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從「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談起

最近有一位前特首在社交網站貼文,批評某校校長及校董會不願意與曾參與示威而被警察槍傷的學生「割席」。這本來是他的言論自由,但他的帖文當中有一句是「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理」,這就很值得討論。

著名學校領導研究大師、劍橋大學榮休教授John MacBeath曾在Effective School Leadership: Responding to Change(1998)一書中歸納了好校長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委身」(commitment),指出校長需要在校,處理學校的不同事務;其次是對學校的發展要有「願景」(vision),讓學校可以在其領導之下,作出合乎校情的發展路向;另外身為校長要有優良的溝通技巧並樂於與人接觸,因為教育本來就是以面對人為主的工作,所以身為學校領導,溝通能力是很重要的;最後,校長需要適時鼓勵及引發老師的工作動機,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建立校園文化。

不放棄任何學生 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有人可能會問,校長身為學校的行政主管,把學校管理好,不是首要的「任務」嗎?學校「管理」不善,發展又從何談起? 是的,校長當然有行政管理的責任,但決不是「第一任務」。美國智庫Wallace Foundation在2013年出版了一份名為The School Principal as Leader: Guiding Schools to Better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報告,羅列了校長五大任務,包括:一、為所有學生的學業成功塑造願景;二、為學校創造一個合適的教育環境;三、為學校栽培領袖;四、改善教學;五、為學校改進而管理人事、資訊及程序。 由此看來,教育界的共識是「管理」不錯是校長的「任務」之一,但決不是「第一任務」。因為學校管理並不是程序、制度那麼簡單,更加重要的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及道德。

很多人都知道校長的英文是「principal」,但其實更多時候,校長是被稱為「head teacher」的,這意味着校長更重要的身分就是老師、是所有老師的領導。老師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非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們都要抱持不放棄任何學生的信念,這是我們的道德及專業責任所在。

那位前特首在帖文詰問:「學生高買,人贓並獲,學校會公開發什麼『不離不棄』的聲明嗎?」是的,當然不會,因為大家都深知,學生犯錯,學校有責任耐心教導,前提是我們仍然讓他留在學校,教育才有可能發生。前特首又說中槍學生「參加暴動」,校長到醫院探望學生也被說成是「政治上自保」。我想凡是有一點惻隱之心的人,也都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不要說中槍學生還未被法庭定罪,即使他真的罪成,學校仍然有教育的責任,好讓他可以有自新的機會。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專業給我們的使命並不包括把年輕人推到絕境,而是盡力把每一個年輕人教育好,為社會培育人才。

莫再給前線教育工作者添煩添亂

今天香港的教育界已經默默承受着外間不合理的打壓及質疑,校長、老師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仍然為了教育年輕人而緊守崗位,希望那些口口聲聲要教育遠離政治爭議的人,好好思考,信任前線教育工作者,讓他們可以安心做好教書育人的工作,莫再給他們添煩添亂。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9年10月16日。

送中條例,送走學術自由

自政府公佈《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以來,引起極大的社會爭議,政府以「台灣殺人案」為借口,把《逃犯修例》中與移交逃犯相關的涵蓋範圍一下子擴大至現時沒有跟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及台灣。政府聲稱,建議的目的是要所謂「彰顯公義」、「杜絕香港成為逃犯天堂」、「堵塞法律漏洞」云云。政府的一意孤行、且拒絕公眾諮詢之下,結果不單在立法會造成大混亂,而且在社會也引起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最大型的社會動員,反對修訂。

修例的爭議在於並不在於是否「彰顯公義」的問題,要就「台灣殺人案」疑犯移交台灣,不同的法律專家已經提出多個可行方案,只是政府不願接受,堅持要以修改法例的方式來處理。是次修訂的建議,最令社會感到不安的,是修訂通過後,可以由特首提出引渡疑犯至中國,本來立法會擁有的審議權力則被削去。修訂表面上雖似有法庭把關,但是引渡的相關證據由政府當局提出,法庭的角色相對被動。

雖然李家超在不同場合都強調,引渡的門檻不低、也不會移交政治犯,甚至提出不會移交疑犯至執行死刑的國家,保障疑犯的人權。但是他的說法是有問題的,例如與香港簽有移交逃犯協議的新加坡,就是仍然有死刑的國家之一。要拒絕移交逃犯至新加坡,是相對容易的,但如修訂通過,中國要求香港移交逃犯,問題就會複雜很多。

我們不能否定的事實是,中國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以言入罪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但往往卻不是以言論本身來處罰疑犯,而很多時疑犯的人權保障亦不透明。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類性質極隨意的罪行之下、又或先以一些如「經濟犯罪」作為引渡的理由,回到中國才以其他罪名提控為手段,特首可以拒絕嗎?法庭的把關能力真的足夠嗎?

