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談《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意義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文本正本,現存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12月2日),英國國會下議院就中國政府拒絕向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發出簽證赴港一事進行緊急辯論,委員會主席奧塔韋(Richard Ottaway)表示,曾收到來自中國的官員指,《中英聯合聲明》已在1997年失效,故此英國無權就「聯合聲明」在香港施行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事帶出了兩個訊息,一是究竟兩個締約國簽訂的條約,能否由其中一國單方面宣稱失效?二是《中英聯合聲明》失效的話,是不是意味著清末時三條關於香港問題的條約──即《南京條約》(1842)、《北京條約》(1860)、《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將同時恢復效力呢?

政府及建制派常說,香港應以中史科取代通識科,認為學生了解中國歷史很重要,那麼,我們就翻開歷史,看看怎樣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這個訊息。

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急需尋求海外市場來傾銷大量生產的商品,以換取更多的資本作生意的擴張。相比於西方如歐美,遠在東方的亞洲,是亟待開發的處女地,尤以當時中國為甚。從前,我們的中史教科書都說,自清於1644年立國,即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因此中外交往不多。其實這是大可商榷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指出:「從1600年以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事實上,去到晚清時期,中國的人口已達四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對於急於尋找市場的西方國家來說,自是非常希望能在中國營商了。而且,假如清廷是「閉關自守」,便難以解釋為何葡萄牙自16世紀一直管治澳門,直至2000年。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中國並非沒有和外國做生意,只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饒,絕大部分物品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假外求。加上中國手工業興旺,反而是外國渴求中國產品,導致長時間都是中國享有貿易順差。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以擁有中國製產品為身份象徵,尤以貴族為甚。這個情況終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被打破。

由於清廷的天朝心態,對外國來華貿易視之為「恩賜」,初期外國人來華貿易顯然都接受清廷的這種態度。但是後來清廷因為未能趕上世界的潮流,對外國來華貿易諸多限制,商人遂轉而要求其所屬政府向清廷施壓,包括使用軍事力量來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當軍事力量一出,外國便發現了清廷的軍力不堪,於是便對用軍力威嚇的忌諱減低了,這就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

1839年清廷與英國政府就貿易問題交戰,導火線是鴉片問題,故此中國歷史稱之為「鴉片戰爭」。戰爭歷時3年,至1842年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戰事。《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其中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也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

《南京條約》的中文版本,是這樣描述割讓香港島的:

……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文版的描述則是: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從文本看來,香港島是永久讓英國掌管的。即使中史書上常以「不平等條約」來說明《南京條約》以至之後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各項條約,以說明條約的不合理,我們不應予以承認。但是我們同時卻要了解,所謂「不平等」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的,環顧中外歷史,這樣的條約不知凡幾。戰敗國要對戰勝國俯首,這不是西方的權利,中國歷朝也有對周邊國家用兵,戰勝了便要他人俯首稱臣,朝鮮、日本、安南等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都成了中國的朝貢國;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曾經不是「中國」一部分,是在戰敗後被強行納入版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些周邊國家來說,也應該是「不平等」的。

因此,雙方簽訂條約,本質上是雙方都必須遵守,除非締約雙方議訂修改或取消。

然而,1984年由中英兩國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即《中英聯合聲明》)全文都沒有提及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開首是這樣說的: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聲明的內容只提及中國「恢復」行使主權,英國「交還」香港給中國,並未提到涉及割讓及租借香港的三條條約如何處置。當然,中共一早已表示不承認所謂「不平等條約」,但英國則一直認為條約有效,相信因此兩國在香港問題上是刻意迴避提及三約的。

聯合聲明的句式,其實大部分條款都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聲明」(中文版)及「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e」(英文版)開首的,這意味著這份文件對締約國雙方都有同等的約束力,雙方都需要共同遵守。此外,聯合聲明並沒有為有效期作明確的規定,中國政府卻有此聲明: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見「聯合聲明」三‧(十二))

因此,合乎邏輯的理解,是整份聯合聲明,有效期至少應有五十年。在這個「五十年」之內,中英雙方都有不論是政治、道德、以至實質上,在香港事務上都有共同的責任,以體現兩國遵行聯合聲明的要求。

假如中國的官員真的認為聯合聲明失效,並以此作為拒絕英國國會調查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理由,即是單方面撕毀國與國之間的協議,理論上即是將香港問題推回至1984年12月19日之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既從未明言廢止,即持續有效,直至有另行的商討為止。如果聯合聲明失效,當可理解為英國與中國從沒有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英國當可立即領回香港的管治權。

