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五花八門的「教師」名目

最近某校刊登招聘廣告,職位為「助理教師兼學校維修員」,廣告一出,在同工之間的迴響不少。及後有傳媒向校長、校董查詢,獲告知該職位其實是「科技助理」,校長更明言「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

近年因為中學適齡入學人數減少,學校都要縮減教師編制,雖然政府曾在2013-14學年實施所謂「三保」政策,再加上「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勉強維持了中學界的穩定,但編制內的教席減少卻仍然是教育界的實況。

雖然學生人數減少,但學生的問題卻不會因此而減輕,反而因為時代的不同,年輕人要面對的問題更日益複雜,學校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便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人力資源是其中之一。

近幾屆政府都認同,教師的工作量龐大,需要適當地處理。政府過去多年的處理辦法多是發放津貼,讓學校可以「靈活運用」。例如由2001/02學年開始向學校發放的「學校發展津貼(Capacity Enhancement Grant, CEG)」,目的就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讓他們有更多空間致力推行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項目。學校可視乎本身的情況和工作的優次,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來僱用外間服務及/或增聘常額編制以外的臨時人手」,結果「教學助理」隨即大量出現在教育界。

現時這些「教學助理」不少不單持有「檢定教員」資格,甚至已持碩士學位,可是在教席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擔任「教學助理」。

「教學助理」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會負責教學,主要是協助老師處理一些行政及備課等工作;另一類則除了分擔老師的行政及備課工作外,由於他們有些是「檢定教員」,於是學校便會要求他們分擔教學工作、以及負責在其他老師缺席時「代堂」。然而,他們的薪酬待遇、退休保障都與正式教師有很大距離,但有些時候工作性質卻與正式教師分別不大、有時甚至更為辛苦。

除了「教學助理」,近年開始有學校招聘名為「助理教師」、「副教師」等職位。這些職位的工作很多時就是教師,但學校卻以比正式教師薪酬低的條件聘用他們。這些「助理教師」、「副教師」並不是正常編制下的人手,一旦接受聘任,往後如轉職,年資是否獲得承認有很大的隱憂,這對新入行的年青教師來說,其實就是「雞肋」。

我明白學校的管理人員都希望可以引入更多人力資源讓學校的教育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也要想想怎樣維持這個行業的專業與尊嚴。如果校長可以說出「名稱叫助理教師,但唔係一個正常一般教師嗰類」這種話,其實無異於自我矮化,將「教師」這個職稱任意挪用,既誤導申請者,也打擊教師的專業形象。

現時教育界面臨的挑戰不少,學校管理人員的角色非常重要,大家要做的不應該是鑽空子、巧立名目,而應該團結起來,如實向政府爭取合理的資源來做好我們的工作。當我們在學校要教育學生「公義」之時,反躬自省,我們的學校管理又能否擔負得起「公義」二字?

 

(本文刊於《明報.觀點》,201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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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千年一脈的民族劣根性:《拜將臺》重演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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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荒誕劇都寫不出來的荒誕時代。

《拜將臺》2011年首演的時候,回頭一看,縱使當時社會已經很反智,但較之於今天,那個時候原來已算比較正常。今天社會那種「難為正邪定分界」的顛倒邏輯、謬論充斥,正常與理智卻受打壓,聖經上說的「彎曲悖謬的世代」也不過就是如此。

都說中國歷史是循環的。網上有一句出自《機動戰士Z高達》動畫的名句:「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是的,當我們翻開中國歷史,這句說話就說出了這個民族的劣根性。金耀基教授曾說「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份的」,於是出現了上尊下卑的意識,「在下者」不論你的能力多高、功績多麼顯赫,你也不可以「以下犯上」、更不能「功高蓋主」,也要切忌「鋒芒太露」。

韓信,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為雖有過人之才卻遇上心胸狹窄的帝后,於是兵權被奪、含屈而終的悲劇便看來是無可避免了。回看歷史,我們都會不恥於劉邦呂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卑劣,但二千多年後的今天,在中國人的基因內可有改變?我們有比二千多年前更惜才了嗎?我們有打破「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份」而不是基於才能這種思維嗎?

我們都不陌生在職場上「識做人比識做事更重要」這種論調吧?所謂「識做人」就釀成「擦鞋文化」;「識做事」的前提要先「識做人」,你才可有一席之地發揮所長。如此聽來,也怪荒謬的,但我們的社會不就是如此嗎?

也許,韓信不夠「謙遜」,自恃開國有功,連帝后都不放在眼裡,所以就別怪帝后猜忌了。當年不是劉邦信任張良與蕭何的引薦,重用韓信,韓信又怎能成就功業,獲後世尊為「戰神」、「兵仙」?但換個角度,沒有韓信的用兵之神,劉邦又能否破項羽而得天下呢?究竟是誰靠誰?正如今天我們的社會,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受壓迫的一群,卻反而站在權力一方說話,無視權力不平等帶來的不公義,這種甘心屈服於權威的思維,與二千年前又有何分別?

《拜將臺》今天重演,我們又能否在韓信的故事得到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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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將臺》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製作
粵劇營運創新會主辦
演出日期:2015年9月30日至10月2日
演出場地:沙田大會堂演奏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