在香港,近年學術界一直在脅越來越大之下,很努力維護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現在主要的威脅主要是來自經費,但言論的空間雖見收窄,但還算是有,尤其社會科學、中國研究、政治研究等,環境不容易,但學者有心做相關研究的話,暫時仍未需要擔心被以言入罪。修例通過後,學者是否還能毋所畏懼地進行研究或者批評中國,則會存在很大隱憂。其結果將是學者為了人身安全,只好放棄某些研究課題,又或者要冒著風險進行研究。不論是哪種想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有人會說,如果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應反對修例。但是這樣說的人有沒有想過,為何反對的人有這樣的不安?不安的來源並非怕犯法,而是當大家要面對一個強大的威權而其司法不獨立的政權時,很多問題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加以近年中共不停加強政治及思想控制及鬥爭,學者一些涉及中國或中共的研究、以至批評,將會面臨更大風險,條例的修訂一旦通過,這種威脅將會變得更具體而實在,為學術、言論及思想自由帶來更大的危害。

理大的教育初心哪裏去了?

理大民主牆事件,四位同學被大學處分,由所謂社會服務令、停學一年到踢出校並終身不獲理大取錄都有,而且判決一錘定音,不設上訴。理大校董劉炳章更表示嚴懲學生的背後是一種警告,大學不容許有談港獨的聲音。

本來,對於一些因為跟政權友好而獲委任為校董的人,能不能維護學術與言論自由已無期望,但希望他們至少要有一丁點教育理念,可是現在那些人就只懂跟隨政權起舞,不分是非。

校方推卸自身責任

好了,有人會說校董只是公職,他們本身是外人,也不一定對教育有認識,那麼學校的管理人員呢?管理大學的大都是教授,除了行政管理,他們最主要的身份不就是教師嗎?面對學生,即使真的認為他們犯錯了,教師的職責不是應該把他們教好嗎?但理大的教師卻在做甚麼?

大學之所以對社會重要,不單只是為了培育社會人才,更是一個能讓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不同理念、思考、立場的人可以不受拘束地辯論與爭議,讓大學的成員藉此創造新的知識。

有人會說,即使學生有言論自由,但他們的行為表現鹵莽,不夠「尊師重道」,應受處分,承擔後果與責任。也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但大學是否真的完全不容許年輕人「犯錯」?問題有嚴重至要剝奪學生學習的機會?反躬自省,大學對事情發展至如此結果真的沒有責任?

很多大學管理層都有一種誤解,以為大學是為了教授而存在的,他們當然擁有不能被挑戰的權力。然而他們大抵都忘了,大學最基本的存在目的,是因為年輕人的需要,不是教授更不是大學管理層的需要。

理大民主牆事件,本質是大學企圖以行政管理手段壓下政權不願見的言論,同學是先被威嚇沒收民主牆,才有激烈的行動維護大學應當捍衞的言論及思想自由。可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全由學生承擔,大學行政一方推卸所有責任,這難道公正嗎?

近年學術界、教育界的紅線越來越多,政權甚至講明甚麼甚麼不能說,即使要說,也只能有一個合乎上意的結論,這根本就是思想控制,要教師們自我審查,不可有忤逆政權的事情出現。大學站在創新思想與知識的最前線,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可是管理者並沒有盡其身為學者的責任去捍衞日益縮窄的自由,反為了逢迎權力,任由權力肆恣干預,以高高在上的行政之姿,跟隨權力起舞。