還有一點很重要,清廷與英國簽訂的條約,是由國民政府繼承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到台灣,事實上並未亡國,只是被中共逼到台灣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歷史,就不能否認,民國建立了103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北京不願承認、也不想大家承認而已。如果真的要談香港「回歸」,對象也該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共。

當然,這不可能是政治現實。歷史也沒有如果,但我們卻可跳出管治者欲灌輸給我們的歷史角度,大膽思考,太史公也說,觀照歷史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我們從小學歷史,甚少要我們質疑,因為歷史都被認為是「事實」,政府與部分政客也是如此認為,所以提出要「必修」中史。但我們要閱讀歷史,就要建立自己的史觀,揭破當權者的謬誤,才是學歷史的應有態度。從這次有中國官員聲稱聯合聲明失效為引,回看歷史,揭穿荒謬,這樣的歷史課又如何?

廣告

黃均瑜枉稱人師

為了替獨裁者護航,究竟可以怎樣埋沒良心?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作了最佳示範。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退休校長,教聯會是工聯會的屬會,政治取態親建制、親北京自是當然,事實上,黃均瑜一直以來的言論都是這樣,本來就不足為奇。而身為「反佔中大聯盟」的一員,黃均瑜在政治上的取態與「大聯盟」站在同一陣線,也就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當「大聯盟」要把學校、學生置於「文革式」的鬥爭之下的時候,身為教師,黃均瑜不但沒有阻止,還加入抹黑,這就沒可能接受了。

黃均瑜在媒體發言,把學生罷課的呼籲,胡亂砌詞說成是黑社會,就是顛倒是非,實非教師所為。他說:「最先可能係打吓波,之後係食吓嘢,跟住就去偷吓嘢,冇事嘅,偷嘢捉唔到嘅,拉你唔到嘅,一步一步來,你問任何一個老師,任何一個社工,接觸過都知。」他還稱自己在教育界「經驗豐富」,以這樣的「經驗」來類比,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判斷是比喻不倫。

同學面對強權,爭取公義,為的是更好的社會,罷課是他們能夠表達的方式之一。學校可以不同意,甚至可以利用校規來「懲罰」他們,但這絕不等如他們就是犯錯。身為教師,假如連這一點認知都沒有,只能說這樣的教師水平甚低,其實是不應踏入課室的。而黃均瑜在「大聯盟」的記者會上說:「學校係無罷課呢樣嘢,喺中學來講,只有曠課」,正是低水平的明證。

教師的其中一個天職,就是保護學生,但「大聯盟」設立熱線電話、傳真、電郵來供社會「舉報」學生,並且恐嚇會公開他們的校名、以至個人資料,製造白色恐怖、寒蟬效應,全都是傷害學生、傷害教育界之舉。黃均瑜身為教聯會會長,不但未有制止,更為「大聯盟」的行動說項,為獨裁者壓迫人民添柴添火。

大家儘管可以不同意學生「佔中」,事實上「和平佔中」運動亦不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與「佔中」,但這不等於連學生在校內表達意見也要遭受無理的打壓。曾為校長,如果也沒有這樣的認識,由是觀之,黃均瑜枉稱人師。

美麗新世界呢?──看西西《我城》

「一眨眼,二十二年了。」西西在小說《我城》的序如是說。由一九九六年起算,至今又十八年了。

最初看《我城》這本小說,原因很簡單,功課。當我還在大學念書,修讀了一科當時的新科目:香港文學導論,老師是黃維樑教授。黃老師在課程中,選了西西的作品作為研讀的對象,這當然是因為西西絕對是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黃老師跟我們說,一部好的小說作品,總是主線明確,無論你翻到那裏,你總能看到作者欲藉作品帶出的訊息。當時,黃老師說,《我城》的主題是「溝通」。

初看《我城》,是臺灣允晨(1989)的版本,總覺得內容零碎,基本沒有情節可言,有點東拼西湊的感覺,更加難以用閱讀小說結構的方式去分析。西西在序中說:「小說刊載時(按:即為1975年),在街上碰見一位文警,說道:壓根兒不知道你寫甚麼。」大概我當時即為這樣的讀者,但西西對那位文警的批評,「聽了很高興,因為我一開始就對他的『視野』並沒有『期待』」。既然我的視野有限,當時的功課成績也好不了,雖然我已經忘記了成績如何。

後來看到「素葉」的版本,看到西西的序,決心要從新再看《我城》,果然,沒有帶功課的包袱,這次卻看得高興,結果這部作品前前後後我也看了近十次。一部作品能夠讓讀者一看再看,總有原因。於我而言,是《我城》有一種跨越時空的力量,在不同的時空,你會看出不同的面貌。

