會為香港高中教育制度走出更闊的路,讓年輕人有更多選擇。回顧高中學校歷史,並非是要求更多高中學校出現,因為新學制先天上就不利純高中學校發展;而是希望它們在主流學制內進行實驗的初衷能被繼承。可惜的是因政策未能配合,不單未有更多特色高中學校出現,而且津貼中學要突破文憑試框框發展另類課程,更是困難重重。不知何時,大多數的高中同學才能有真正的多元進路?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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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五花八門的「教師」名目

最近某校刊登招聘廣告,職位為「助理教師兼學校維修員」,廣告一出,在同工之間的迴響不少。及後有傳媒向校長、校董查詢,獲告知該職位其實是「科技助理」,校長更明言「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

近年因為中學適齡入學人數減少,學校都要縮減教師編制,雖然政府曾在2013-14學年實施所謂「三保」政策,再加上「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勉強維持了中學界的穩定,但編制內的教席減少卻仍然是教育界的實況。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但學生的問題卻不會因此而減輕,反而因為時代的不同,年輕人要面對的問題更日益複雜,學校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便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人力資源是其中之一。

近幾屆政府都認同,教師的工作量龐大,需要適當地處理。政府過去多年的處理辦法多是發放津貼,讓學校可以「靈活運用」。例如由2001/02學年開始向學校發放的「學校發展津貼(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目的就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讓他們有更多空間致力推行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項目。學校可視乎本身的情況和工作的優次,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來僱用外間服務及/或增聘常額編制以外的臨時人手」,結果「教學助理」隨即大量出現在教育界。

現時這些「教學助理」不少不單持有「檢定教員」資格,甚至已持碩士學位,可是在教席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擔任「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會負責教學,主要是協助老師處理一些行政及備課等工作;另一類則除了分擔老師的行政及備課工作外,由於他們有些是「檢定教員」,於是學校便會要求他們分擔教學工作、以及負責在其他老師缺席時「代堂」。然而,他們的薪酬待遇、退休保障都與正式教師有很大距離,但有些時候工作性質卻與正式教師分別不大、有時甚至更為辛苦。

除了「教學助理」,近年開始有學校招聘名為「助理教師」、「副教師」等職位。這些職位的工作很多時就是教師,但學校卻以比正式教師薪酬低的條件聘用他們。這些「助理教師」、「副教師」並不是正常編制下的人手,一旦接受聘任,往後如轉職,年資是否獲得承認有很大的隱憂,這對新入行的年青教師來說,其實就是「雞肋」。

我明白學校的管理人員都希望可以引入更多人力資源讓學校的教育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也要想想怎樣維持這個行業的專業與尊嚴。如果校長可以說出「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這種話,其實無異於自我矮化,將「教師」這個職稱任意挪用,既誤導申請者,也打擊教師的專業形象。

現時教育界面臨的挑戰不少,學校管理人員的角色非常重要,大家要做的不應該是鑽空子、巧立名目,而應該團結起來,如實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資源來做好我們的工作。當我們在學校要教育學生「公義」之時,反躬自省,我們的學校管理又能否擔負得起「公義」二字?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2017年7月10日)

 

 

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千年一脈的民族劣根性:《拜將臺》重演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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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荒誕劇都寫不出來的荒誕時代。

《拜將臺》2011年首演的時候,回頭一看,縱使當時社會已經很反智,但較之於今天,那個時候原來已算比較正常。今天社會那種「難為正邪定分界」的顛倒邏輯、謬論充斥,正常與理智卻受打壓,聖經上說的「彎曲悖謬的世代」也不過就是如此。

都說中國歷史是循環的。網上有一句出自《機動戰士Z高達》動畫的名句:「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是的,當我們翻開中國歷史,這句說話就說出了這個民族的劣根性。金耀基教授曾說「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份的」,於是出現了上尊下卑的意識,「在下者」不論你的能力多高、功績多麼顯赫,你也不可以「以下犯上」、更不能「功高蓋主」,也要切忌「鋒芒太露」。

韓信,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為雖有過人之才卻遇上心胸狹窄的帝后,於是兵權被奪、含屈而終的悲劇便看來是無可避免了。回看歷史,我們都會不恥於劉邦呂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卑劣,但二千多年後的今天,在中國人的基因內可有改變?我們有比二千多年前更惜才了嗎?我們有打破「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份」而不是基於才能這種思維嗎?

我們都不陌生在職場上「識做人比識做事更重要」這種論調吧?所謂「識做人」就釀成「擦鞋文化」;「識做事」的前提要先「識做人」,你才可有一席之地發揮所長。如此聽來,也怪荒謬的,但我們的社會不就是如此嗎?

也許,韓信不夠「謙遜」,自恃開國有功,連帝后都不放在眼裡,所以就別怪帝后猜忌了。當年不是劉邦信任張良與蕭何的引薦,重用韓信,韓信又怎能成就功業,獲後世尊為「戰神」、「兵仙」?但換個角度,沒有韓信的用兵之神,劉邦又能否破項羽而得天下呢?究竟是誰靠誰?正如今天我們的社會,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受壓迫的一群,卻反而站在權力一方說話,無視權力不平等帶來的不公義,這種甘心屈服於權威的思維,與二千年前又有何分別?

《拜將臺》今天重演,我們又能否在韓信的故事得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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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將臺》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製作
粵劇營運創新會主辦
演出日期:2015年9月30日至10月2日
演出場地:沙田大會堂演奏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