傘運之後,學生運動正在低潮,退聯一事也創傷了大學生參與社會。而連續好幾年,大學學生會的「缺莊」情況嚴重,大學生參與社會變革的力量也日漸薄弱,這又是我們樂見的嗎?當仍然有大學生敢於挑戰權威時,卻橫遭大學算賬,這又是大學應有的教育態度嗎?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再有蔡元培、再有高錕,但如果連期盼不忘教育初心的大學教師都是奢侈的時候,香港還談甚麼未來與希望?理大的所謂處分,正與大學教育背道而馳,而吊詭的是,今年正是五四運動100周年。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2019年3月5日)

大學資源增 流浪講師零關注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增加了一點教育經常開支,包括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加強支援中小學行政工作等等。這些措施當然合理、也是政府多年來虧欠教育界的,現時只算是撥亂反正。但《施政報告》仍然無視大學生態扭曲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們都指出大學「重研輕教」之風,不單令教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大學教師兼職及零散化(如短期合約)的情況不單沒有改善,更有惡化的趨勢。

以中小學教師學位化為例,政府將在兩年內將中小學教師職級劃一提升為學位職級,以2018年4月1日起生效的薪級表而言,新入職的常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及中學學位教師的入職薪酬為30,165元,而兩個職位的頂薪點則分別為58,345及70,090元。反觀教資會資助大學,現時除了教大有明確的教學職級外,其餘大學都未有為教學人員訂立清晰的發展階梯。新入職的大學講師薪酬雖然跟中小學學位教師差不多,但入職要求明顯要高,可是在欠缺升遷機會的情況下,他們的工作待遇較中小學會相距越來越遠。在同一年資下,中小學教師的薪酬待遇將明顯拋離大學教師。

我們當然關注大學同工的待遇及職涯發展的問題,但我們的出發點是要求在一個合理公平的環境下,讓大學能發展高質素的教學。我們一直強調,大學應該教研並重,在充份尊重院校自主的情況下,政府應要求大學清晰劃分教學及研究職級,讓有志於大學教學的同工安心教學工作,因為大學的使命除了學術研究、創造知識以外,也是為社會培育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做好教學工作,必須有一群擅長於教學及關顧年輕人成長的大學教師,而這些都需要穩定的教學環境及長時間建立師生關係。

根據教資會的資料,大學教師兼職化的問題十分嚴重,有院校甚至有高達40%,合約可以短至一個學期,視乎獲分配的學科數目,平均月薪可以低至不足兩萬。更甚的是兼職教師欠缺工作支援,部份連固定的辦公地方也沒有,被稱為流浪講師的他們,需要在飯堂、圖書館、以至學校公眾地方與學生討論功課及關顧學生成長,這些都與優質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馳。

可是,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對這些問題全無着墨,新增的大學資源大部份都用在研究上(而且只是所謂科研,人文社科仍然零關心),並沒有為大學生態扭曲作出任何承擔,長此下去,大學的教學質素實難有改善,而有志於大學教育工作的學者,一是繼續接受不公平的剝削、一是無奈地離開業界。那麼,我們下一代的大學生又由甚麼人來培育呢?業內常有一種說法,是學者會一再告誡香港年輕人,要想清楚才好決定是不是讀博士學位,尤其是不要因為現在讀全日制博士課程可免學費就輕言來讀,因為畢業後能否有合理的事業發展,存在非常大的隱憂。試想像,當香港越來越少本地出產的博士畢業生,這個地方的將來會是怎樣?任由大學教育繼續扭曲,受害的又將會是誰?

(蘋果日報製圖)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10月16日)

被遺棄的高中學校 未竟之多元進路?

本文與趙永佳教授合著

大學聯招剛放榜,今年有報道指部分大學科系收生向非文憑試考生傾斜,文憑試考生及家長認為不公平,大學則以「擇優而錄」辯解。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非文憑試考生普遍憑着高昂學費的IB(國際預科文憑)課程,以非聯招途徑報名,所以引來阻窒社會流動的批評。不過我們覺得,「向非文憑試資格傾斜」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可能是,為何只有IB或其他國家地區資歷才能進入非聯招門檻,本地同學如不能負擔高昂學費,就只有文憑試一條路?