《我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髮一封給鄰居的信,信很長,內容大概是阿髮跟哥哥阿果及母親有一天搬到木馬道一號一座有十七扇門的大屋子,在兩星期之間,她看到木馬道一號的天臺上滿是垃圾,她不可以「踢毽子」、又不可以「跳繩」了,於是她跟哥哥合力把天臺收拾乾淨,可是,翌天天臺仍滿滿是垃圾。阿髮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鄰居,她不是投訴鄰居把天臺弄得污穢不堪,而是因為看到「那幅牆上因為有那麼多的蟲,也許我們會漏了幾隻沒有趕走,那麼,它們就會爬進你們的窗子,跑到你們的廚房裏去了。所以,當你們吃晚飯的時候,最好小心看看鍋子碟子,不要把它們吃到肚子裏面去。」今天,在我們這個事事投訴,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社會,還有阿髮這種可愛的人嗎?

歷來研究西西作品的學者,皆同意《我城》顯出了西西那一顆充滿童真的心,在作品當中,事物總是美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坦誠真挈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城》與西西的其他作品一樣,「的確經得起咀嚼」(黃繼持,1990)。

《我城》的「我」字,確切的在告訴大家,西西對於「我」城──香港──的感情,以陌生化的技法,你能細味西西在作品中濃厚的本地情懷。《我城》不是一部容易讀的小說,但愈讀卻令讀者愈希望多讀,細嚼當中的人與事。西西不是流行作家,她的作品也多在臺灣出版,這是香港文學的一種矛盾。就如《我城》,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在《快報》連載,共刊十六萬字,到了首個單行本,因為當時素葉出版社的經濟狀況,不得已只能修訂刊為六萬字,後來臺灣允晨出版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版本。西西說:「素葉最初的意思又指數頁。」

香港書展剛過,過百萬人次進場,平均消費近千元,即近十億元的銷售額,但嚴肅的文學作品卻只可出版「數頁」,這顯示「我城」出了什麼問題?主辦單位雖多次出來說要多元,但容下了多元之時,真正值得推動的閱讀文化,又走到哪裏去呢?

還有一點:書中對於「美麗新世界」的期盼,在2014年的今天,似乎將會永遠落空。

我城

西西(1996):《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

 

(根據原刊於明報讀書網2009年8月4日的文章修訂,原文題為〈一看再看《我城》〉。)

當政權無道,顛覆理所當然

香港政制改革正走在關鍵的十字路口,踏錯一步將恨錯難返。

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包括建制派、中聯辦、梁愛詩、劉兆佳等,為了搶奪政制改革的發言權,正全面鼓動輿論,誓要影響民情,為不/假民主的政制改革製造民意。

其中一種說法是香港的政制改革不單是香港內部事務,更牽涉了所謂國家安全,不能容許香港的政治制度,將香港演化為顛覆中共政權的地方。因此,香港的選舉制度要「百分百安全」、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出閘參與特首選舉、甚至要讓中共能預知並操控選舉結果。所以,由提委會組成、提委會提名門檻、以至最終由什麼人出選,中共都要完全掌控。

八月尾人大的決議,肯肯定,是反民主的。

有建制派的人公開說,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不重要的,國家安全及利益更重要。「國家安全及利益」聽落的確好像很重要,但只要大家細心留意,就知道在中國現時的情境下,所謂「國家安全及利益」其實只是中共的政權安全及利益而已。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是建制派、以至京官常常掛在咀邊的話,只要大家細心留意,這句話其實只是「香港不能成為反共基地」而已。問題正在這裡,中共自己也說,共產黨已轉型成執政黨,按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即是中共不過是由人民授予管治國家的權力,意味著假如人民認為中共的管治不濟,人民理當可以按民主選舉把其轟下台,換上另一批人執掌國家政權。當然,我們也明白,在今天的中國,這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按道理,政權無道,把其顛覆是理所當然的事。歷史上,多少朝代的覆滅正正是因為政權無道,受壓迫的人民舉起大旗,把無道的政權消滅,重新建立秩序。反之,如何政權治之有道,人民生活幸福富足,管治者也根本不用擔心會被人民起來反抗。建制派念茲在茲恐懼中共被顛覆,究竟說明了什麼?