自2012年實施文憑試作為高中考核以來,就有批評指文憑試「一試定生死」。大家都知道文憑試的評估要求在於學術表現,其他方面的多元智能發展,其實都未能顧及。教育界人士常有感覺,現在我們只有一把尺來量度絕大部分在本地主流學校修讀的同學,其實並不公平。把他們「禁錮」在以應付文憑試為目的之課程6年,亦未必適合培養他們的真正潛能。無論如何,結果是現時的高中制度彷彿變得比舊制更單一,學生出路變相更狹窄。

高中學校填補教育空白

回溯歷史,在新學制開始前,高中教育曾有一段相對多元的時間。2000年教改啟動,當時教統局倡議成立「高中學校」,由2003至2010年間,全港共有12所高中學校,但當中只有4所是真正的純高中,包括邱子文高中學校、明愛華德中書院、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當時教局曾認為「高中學校可以靈活地設計課程和運用資源,因應社會及人力市場的需求培訓人才,為學生提供另一條升學選擇。高中學校各具特色,它們都秉持着同一理念,就是要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課程。這些學校的學生支援工作,亦與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緊扣,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習平台讓學生在不同的領域發揮潛能」(教育局〈局中人語〉,2010年6月6日)。

在高中學校成立初期,各校都建立不同教育特色,也填補了在以文法中學為主導的高中教育空白。一直以來,高中生升讀大學一年級的比例,大約只是20%左右,其餘八成高中學生便需思考自己將來的路。高中學校的角色,能讓學生可盡早接觸文法課程以外的科目,對不少學生(尤其是不適合文法課程的學生)而言無疑是多一個選擇。

高中學校的發展,一般而言都與普通的文法中學不同,早年4所高中學校都各有特色,學生可因應自己個性及志趣報讀有關學校的高中課程,而學校也為學生未來升學作出不同安排。以已結束的邱子文高中學校為例,該校辦學團體職業訓練局為學生安排的「雙軌升學途徑」,讓學生可透過校內成績或會考成績,升讀轄下的高級文憑課程。而學校在課程設計上也提供多項「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課程)供學生選讀,讓一些擅長於「動手做」的學生也可發揮所長,也讓他們可透過不同學習方式,重拾對學習的興趣,對他們來說可能比文法課程更適合。

又例如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該校除了開辦文憑試課程外,亦舉辦經評審的「職業文憑課程」,讓學生可透過課程獲得等同資歷架構第三級的資歷,讓學生可在高中環境有多一種學習選擇。而按該校公布的「情意與社交表現」調查資料所示,學生對學習及校園生活的積極性都有所提升,也比全港學校平均值明顯較高,顯示出他們努力改善學生的行為表現,也揭示了適才施教對學生的個人成長的重要。

制度多元 才能讓年輕人發揮潛能

可是自新高中「334學制」以來,高中學校收生出現困難,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中學都以「平衡班級結構」運作,甚少學生完成初中後會選擇轉往另一所學校接受高中教育;而基於資助問題,學校也不願讓學生在中四離校。我們都知道,單一的制度、教學及學習模式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制度、模式愈是多元,才能讓更多年輕人發揮潛能。可惜自新學制開始後,高中學校(已有取錄初中生的除外)即彷彿被遺忘,其中邱子文高中學校已結束營辦,原校舍已轉為職訓局下的青年學院。而政府也沒有政策及意願鼓勵高中學校繼續發展為教育制度內不可或缺的一員,反而讓其邊緣化。新學制以來,也再沒有新辦的特色高中學校出現。

高中學校可發展出各自特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們是直資學校。直資制度的初心,本來就是讓他們可有較資助學校大的課程彈性,容讓為學生設計更適合課程。學制改革是一個契機,不單止改變公開考試制度,更應是讓制度邁向多元的時機。試想假如資助學校都能容許一定的課程彈性,而不是規定學校只能辦文憑試課程,新高中學制可能已能百花齊放、已能實踐多元進路,但可惜改變並沒有出現。

在高中學校政策被遺忘的情境下,資助中學又被鎖定文憑試課程內,高中「應用學習」便成為了唯一可能於文憑試主流科目以外的選擇。政府曾於2014年成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並於2015年發表報告,當中有提及「應用學習」的角色及認受性問題,並且建議由政府全面資助學費。相關建議亦逐漸落實,包括將應用學習成績由最高等同文憑試第三級提升至第四級,並且由政府100%承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的費用。此外,過往「應用學習」的修讀年期都是中五及中六兩年;在2014/15學年起,教育局推出「提早在中四開辦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劃,讓學校可安排學生在中四開始修讀應用學習,並於中五或中六上學期完成,給予學校一定的靈活度安排學生課堂。雖然當局推出不同措施支援學校開辦應用學習,但修讀的學生比例卻不見得有改善,歷年來都是大約6%至7%之間。而且,除了教育大學全面承認之外,其他資助大學只有極少數聯招課程承認應用學習等同正式選修科。由此可見,現時情况仍難言多元。

本來高中學校的發展,如能配合高中應用學習,是有機會為香港高中教育制度走出更闊的路,讓年輕人有更多選擇。回顧高中學校歷史,並非是要求更多高中學校出現,因為新學制先天上就不利純高中學校發展;而是希望它們在主流學制內進行實驗的初衷能被繼承。可惜的是因政策未能配合,不單未有更多特色高中學校出現,而且津貼中學要突破文憑試框框發展另類課程,更是困難重重。不知何時,大多數的高中同學才能有真正的多元進路?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2018年8月27日)

創科豈能解決人文問題

教資會在6月份通過由徐立之領導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草擬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中期諮詢報告》,公眾諮詢已在7月10日完結,小組將在稍後時間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中期報告》表明,現時政府投放支持研究的資源不足,因此對於行政長官計劃在五年內將本地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升至1.5%表示支持。

政府只偏重科學研究

當然,一個成熟健全的社會,理應支持大學學者進行有益於社會的研究。但是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組織,因此在不同的領域都需要學者就不同的課題進行研究。但在整份《中期報告》中,研究資源的建議明顯不利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小組主席徐立之更表明,檢討目的是「為了鞏固高等教育界研究工作的基礎,讓科研界蓬勃興旺,並推動創新科技發展,配合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

我們都不會質疑科研、創新科技發展對社會是重要的,但社會的發展、社會各式各樣的問題,卻不是科研、創新科技就可以完全解決。有些問題,必須要同時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才能為社會探尋出路。

就以最近文學界發生的兩件事為例。在剛過去的香港書展,主辦的貿發局被文化界批評除了使入場人數創新高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羅永生更指「主辦者既沒有請來真正具份量的作家,趁書展的機會發表重要演講,引帶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沒有策劃甚麼有吸引力的展覽或文化活動,促進社會大眾的文化素養」。究其原因,是主辦者並沒有將書展視為文化活動,而是一盤生意,在意的是入場人數以及生意額。

本來透過香港書展鼓勵更多人閱讀,以及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作者可以洽談版權,絕對是好事,可是當大家走入書展,就會發現「鼓勵閱讀」根本做不到,展場有一大部份售賣補充練習,與閱讀拉不上關係;而所謂洽談版權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另一事件就是淫審處把村上春樹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列為「不雅物品」,不准在書展銷售,引起文化界譁然,董啟章更發聲要求貿發局考慮褫奪他書展年度作家的稱號,因為他的作品也有情色內容。

以上例子顯示的是社會的反智已經去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改善這些狀況,學者、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學者,有責任透過研究,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辦法。可是,政府對研究的資助,卻一直不重視這個範疇,而選擇越來越偏向所謂科研、創新科技,而偏偏科研、創新科技卻解決不了人文素質的問題。

未來政府對研究資助的政策走向,我們都要密切留意。

(原刊於《蘋果日報‧論壇》,2018年8月7日)

「考評」的迷思

一提起「考試」、「測驗」、「評核」,同學腦海裡會出現怎樣的畫面呢?近一兩年,有關取消小學三年級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爭論,社會的討論焦點多是放在「操練」上,認為學校為了TSA的成績不斷要求學生操練題目,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壓力,而且操練的內容沒多大學習意義,剝削了學生真正的學習。

對於是否取消小學三年級的TSA,又或是政府現在聲稱的「基本能力評估(BCA)研究計劃」,這問題還可有不同看法,但當我們將問題拉闊來看,就是我們能怎樣看待「考評」。

我們都不能否認,在教育當中,「考評」都有一定的角色,學者吉布斯(Graham Gibbs)(2003)指出,「考評」有以下六大功能:
1.    讓學生抓緊學習時間及專注力;
2.    讓老師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
3.    讓老師可以給予學生適時的學習回饋;
4.    協助學生內化及在公平的情況下了解學科要求;
5.    利用分數或等級分辨出學生的學習成績,並分辨出「合格」、「不合格」的學生;
6.    向外界提供判斷課程水平的實證。