與其恐懼香港會成為所謂顛覆基地,不如想法子如何令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而「結束一黨專政」正是其中的顯證。當政權的管治有道,顛覆之論也就無從談起。

官員要簽名「反佔中」,請先交出公權力

陸續有問責官員、行會成員簽名/或表示會簽名「反佔中」,並說簽名是以「個人名義」云云。這一屆政府有一項特色,是不論行會成員、抑或是問責官員,都喜歡「以個人名義」月旦時政,甚至對管治問題「表達意見」。

首先是張志剛。這位除了是梁振英的心腹之外,不知憑甚麼可晉身行會的人,繼承了梁振英以往在《明報》的「筆陣」專欄,每星期有幾千字的版位讓他「以個人名義」大發謬論。他出席不少時政論壇時,也往往「以個人身份」。尤記得去年在教協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上,他回答我的提問時,一再強調自己「不代表政府」,然後爆出了當時行會仍未討論政改,令全場譁然。

其次是羅范椒芬。這個前高官,出席大大小小的公開場合,為梁振英護航之時,卻又說是「以個人身份」,彷彿又忘了自己是行會成員的身份。

之後就到一眾簽名「反佔中」的行會成員及問責官員,說自己甚麼「以個人身份」簽名,支持「反佔中」,就連梁振英也說順路經過的話,也會簽名支持。

這堆人忘了,他們掌握公權,由履任公職當日起,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個人身份」。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共同監察。正因為他們掌管了社會大眾的生活每一個細節,權力甚大,故此他們必須以放棄若干個人權利(包括部份言論自由)作交換,才可以行使公權,否則他們就是濫權。

行會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處於高位,《基本法》第五十六條明文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可見行會成員對特首施政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外的一言一行理論上都不可視之等閒,更不能以所謂「個人身份」蒙混過去。

至於問責官員,他們的每一個政策及決定,更是直接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在社會爭議面前、在任何社會行動面前,他們更應持守中立,不能偏頗。但這次所謂「反佔中」簽名,官員紛紛走出來,偏袒爭議的其中一方,客觀效果就是把爭議加倍極端化,讓社會的撕裂惡化,這樣的行為絕不合適。在掌有公權之時,官員就沒資格說「個人身份」。

那麼,他們可以簽名「反佔中」嗎?可以,但先交出公權力,辭去公職,便可大簽特簽。

詭辯也救不了特區政府:回應張志剛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又再「以個人身份」在《明報》發表文章,是次題為〈政黨政治的浪漫和現實〉(2013年12月3日),一方面指出「如果按照《基本法》的正文和附錄,都沒有完全否定政黨執政的安排和可能性」,但另方面又指「對一些不存在的事情,我們往往可以通過想像來把它浪漫化,政黨政治即為其一」。對於這種「方方面面」都說一些,但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的文字,我們當然不會陌生,尤其是在近一年多以來,語言偽術充斥,詭辯相當有市場。

張志剛以美國早前的聯邦政府「停擺」、以及最近泰國政局為例,歸納出有政黨政治的地方,就會「亂」,然後又再搬出建制派常說的「以為一旦由政黨中人當特首、當司長局長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種論調,目的要說服大家,政黨政治不適合香港,他更指出上次特首選舉時,唐英年與何俊仁都有、或曾經有政黨背景,「如果唐何二人勝出推行變相的政黨政治,那香港是否又馬上天下太平?」他說的都沒錯,但同樣我們也可以反問:「現在沒有政黨政治,梁振英也沒有參加任何香港政黨,司局長出身政黨的亦屈指可算,那麼現在政府可以解決問題嗎?香港現在又是天下太平了嗎?」

也許,政府內、行會內已經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在梁振英管治下成績甚佳,否則也不會發表那《施政匯報》,自我吹噓一番。但現實是自1997年以來,現時的香港社會比起任何一個時候都要來得撕裂、社會問題都要來得嚴重、過往賴以維持社會運作的優良制度日被人治蠶蝕。政黨政治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不得而知;但現時政府無力處理,卻是彰彰甚明。

文章再言,由政黨中人任局長的話,會「出現史無前例的大分裂」。假如這種情況會出現,責任誰屬?別要忘記,現時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委任官員的大權在特首手上,如果特首執意要把施政理念有大衝突的人放到同一個管治隊伍中,問題是出在特首用人的眼光,而不是官員是來自什麼政黨背景。

政黨政治在香港沒有大規模發展,是因為政黨沒有執政機會,一般市民也知道不能透過支持政黨、以選舉去影響政府,於是政黨都沒有詳細的治港理念,多以爭取利益掛帥。社會利益多樣,細黨化自是必然。但如果政黨有機會執政,情況自然有變,意念相近的從政者自會統合,尋求更大的執政空間。這種角度,張志剛沒有提及,是否刻意不提?就只有作者才知。

張志剛的文章最後以中大的民調數據作結,說市民對「政黨整體的滿意度只有7%」、「不滿意的超過四成」,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卻毫無論及,便跳到結論,說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

也許政黨政治救不了特區政府,但只懂詭辯,不去正視問題的「行會成員」,又救得了嗎?

(文章刊於《明報・觀點版》,2013年12月10日)