前四項功能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目的是透過測考,讓師生都可以了解學習的情況,從而作出回饋,讓學生可以知道如何改善,學得更好。後兩項的功能在於「篩選」,利用測考把學生的成績排序,分辨高低,強調的是「競爭」。

現時,所有的「公開評核」,都是以後兩項功能為主要目的,方便政府分配教育資源。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家長、教師、學生都在同一的制度下「競爭」。適當的「競爭」可以促使進步,但過度激烈的「競爭」就會產生壓力,反不利於學習,而無論是TSA、BCA,以至文憑試,都對學生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在小學三年級TSA的爭議上,教育局一再強調TSA(或BCA)只是低風險的測試,目的是要向學校提供回饋以協助學校、協助老師改善教學。然而,如曾榮光教授(2015)指出「TSA在評估整體學校系統方面根本是不必要的,在評估個別學校效能方面是不可靠的,在評估個別學生學習並加以支援方面是無效的」。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不單是否取消TSA的問題,在更闊的層面我們要思考在21世紀的今天,傳統的考評方法究竟是不是仍然符合時代的需要?我們都相信每個人都不同,那為什麼我們要強行為所有人劃一條線來判斷其能力?所謂學業成績的高低,長久以來都成為了一種大家都在追求的唯一指標,幾乎完全無視學業成績以外的才能,這樣又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呢?

(本文載於香港電台通識網2017年4月3日)


參考資料:
1. Graham Gibbs, Claire Simpson and Ranald Macdonald: 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changing assessment – a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2003)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to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Padova.
2. 明報:〈TSA有效?與操練無關?〉(2015-12-30)

讓學生學好歷史,就是為了防吳康民這類人

教育局剛剛公佈了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修訂諮詢稿,我在上一篇文章已指出諮詢稿的未解疑問。言猶在耳,吳康民在10月8日的《明報》以〈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為題發文,回應國軍老將郝伯村,認為抗戰勝利,「全靠全民抗戰。是全民、全中華民族的抗日,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應該強調某一個黨派的戰績,而否定另一方面的。」

說得倒是動聽,但眾多的歷史明證,二戰時在與日本奮戰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也許有功,但肯定不是「中流砥柱」。吳康民在文章絕口不提國軍功勞,反而以「全民抗戰」來轉移視線,淡化國軍的角色,用心卑鄙。

現時在初中中史科的修訂稿當中,說到二戰歷史時也恰巧不提國軍的主力抗戰角色,反而意圖強化所謂「游擊戰」在當時的英勇,正與吳康民這種人的論調不謀而合。

在這樣的情境下,當局的課程修訂不能不讓人感到憂慮。

也因此,大家必須要好好看著當局怎樣修訂課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嚴防吳康民這類人歪曲歷史,轉移視線,為當權者塗抹人血胭脂。

廉價「譴責」,煙沒真像

年初二的騷動,衝突的規模很大,示威者與警察皆有人流血受傷。警察的兩響槍聲,也許真的是因為預見生命受威脅,但這兩槍同時又引發了更大的反彈。

隨後騷亂平息,回復表面的平靜。

政府及其支持者,立即撲出來「譴責」示威者是「暴徒」,梁振英說這是一場「暴亂」,中共外交部說這是「分離主義」。總之,錯的全是示威者,一如以往,政府及其支持者仍然覺得自己什麼責任也沒有。

相對於我們都習慣了的「平靜」,年初二的騷動是「暴力」,一時間警民以武力相對,有人倒地,有人受傷,街上亂成一片,看在我們的眼裡,都是一些「暴力」。但這些所謂「暴力」為什麼會出現,便因為那一片「譴責」之聲,而被煙沒了。

從來,老百姓都不會主動挑戰政權,在華人社會尤其是,香港社會更是。香港人出名犬儒,對政治的冷感與保守,可謂世代相傳。今天社會的分化與撕裂,不是橫空而出的。追本溯源,是制度的「暴力」先出現,才會令反抗出現。

有朋友在網上列出了自梁振英上台後政府一連串不堪的政策,短短幾年,竟有幾十項。這樣的政府,竟然還未倒台,而那些官員仍然穩坐其位,然後繼續推出不堪的政策,蠶蝕著我們辛勤的成果,這種不見光、不見血的暴力,大眾卻依然看不見、或者視而不見。

好些朋友看到年初二的旺角,立即表示不能接受「暴徒」的行為,有些會說:「唔好同我講掟石冇問題,你試下企係度俾人掟」、「總之整傷人就唔啱啦」⋯⋯然後便不再思考。

是的,任何會使人受傷的「暴力」,社會都不會接受,電視畫面內的「頭破」、「血流」、「火焰」把我們的感官刺激了,大家都看不下去,因此那些人都是「暴徒」,是要被「譴責」的。於是建制團體在《文匯報》刊了15大頁的聲明「譴責暴徒」、傳媒跟著政府的「line to take」,一點獨立思考都不用便「如實報導」、民建聯在街頭搞簽名運動「譴責暴力」。

然而,政權多年來對人民施加的制度暴力,受傷的人也不少,但都被這些廉價的「譴責」煙沒,讓政權可以繼續為所欲為。有些人,明明自己是被壓榨的一群,卻甘於跟壓逼者一同起舞;有些人,明明自己是雞蛋,卻站到高牆之上,以為自己也是高牆。不要忘記,今天高牆讓雞蛋站在牆上,看似安穩,但只要高牆微微一動,站在那裡的雞蛋依然會跌個破碎。

但看來,香港大多數的人,依舊只會廉價地「譴責」,而不會繼續思考。

難得的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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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毛記電視」網頁)

昨天(1月11日)是星期一,是打工仔女最不想面對的日子,平常也沒有力氣參與工餘活動,因為還有一整個星期的工作要做。

然而,昨晚全城熱烈地等待著一個「電視」節目,這個節目沒有在傳統的電視頻道出現、也從來沒有在傳統媒體見過任何宣傳,但卻為全城「廢青」所期待。沒有所謂大卡士、大明星的演出,也沒有節目前後的八卦新聞出現,但竟然令全城起哄。因為沒有在免費電視頻道播放,有人便自發安排戶外直播。

這個「分獎典禮」,早在售票階段已引來「撲飛」熱潮,及後網民不斷要求「毛記」搞現場直播,最終直播由NOW TV做,既在其有線電視的頻道播放,也利用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播放,一時間,網民競相交流觀看方法。

節目後,網上即時出現了不同的評論,有讚有彈,但不容否定的是,昨晚那三個小時,香港人經歷了近年少有的開懷。星期一喎!平時真係好難笑得出!

論製作,其實無甚可觀,既沒有「華麗」舞台,也沒有百人大樂隊,歌曲也不是所謂「主流」,全是二次創作。但是現場所見,觀眾全晚都笑容滿面,也看得出是真的發自內心的開懷。就連陳奐仁來不到拿獎,現場只播出MV,大家不只沒有埋怨,還跟著字幕一起唱,而且唱得很開心。

也許,過去幾年,香港人真的沒有開心的理由,政治劣質化、社會沉淪、大陸黑手不斷入侵、梁振英好勇鬥狠、中港矛盾激烈、社會政策反智⋯⋯種種東西都向著更壞的方向,我們已很難找到笑的理由。昨晚因著一個網媒的節目,大家似乎可以暫時忘卻煩憂,開懷大笑。

說真的,這才是維穩、這才是和諧,而重點是,香港人可以在這幾小時當中,確認自己是真・香港人。

當然,我們儘管可以批評節目由一間破壞環境的油公司贊助、可以批評節目對社會議題的批判不足、甚至可以批判所謂「分發」「獎項」的理據。但是瑕不掩瑜,能讓香港人有幾個小時透透氣,開懷大笑一下,其實,在今天社會的低氣壓之下,已經功德無量。

就在節目進行之時,卻收到持有100毛及黑紙股份的萬華媒體(明報母公司)準備減持股份,令人擔心是不是打壓的開端。有人已倡議,利用眾籌,把萬華手上的100毛及黑紙買回來,以免「毛記」最終被河蟹掉。

香港人歡笑的權利,最終會不會同被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